国内生产总值强调的是制造地，即不管是本国的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只要落户在本国境内的生产价值就计算为GDP；国民生产总值强调的是制造人，追求的是本国企业、本国人制造的生产总值，只要是本国人，不管在哪个国家赚的钱，都计算为本国的GNP。
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策上如果追求GDP或GNP，将会引发不同的经济增长战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策上推崇GDP，那么它的经济政策取向必然是，不论是本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能在该国境内把GDP做大就行。当然，随着GDP的做大，政府也会增加相应的税收。如果推崇GNP，那就不仅本国收入计算进来，而且本国人在外国得到的收入也要计算进来。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关注GDP，决策者就会注重本国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而不在乎支撑这些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如果关注GNP，决策者不仅要求本国产业要发展，而且要求本国人在国外办的也要发展。于是，前者会倾心于招商引资，并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后者则在重视本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也重视本国人在国外办的企业的发展。
以GDP或者GNP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追求目标，在一定的GNP水平下，会导致本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不同。如果强调GDP，就会出现诸如四川民工在深圳打工，把GDP留在深圳，把利润带回四川；在深圳设厂的企业，也把GDP留在深圳，把利润带回了本地区。如果强调GNP，则意味着本国企业或公民在国内或国外都实实在在地给自己挣了钱。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新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发展，苏州GDP总量首超深圳，新苏南模式达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但这些掩盖不了新苏南模式的缺陷，新苏南模式被比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州GDP上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口袋却鼓不起来，利润的大头被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2004年苏州的GDP是温州的两倍，但苏州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几乎只及温州的一半。看来，更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实力的是GNP，而不是GDP。
GDP和GNP究竟哪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当然是GNP。GNP反映的是本国国民生产总值，比GDP反映的国民生产总值要真实一些。外资在该国的产值再大，也不是该国的。外资在该国内就像一个人肚子里用塑料膜封好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虽然在这个人肚子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人。
GDP和GNP相比，GNP更能真实地反映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该国的经济水平，能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不能一味只看GDP，追求GDP的高增长，而更应该多关注GNP，只有分析GNP，才能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所以说，在GDP和GNP这两个核算方法中，要想选择一个能比较真实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方法，应该选GNP。
进一步深入探讨会发现，推崇GNP蕴涵的是一种内在的增长模式，内在的增长模式的动力源泉来自于民间经济的发展。例如，有人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老天爷经济（自然条件逼出来的）、老祖宗经济（历史上有传统）、老百姓经济（来自于民间的普遍性），其显著特点是民间经济催生了不少本地的优秀企业家。而推崇GDP实际上是一种输入性的增长模式，其动力源泉来自于政府，是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在政绩杠杆的驱动下，用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内源型经济增长模式较为扎实，输入型增长模式由于资本的流动性，一旦出现更好的投资区域，这些资本就会流走。
GDP和GNP的区别及其引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对选择经济增长模式、制订经济增长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启迪：
（1）在一定意义上，产业或企业的国际竞争是GNP的竞争。因此，内在型增长模式与输入型增长模式相比，内在型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日本、韩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就是靠本国企业支撑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可能靠外资企业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看来，中国经济在增长中不仅仅是简单的做大做强，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赢利。因此，必须对GNP给予高度重视。
（2）科学地、策略地利用输入型经济增长战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所以发展慢，就是因为资本、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经验短缺，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发展起来。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适当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选择。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挥引进企业的带动作用，以最终培养起内在的经济增长力量。
（3）内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本国、本地区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是经济竞争的根本动力。各项经济政策应当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和振兴成长。
（4）既然GNP是国内企业制造的，就应当对于国内资本包括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区域流动给予更为宽松的政策。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政策优于我国民间资本的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反省。
由此可见，GDP与GNP不仅仅是不同的衡量国民经济指标，更重要的它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思维。因此GDP与GNP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应该值得有关政府部门警醒。
2．8衡量幸福感的指标——幸福指数
一生中，人们所追求的并非财富最大化，而是幸福感的最大化。财富多少只是幸福感中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因素，只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让人更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与金钱是否有关？如何衡量幸福？在讨论开始前，先回忆《富翁与渔夫》的寓言。
有一天，在海滩上，大富翁看见渔夫躺着晒太阳，便责备他说：“大好时光，你怎么不多打点鱼呢？”渔夫反问道：“打那么多鱼干吗？”富翁说：“卖钱啊！”渔夫再反问：“卖那么多钱干吗？”富翁说：“有了钱，就能像我这样，有自由，有快乐，悠闲地享受这片美丽的海滩。”渔夫说：“我现在不正在快快乐乐地躺在沙滩上吗？”
对这个寓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两人的经济水平不同，两人的幸福感却是相同的。如果用财富的多少去判断一个人的幸福感，这里显然行不通。
在经济学中，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还应该有一个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幸福指数是指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幸福感的一个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某市民说：“幸福就是工资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某职业经理人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以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那么“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改善，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自己使用的物品越新颖、越高级、越奢华，生活的质量越高，人就越会感到幸福。事实上，幸福与钱财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正比关系。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北方一偏远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勤劳的农夫，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地耕耘在田间。日子过得虽然说不上富裕，却也和和美美，快快乐乐。有一天，当他漫不经心地把外衣脱下来随手甩在自家的田边时，突然发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原来是一个金罗汉。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物让他的家人和亲友都高兴不已。可从此之后，农夫整天心事重重，愁眉苦脸。别人问道：“你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么？”农夫回答：“我在想，那十七个罗汉在哪？”
当有了1元，会想着10元；当有了1万元，会想着10万元。有理想和欲望固然不错，但当这个欲望超出一个人的驾驭能力时，多一分财富就会多一层负担。
统计显示，当财富逐渐稳步上升时，人的幸福感会随之上升；当财富达到一定“界限”后，人的幸福感将不再上升，甚至会随着财富增加而降低。因为达到一定财富水平后，钱的数量只是一个数字，对个人和家庭已经起不到“质变”作用，甚至为了增加财富，个人和家庭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健康、自由，等等，幸福感也就随之降低了。
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幸福感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产品，不是哪个个人就能生产出来的，如果让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谁也不愿意选择生产不赚钱的环保产品，结果谁都不快乐。可见，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如果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谁都不仅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会收获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寄托；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受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和快乐。
可见，财富多少并不能作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生活的幸福指数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决定的，还要看人的精神生活。
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式的作用，其成员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有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挑战。
第二，成就动机感。人的成就需要决定成就动机感，成就动机感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对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本体安全感是指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对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极其重要，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比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并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贫富分化程度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贫富分化程度加大，在社会心理方面，人们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幸福指数也启示我们，作为个人在追求物质带来满足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学会寻找快乐，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同时享受精神和物质上带来的双重快乐，而不是单单承受物质需求带来的精神压力。
2．9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升幅过大，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面临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的升幅过高往往不被市场所欢迎。
从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以猪肉价格快速上涨为代表的通货膨胀使不识字的老太太都会说CPI了，也许她们不懂CPI的意思，但是她们却明白CPI高了口袋里的钱买来的东西就少了。面对这头“猪”发力狂奔，许多人感叹：“跑过刘翔难，跑过CPI也不容易。”
那么CPI到底是指什么呢？
CPI和GDP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侧重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数，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幅过大，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的升幅过高往往不被市场所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