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到了中央苏区，来到了中央红军，并把它的触角伸向各个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是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调他“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1933年1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我白区工作丧失几乎百分之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这就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形成了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更加直接的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一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建立了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疯狂“讨伐”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杀害无辜平民，使我国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1933年1月，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强行武装占领了我华北要冲山海关，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把侵略矛头直指我热河省。3月初，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同时进抵长城各口，已经摆开大举进犯我中原之势。
在这国难当头、强虏压境之形势下，蒋介石竟然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1932年6月至10月，蒋介石首先调集十万兵力，向湘鄂西洪湖和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各根据地均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和转移。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张国焘等的“左”倾错误，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转至川北。由此，红军对武汉所构成的威胁基本解除。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地出动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抵制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斗，巧计歼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共全歼敌人第一纵队的三个师，生俘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缴枪万余，俘敌万余。
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则在致陈诚书信中哀叹为“有生以来的隐痛！”
经过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三十万人，全国共有中共党员三十万人。
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正确得当的战略战术，也是由于中央苏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同时，开展了土地革命，毛泽东等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壮大，红军的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天生成就的大道坦途。有真理就有谬误，二者就像正数和负数般的不可分割。真理，也只有在与谬误的较量中，方可显示其不朽的光辉。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跌荡起伏。有时真理占据主导，而有时，则是谬误占据主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1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策，提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击。
3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寻乌事件”。
1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1932年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上，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左”倾政策，并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为代表。
会昌县的《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会寻安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大有改观，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在具体作法上，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邓小平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这样的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而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斗争。
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与其这样，“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反对大量推销公债的作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
以上关于会昌中心县委抵制“左”倾政策的这一段的记载，说明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是如何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红七军的遭遇，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得像父亲这样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和宗派主义的逼人气势，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开始斗争了，自觉地进行斗争了。
在这场反对“左”倾政策的斗争中，站在前锋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毛泽覃，乃毛泽东的弟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团委、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从1927年开始在赣西南井冈山、宁冈等地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