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慕雍山人，广东香山县人。
郑观应出生在一个封建士绅家庭，她小的时候就随父读孔孟经书，熟读八股文。郑观应的父亲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长期担任乡村塾师，"从学者多享盛名，各有建树"。可他自己精心调教出来的郑观应，却没有考上秀才。
郑观应的父亲于是鼓励郑观应放弃举业，转而学商。
1858年6月，郑观应乘船离开了广东，来到上海，投靠叔叔郑廷江，他的叔叔正担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
叔叔郑廷江把郑观应带到自己的家里居住，他对郑观应非常钟爱。每当谈起叔叔郑廷江，郑观应都会止不住感激的泪水。
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郑观应跑遍了整个大上海，对洋行里的大小事情非常熟悉。对于英文的学习，郑观应更是刻苦，再加上精心琢磨经商之道，郑观应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买办了。
叔叔见了感到很欣慰，于是拜托郑家的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等人把郑观应推荐到宝顺洋行工作。
1859年冬天，郑观应追随宝顺洋行的洋人到天津考察商务。那时候的天津，天寒地冻，条件艰苦，衣着单薄的郑观应冒着寒风，刻苦自励，异常勤奋地工作，洋人对他非常信任。
1860年当他们返回上海后，郑观应就立即被洋行委派掌管丝楼，而且还兼管轮船揽载等事务，从而真正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当时郑观应还不满18周岁。
自1862年起，郑观应陆续发表了《救时揭要》一书。书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文字。
《救时摘要》与日后郑观应所著述的《易言》和《盛世危言》构筑了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三个阶梯。三部著作充分体现了郑观应一生中最基本的格调--爱国。
1868年宝顺停业，郑观应也就失去了买办的位置。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工作的是年间，结交了许多中外的商人，还曾经与一些社会名流有过交往。在做买办公余时，他自己也在经营一些生意，因此他出了宝顺，就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后，他又与别人一同承办了这个茶栈。后来由于各地茶客拖欠资金太多，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周转，股东郑观应等人怕和生祥茶栈有倒闭的危险，于是大家在1871年将和生祥茶栈关闭了。
在经营和生祥茶栈时，郑观应就已经开始与别人合伙同外商经营公正轮船公司了。那时，郑观应还经营着荣泰泊船公司。
仅仅几年工夫，初出茅庐的郑观应锻炼成了一个通晓商务、满腹韬略的实业家。郑观应的资本也渐渐丰厚起来。当和生祥关门后，郑观应便到扬州当宝记盐务总理。
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了轮船公司，曾经在宝顺洋行供职的麦奎当上了轮船公司的总船长。麦奎在宝顺洋行期间，对郑观就非常器重，于是他力邀郑观应来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一切。郑观应接受了麦奎因的意见，加入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1874年初，太古轮船公司与郑观应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聘请郑观应为太古的总理并且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的地位相当于总买办。
在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全心全力地做了许多工作，并且经营得力。为了使公司赢利，郑观应采用加快轮船航运周期，减少消耗，多招揽客货来源等方法，即事先做好各种准备，使船到码头后不耽搁时间，并且能迅速开航。他还购置了烧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大大降低了消耗和运费。郑观应还请熟识的客商代为招揽客货，给这些人一些好处费。
以上办法的实施，使得太古公司客货两旺，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增强了太古轮船公司在航运业中的竞争实力。渐渐的，太古公司日益壮大，从只有三艘泊船的小公司变成了航运业的一支劲旅。因为郑观应对太古公司贡献很大，因此在1877年合同期满后，太古轮船公司马上又聘郑观应继续干下去，签了五年的雇佣合同。
郑观应那时刚刚30出头，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高级买办。几年以后，郑观应回到香山老家娶了叶氏为妻，生活较为安定了，事业上更有成就了，钱财益丰，踌躇满志，眼界和思路都大为开阔。
在这一期间，郑观应的活动十分繁忙，然而著述却没有停下，他在《救时摘要》的基础上，还扩成36篇本的《易言》，体现了抵御外国势力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郑观应虽然身为洋人的买办，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郑观应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想依靠清政府来实现强国富民的宏图大志。
因为郑观应经营商务的成就和声誉，李鸿章很赏识他，因此郑观应在尚未脱离太古公司买办职位的时候，就被李鸿章委派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了。
这时，郑观应到太古当买办已经八年了。李鸿章赏识郑观应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郑观应发表的《易言》等著作，朝野抢传，洛阳纸贵；而且他经营商务很有办法。
二是因为郑观应"乐善好施"，对直隶赈务"赞助"更多。还有郑观应的同乡兼同宗，任天津海关道的郑藻如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得力帮手。郑藻如经常在李鸿章的面前夸奖郑观应的能干与忠诚，使郑观应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被李鸿章视为左右手的盛宣怀了。
盛宣怀十分看重郑观应兴办近代企业的经验，常常在人前背后大加夸奖。郑观应也常把盛宣怀视为知己。
邓观应首先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再次筹建，郑观应又一次被李鸿章推荐入局，被委为会办。很快，他又被派为总办。这次郑观应首先抓住用人、筹款和立法三项最关键的问题，作为建厂的基础。接着，他对机器设备、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等问题都做了非常周密的考虑和安排。
为了增强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能力，郑观应向清政府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是减免厘税，于洋货享受同等待遇。第二是"准给年限以防外人争利"，就是在一定年限内只允许他人附股，不许另外增设织布局。有了这些优惠条件，再加上郑观应的刻苦经营，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买地、建厂、购置机器、招聘技术人才和选择原料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起色，年产布十万匹左右。
1881年，上海电报分局成立了，郑观应又被李鸿章委派为该分局的总办。
郑观应以太古轮船公司买办的身份同时兼任洋务派企业织布局、电报局的会办和总办，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反复考虑，郑观应在1882年与太古合同期满时脱离太古，接受了李鸿章的委派，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就这样，郑观应结束了他的买办生涯，走上了洋务派商人之路。
郑观应进入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正好是招商局处于困窘之际。郑观应就职后，着手解决招商局的生存危机问题，使招商局重新生机勃勃，繁荣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