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冬天来临了。
转眼间，我到K公司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黑土地到江南水乡，天南海北地跋涉，我就像一只上满了弦的钟表，一步也不停得走着。
到现在为止，我除了拿下20万的甘肃项目外，在山东独立做下了一个36万的县级市的项目，协助林杰或各办事处累计完成项目总额在180万。其中温州C县的项目达到了61万，这是单个项目金额中等偏上的数字。C县的杜局长后来到北京的时候我邀请他到公司参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对我们的远程教学系统赞不绝口，其中30多万是该系统贡献的。
合作项目最终还需要张文强按贡献率进行分配，三分之一总是有的吧。如果这样算，那么我今年的业绩已经可以超过100万了，对于一个还不到一年的新销售来说，已经相当不错。我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
在这个过程中，林杰给我涨了两次工资。从原来的2200元提高到3800元，怎么着也是高级教师待遇了。
由于经常出差，我和秦兰聚少离多，但每天一个电话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平房没有暖气，去年冬天的寒冷让我产生了装个土暖气的想法。
想到了找原来学校的总务处苏主任帮忙，他待人很热情，因为我当时是团委书记，“党政工团”领导班子之一，每周开校务办公会我总和苏主任挨着坐一起，说说笑笑。等会开始了，我就闭上嘴一言不吭了，刚毕业的大学生，插不上话。
苏主任二话没说，派了两个工人拉着学校里闲置的暖气片就来了，我到鼓楼东大街买了个蜂窝煤炉子，放在屋檐下，然后工人安装管道和暖气片，折腾了一天才完成。询问了隔壁大妈，我找到了隐藏在胡同里的一个蜂窝煤加工厂，买了500块蜂窝煤。这个冬天终于不怕冷了。
院子里有棵柿子树，很粗壮很茂盛，据房东讲是到北京做生意的祖上建这套宅子的时候种下的，寓意是“开柿（市）大吉”。每年硕果累累，房东委托我上房爬树摘柿子，我就喊几个在学校要好的同事来帮忙。
柿子熟了，又是一年。趁摘柿子把大家约出来聚一聚。
离开学校这么久，由于忙，偶尔大家打打电话，没有见过面。
周六，秋高气爽，在我的邀请下，来了四五位，大多是3年前一起毕业进学校的，气氛亲切热烈，大家谈的话题大多是哪位老师又走了，哪位领导提升了。
由于待遇低，教师流失现象在北京的普通中学十分严重，很多像我这样混了北京户口后就离开了。还有的是因为中学的质量参差不齐，好教师总是试图调到更好的中学。
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最古老的中学之一，已经有350多年的历史。据校志记载，前身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所八旗子弟学校，连曹学芹都在这里读过书，食堂门口的草坪里有他老人家的青铜像，一个干巴黑瘦的老头形象，据史书记载，曹先生个矮且胖，不知道当时的雕塑依据什么原形设计的，每次从边上走过，总让我想起孔已己；
老舍先生在这教过书，教学楼门前立有先生的半身铜像，属于写实风格，应该出入不大，面晗微笑，慈祥地望着走过的每一个人。对先生我是肃然起敬的，乃真大家也。
劳动模范李素丽也毕业于此，一度被立为典型全国宣传，到学校做过报告，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
比不上四中、二中等一类校，这所学校属于二类校，据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闹腾得太厉害，很多高水平的老教师都被迫害死了，从此一蹶不振。还有个说法是，生源不好。学校位于北二环边上，北京的二环是在原北京老城墙地基上修建的，临近此路的地方自然就是“皇城根”了，居住的是城市的下层贫民，没有书香传统。
不过现在的孩子确实不好管，北京没有外地学生那么大的升学压力，而且严格执行教育规范，上五天歇两天，在山东老家姐姐任职的县一中，一个月只允许回家呆一个晚上，和监狱差不多，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教师更不能打骂学生了，家长和学生的维权意识都很高，惹那麻烦干嘛，你爱学不学。可是上课的时候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一块来的一个男老师就是压抑不住怒火，上去来了一拳，家长闹到教育局，差点被开除。
团委的主要职责是思想品德教育。开始一年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每天早上七点，闭着眼睛爬起来站到大门口监督学生入校，对不拉校服拉链的、染了头发的进行教育，有时还突然袭击到大门口百米外的拐弯处抓抽烟的，总有一帮学生在进学校前窝在这里过瘾。到7点20时预备铃响后，我就可以去食堂吃早餐了，炒肝一碗，油饼一张。然后回到办公室，泡杯茶，中国青年报送来了，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11点半的时候，准时去打饭，逃过12点学生下课时那乌泱乌泱的人流。
中午总少不了睡一大觉，起来后忙活得团员档案、活动计划之类的正事，到5点就换上运动服打篮球去了。
晚饭一般是几个同事一起在胡同的小饭馆里吃，实惠，宫爆鸡丁等家常菜一律6元，满满一大盘。整几瓶啤酒，喝得不亦乐乎。
晚上回来后打扑克，或打电脑游戏，一直到下半夜。第二天7点，又一个循环开始。
第一年专职的教育管理工作实在没意思，第二年我申请兼任了附属小学的四年级语文课，那帮可爱的孩子特喜欢听我讲题外话，如讲到的辘轳这两个字，我会以小时候用辘轳打水的经历详细阐述辘轳的原理，大家听得特起劲。
我们曾经在很多地方留下过足迹，但有的地方不是一排脚印，而是一堆脚印，这是我们驻足停留的地方。或多或少，在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和老同事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满满两大桶红艳艳的柿子，映着大家的笑脸。
秦兰这时候也辞职了，她原来的单位是一个国营工厂，每个月才拿900元薪水，学的是经济专业，却干着打字员的差使。同样也需要交纳违约金，她不是师范类，只需要交7000多元。没问题，交了钱走人，换来一个自由身。新工作还不错，做企业管理咨询的，薪水可以开到3000元。
11月底，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临了。我人在南昌，新闻联播报道了北京道路瘫痪的消息。
给秦兰打电话，她已经到了家，新单位离住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远，她骑自行车，所以没受到交通影响。
“把炉子看好，别灭了！”我嘱咐她。
“我没生炉子。”
“什么？这么冷怎么不生炉子呢？”我责怪她。
“雪下得太大，还得找柴火，蹲雪里点半天才着；换媒的时候总夹碎，灰就窜出来，弄得满头满身都是；再说半夜起来出去换媒多冷啊。我灌了暖水袋，多盖床被子就行了。”她总结了生炉子的几大弊端。
我沉默了，半天无语。最后说了句话：
“我们买房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