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可能低调一些，亚当斯早晨乘坐一辆仅由两匹马拉的“简朴但十分优雅的”马车，从弗朗西斯饭店来到了议事厅，没有用华盛顿第一次举行就职典礼时乘坐的那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豪华马车，他也不让随从们一路列队护送他前进，他向阿比盖尔坦承，自己不怎么想要前任当时搞的那些“宫廷”礼仪。
到了中午，阴暗的天空开始变得明朗起来，天色转亮，万里无云，可亚当斯的情绪却不太高昂。家人一个都不在场，他感到非常孤独。前一天晚上他无法入睡，感到不太舒服，一直都担心自己无法撑到仪式结束就会昏倒。不过他还是取得了成功，顺利地发表了演说，清楚无疑地表明了自己在宪法、党派政治、国内问题、法国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
虽然演讲稿的文字似乎有些刻板，不过他的演说很有力，带来了强烈的效果。亚当斯心潮澎湃，用坚定的语调号召人们重燃美国独立革命的热情，还谈到了“由心灵美好、有头脑的人”缔造了“带给人们幸福的现行宪法”。为了消除人们对他政治信念的疑虑，亚当斯表示自己完全拥护和尊重现行自由共和政府。“的确，还有什么其它形式的政府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热爱呢？”他还表示尊重各州的权力，而且坚信应该拓展对全民的教育，这样既是为了使人民的生活更幸福，也是因为教育对保持人们的自由非常重要。亚当斯警告说，对国家最大的威胁就是谬论、党派之争和“国外势力影响的蔓延”。
他愉快地对华盛顿的领导表示赞赏，对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很是称道，并保证自己会对美洲印第安人持“平等和人道”的精神，“使他们和我们的公民彼此更加友好，改善他们的境况”。他在演说中用最强硬的言辞强调了美国的中立立场，这对国会和在场的外交官都是有利的，更不必说反对派媒体了。亚当斯宣布，他将“坚定不移”地维持与各国的和平，然后他还表示，在法国旅居近七年，他对法国怀有深深的敬意。最后，他坚定地声明自己对美国人民的精神有“坚定的信心”，“我为此押上了我的一切”。接着，在庄严地向上帝祈祷后，他走下讲坛，来到房间前边的一张桌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埃尔斯沃思·奥利弗宣读总统就职誓词，亚当斯跟着念，精神十分饱满。
亚当斯就这样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了。由于佛蒙特、肯塔基和田纳西3个州的加入，美国现在已拥有16个州。亚当斯在从政生涯中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在上届政府中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也从未在军队中服过役，而且从来没有通过竞选来拉过一张选票，也从未表现出热衷于政治，可他现在却成了最高行政首脑和总司令。
会议室里许多人黯然泪下，他们为亚当斯的话所深深感动，不过更多的似乎是为华盛顿即将退出政坛而难过。亚当斯写道，“气氛确实很沉重”，他还注意到华盛顿的神情一直十分平静和安详。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华盛顿在完成仪式后趴在亚当斯耳边悄悄说：“我公平出局了，你走马上任了，看看我们谁更开心吧！”
送别华盛顿
在举行就职典礼前，亚当斯就采取了自己任期内最重大的措施之一：他没有为自己任命一个新的内阁，而是让华盛顿时期的4名部长继续留任，他深信这是与联邦党人保持和睦相处的最保险的办法。后来他写道：“是华盛顿任命了他们，我要是换掉其中任何一人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再说我对他们任何一人都设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意见。”况且，美国并没有内阁成员在一届总统任期未了时辞职的传统。华盛顿本人鼓励这些人留任，他们中也没有人表示希望辞去自己的职务。
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杰弗逊在对法关系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共和党人希望他能起很大的作用，联邦党人则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有任何发言权。亚当斯私下里对这一点态度很模糊，他已经原谅了杰弗逊过去的所作所为，但这绝不意味着遗忘。他向特里斯特拉姆·多尔顿坦承：“我可以告诉你，他对派因和弗雷诺的支持，还有他在性格和政治方面错综复杂、纠结不清，已经变得十分不利，总是引起我的焦虑和不安。他周围会有太多的法国人伺机讨好他，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让他稳定下来。”
然而，亚当斯对埃尔布里奇·格里却表示对杰弗逊比较有信心。鉴于杰弗逊很理智，而且与亚当斯有着长期的友谊，亚当斯认为，他可以期待他的副总统能够像当年他支持华盛顿那样来支持自己，“这将成为我一辈子的骄傲与荣幸”。与此同时，本杰明·拉什写信给杰弗逊，说当他听到亚当斯“满怀喜悦地谈起与你一起管理政府”时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在任何场合对你都是很公道的……”
杰弗逊在就职典礼的几天前抵达费城，他住在法国饭店，并在那里拜访了一下同在此处下榻的亚当斯。他们两人已有3年没见面了，这次重聚显然很愉快。从礼节上来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这样见过一次也就足够了，可实际上亚当斯第二天早晨立刻就对杰弗逊进行了回访，这被视为一个清楚的讯息：亚当斯确实要奉行一种超越党派分歧的政策。
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是3月3日。第二天早晨，杰弗逊在参议院面前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着重夸奖了亚当斯，说他是个“卓越的人物”，还谈到了他们两人“从未间断过的友谊”。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刻，两人之间摒弃党派之争的合作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写道：“我很满意，亚当斯先生和杰弗逊先生站到了一起，事情看起来很顺利；这表现出一种和解以及分歧的消除，也许会有效地缓解党派之争。”
3月8日，华盛顿来到法国饭店与亚当斯告别，并祝他一切顺利，两人在友好的气氛中道了别。华盛顿在离职前主动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表示亚当斯在成为总统后不要特意回避给予约翰·昆西“他理应得到的提携”。华盛顿写道：“我的想法很明确，亚当斯先生（约翰·昆西)是我们在海外最有价值的人才，如果给他机会，让他到外交战线上去，或者担任其他公职的话，他将以行动证明自己是我们所有的外交宫中最能干的一个，我对此确信无疑。”华盛顿这番话对亚当斯意义重大，正是华盛顿的推荐坚定了他提携自己儿子的信心，而不是太在意反对派对他任人唯亲的指责。
在华盛顿离开后，杰弗逊也匆匆向亚当斯道别，很快离开。亚当斯终于走上总统之位，却好像在一瞬间变成孤家寡人。他一生中经历了太多，他做了这么多贡献，承担过无数风险，如此全心全意地为他的祖国服务，但他似乎并没有把当上总统视为职业生涯的最终目标或至高无上的终生成就。回顾他之前的人生路程，他并不是那种把生活视为一步步爬上山顶的人，而是更乐意把生命视为一段旅程或冒险。就像他冒着危险翻越比利牛斯山，只是为了尽快感到巴黎为国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担任总统不过是他人生漫漫长路上的另一个插曲，命运偏偏如此多舛，使他无暇细想，只能匆匆经历人生的种种，还要面对越来越危险的前景。
（第五节）睿智的联邦党人
欧洲的危机
上任伊始的约翰·亚当斯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国对美国的威胁。
此时的欧洲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尤甚。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曾经帮助过美洲，与英国开战的法国理所当然地认为华盛顿应该帮助自己。但事实让法国感到极度不满，奉行中立的华盛顿政府不希望介入欧洲的事务之中。新独立的国家太脆弱，她更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而不是战争与混乱。
接替华盛顿的亚当斯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如何协调与法国的关系。杰弗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总统很幸运，在危机就要爆发之时脱身了，让别人来承担后果。不过，他的离去也标志着困难的开始，而且这些困难都会被归咎于新政府。”亚当斯对此深为苦恼，在写给约翰·昆西的信中他说道：“我就职之初就遇到了与法国发生误解的问题，我应该努力进行调解，如果这样不会违背忠诚、玷污荣誉的话……美国是无所畏惧的。”
就在他就任总统一周后，亚当斯从欧洲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执政的法国5人督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派出的特使平克尼将军。平克尼似乎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不得不离开巴黎，退到了阿姆斯特丹，等候下一步指示。雪上加霜的是，亚当斯收到新的消息，说法国军舰根据巴黎的命令，在加勒比海变本加厉地俘获美国船只。督政府虽未公开宣战，实际上已然对美国在各地的航运开战了。危机迫在眉睫，亚当斯面临着全面战争的威胁。
摆在亚当斯面前，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是对法国宣战，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另一条就是继续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问题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尽管亚当斯大概在10年前就大力提倡美洲要建立和壮大自己的海军，但遗憾的是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新独立的美国根本不具备与法国在海上开展的基础。和谈也有许多障碍，先不论法国督政府苛刻的条件，仅仅只是国会中那些强硬的反对力量就让亚当斯感到头痛。亚当斯好几天来都在开单调冗长的会议，他告诉阿比盖尔，连天气都是愁云惨淡。“我感冒得很厉害，新闻很不妙。”他曾对埃尔布里奇·格里表示他对自己内阁很有信心，现在却大大动摇了，看来他已经预感到政府内部会出什么问题。“从现在我所处的环境来看，我看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景象，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的怀疑或想象……妒忌和竞争……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被这些丑恶的东西如此逼近。”
好像一切都很糟，没人可以帮助他。
3月25日，亚当斯以总统的身份要求国会在5月15日召集特别会议，“协商决定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以议员们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为美国谋求安全和福祉”。共和党人义愤填膺地指出，战争的阴云已笼罩了首都。联邦党人的报纸宣布，美国已经遭到了法国深深的侮辱；共和党人的报纸则肯定了美国与法国的友谊，同时表示希望总统能遵守自己在宣誓就职时许下的寻求和平的诺言，还说“某位前部长”（汉密尔顿)正在暗中鼓动战争，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就像给这种混乱火上浇油似的，有人不仅预言并希望与法国开战，而且认为美国势必会与英国结盟——这种说法在很多地方都很流行。亲法政党的图谋显然是想引人民陷入一种极不安全的境地，削弱国家的力量，由此破坏用来捍卫独立的防御措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捏造法国与美国很友好的说法——从而鼓吹与这样友好的国家交战是多么没有道理，还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叛徒干脆明白地说，如果开战，他们会站到法国那边。亚当斯一直保持沉默。亚当斯不像乔治·华盛顿那样广受欢迎，华盛顿是全票当选的，即便批评之声也不能撼动他的地位。亚当斯却不像华盛顿那样拥有忠实的追随者，国会里也没有支持他的派系。更要命的是，美国隐隐呈现出一些现实的危机，比如美国当时在陆上和海上都没有军事力量，法国海盗在政府的授权下继续肆意劫掠美国商船，美国政府对此却束手无策。不过他在写给亨利·诺克斯和约翰·昆西的信中说，他会竭尽所能来解决与法国的争端。他向阿比盖尔坦白，自己已完全精疲力尽了，他求她来帮帮他。他与内阁越是不和，他就越是不信任他们的判断，也就愈发希望阿比盖尔能在他身边，希望能听听她的见解和判断，即便在他担任副总统之初感到困难重重之时，他也没有像现在这般日益急切地恳求阿比盖尔来陪伴他。他在信中写道：“要么我去找你，要么你来找我，我不能没有你。”还写道：“求你了，一刻也不要耽误，过来吧，帮我分担生活中除了公务之外的每点烦恼，跟我一起讨论，助我一臂之力，用你的话语来抚慰我。”他告诉她：“已经到危急的重要关头，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现在必须诚挚热切地重复我的请求，没有你我什么也干不了。”
和以前一样，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阿比盖尔总是会最快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亚当斯在3月21日那天搬进了华盛顿腾出的总统府，这所房子的租金十分昂贵，一年要2700美元，另加2500美元的马车和马的费用。虽然国会将拨出14000美元来购买家具，亚当斯还是十分担心，他的年薪只有25000美元，根本负担不起。他警告阿比盖尔，他们将过上比从前更紧巴的日子了。“所有的镜子、装饰品、厨房设施……全都得买。所有的瓷器……玻璃器皿和陶器……此外还有亚麻制品……秘书、仆人、木材、慈善款项……一大堆类似的开支。”可他们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别把我这些抱怨告诉别人……我会失去性格坚强（的名声)……有时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个烦躁易怒的人，立场并不坚定。”
就在阿比盖尔已经动身前往费城之时，亚当斯年迈的母亲身体急剧地衰弱了下去。4月份的天气变得异常炎热，气温骤然升高，亚当斯的母亲陷入了濒危状态。阿比盖尔告诉约翰：“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已经确信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她的医生和护士都准备放弃她了，可她还是叫我不要被她耽误，为了丈夫，什么都可以放弃。”阿比盖尔不愿在此时离去，尽管丈夫此刻也非常需要她。她一直陪伴着亚当斯的母亲，一直到4月21日老太太走到生命尽头，然后在她的客厅里为她安排了葬礼。4月26日她写信告诉亚当斯，“我准备明天出发，我们年迈的母亲已经过身了……她长眠了，而且走时很快乐……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跟随我丈夫的脚步，无论他选择去往何方。”
波士顿报纸上刊登了讣告，宣布美国总统的母亲苏珊娜·博伊尔斯顿·亚当斯·霍尔逝世，享年89岁，“为我们这一代树立了一个简朴和诚实的榜样，正是这些品质使我们这个移民国家的人民令人肃然起敬。”闻知消息的亚当斯从费城写信给阿比盖尔，他悲痛不已，说多么希望自己能在昆西，给她帮助和安慰。但美国此刻很需要他，自己不得不要坚守岗位。
亚当斯一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同过去一样，下定决心要坚持华盛顿制定的中立政策，同时也拒绝向任何侮辱美国或牺牲美国荣誉的行为妥协——总之，他下定决心要履行他在就职典礼时做出的承诺。不过，作为一个老牌现实主义者，他比局外人更了解历史，经历得更多。他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里，要保持中立，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他知道在法国、英国、公海以及他自己的国家内部会出现什么他无力控制的局势，地区和党派的差异在美国政界成了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不仅产生了共和党与联邦党之分，连联邦党人自己内部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还有一大堆尖刻而且往往很恶毒的媒体在改变整个政治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