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首先明确的一点是，这场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们，主张此次危机就如百年一遇的洪水，是随机发生的，这种观点对人们极为不利。宣称目前的状况只不过是在经济周期当中，由众多自发产生的随机事件集合在一起所造成，这也就是在主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防止同样的危机在未来再次爆发。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随机事件，危机爆发前早就有部分专业人士试图向美国大众发出警告。因此，我们在联系实际，进行缜密的分析之后，很容易就能找到这场灾难的实际根源。事实是，整个美国都亟待进行各种改革。
一、金融系统亟待改革
去规制化不仅推动了房产泡沫的形成及其崩溃，也同样推动了金融系统和政府对于此次危机的应对举措。这不只是信贷过于宽松，银行向购房者发放了过多贷款的问题。过度扩张的房地产经纪人、房产评估人，以及房贷中介们实际构成了一个产业。政府管制的放宽和监督的松懈助长了风气的堕落，没有人觉得房地产经纪人与房产评估人串通一气有何不可，也没有人想过要去调查房贷中介是否篡改了购房者贷款申请表上的收人数额。
华尔街和商业银行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它们的投资客户，他们的房贷投资在房价下跌时可能承受的潜在风险，这实际上就是在向它们的投资者出售市场风险。也许是后知后觉，那些评级机构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罪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全都收受了证券发行银行数千万美元的费用，然后告诉这些证券的投资者，他们将要投资的房贷产品评级为AAA，也就是说安全可靠。房贷投资者们，包括主权政府基金和养老基金也并非无可指责，因为它们的投资决策大多完全以信用评级为依据，而没有进一步的严格调查和信用评估。这是因为作为需要制定正确投资决策的管理者，如果你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购买AAA级证券，那么你每天就能腾出大量的时间去打高尔夫球。
并非所有新的监管措施都来自华盛顿。与房地产经纪人、房产评估人、房贷中介和银行家有关的一些政策制定必须在地方层面上进行。假如地方大众不在乎身边发生的欺诈行为，他们在因此蒙受损失时也就不应当抱怨。正是由于法规和取缔欺诈行为政策的疏忽，才导致了目前这些问题。
未来如果要杜绝这类问题，就必须在华盛顿开展大规模重建监管制度的努力。金融系统内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在使用他人的资金进行赌博。在某种程度上，购房者在房市繁荣时以低廉的首付，甚至无须支付首付的情况下就可以拥有百万豪宅，实际上不管房市状况好坏，他们都只需承担很小的风险。
如果想根除整个系统内的动荡，为房产、房贷和银行业提供更高的稳定性，那么只需要简单地制定一项法规，要求未来所有的购房交易都必须支付至少20%的首付。当然，这样的措施将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下跌，而当房价跌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就会感觉到更适宜利用自有资金，而非仅靠银行资金来投资房产。然而，美国人不会愿意在他们的住宅不动产上承受更大的损失。
因此，虽然这样的提案不大可能被通过，但是它却非常重要和有效。原因很简单，如果未来个人无须首付即可购买住房，那么与此次一样的房市非理性行为就有可能再次上演。然而如果人们必须支付20%的首付，并且这笔首付也有出现损失的风险，他们必然会更加谨慎，不会在购房交易中犯下过度支出的错误。
由于美国人如今负债过高，很少有人能够支付这样一笔20%的现金首付。因此，如果这样一项法规能够通过，那么美国的全国房价将会在已经预期的20%下跌幅度的基础上，继续下跌10%一15%。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市场将会因此稳定下来，但是却不能指望它成为现实。
银行需要受到进一步的监管。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没有任何理由允许本应对客户存款提供保护的储蓄机构将自身财务杠杆率提高到15：1，甚至35：1.即便经营策略再正确，这么高的财务杠杆率也一定会造成银行系统内部不稳定性激增，收益动荡，并且由于发放的贷款出现损失，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业务，从而威胁到银行的偿付能力。由于银行过高的财务杠杆率，可以预期，因为银行损失对于其股本基础的威胁，这将导致未来发生更加剧烈的经济波动和更多的经济衰退。
我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只有政府能应对那些个人和私营企业无法认识到，或者不愿介入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有益于全社会，但是却可能对个体没有任何好处。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的政府都应该将银行持有资产负债表外资产的行为定义为非法，并且规定银行的联合杠杆率不得超过10：1的债务股本比。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这家银行10%的资产和控股损失之后，它的全部股本基础才有可能受到威胁。对比那些杠杆率达到35：1的银行，在损失总资产的3%后就丧失偿付能力，这就显得更加合理。如果全世界所有银行的杠杆率都是10：1或者更低，那么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周期动荡将更加缓和，金融机构的破产数量也会大幅降低，各种瘟疫般在全世界蔓延的问题更会显著减少，从而在整体上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投资环境和更美好的经济前景。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今天银行的杠杆率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银行认为这样更符合其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高管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股票期权，因此在银行情况不妙时他们不会遭受多少损失，而当银行业绩良好时他们却会得到巨大的好处。这种针对管理层的股票期权的奖励模式，也应该在金融改革方案中重新进行审查。股票期权的奖励模式应该被能够体现企业绩效的赠股模式所取代，并且不应该向员工免费赠股，应该让他们支付一部分金额，如此一来他们对于持股人所承担的风险就会有切身感受。理性的持股人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高杠杆率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能够放大他们在银行业绩良好时的收益规模，而当银行业绩滑坡时，又能保证他们只承受有限的损失。正因为这个原因，决定合理杠杆率的权利不应由持股人掌握。由政府来管制金融业的杠杆率，正是一个政府通过有限度干预来为全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最好例证。毫无疑问，整个金融系统需要扩大透明度和申告义务。认为对冲基金业无须公开财务信息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能够想象到的，他们抵制财务信息公开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有违法行径。如果对冲基金被要求定时公开财务信息，毫无疑问将会暴露出许多对冲基金存在着诸如利用不当资本获利、杠杆率过高、签署无法兑现的合约、操纵股价，或者进行内幕交易之类的阴暗面。坚决推行财务信息公开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揭发所有非法行为。对冲基金总是能够跑赢市场，这一点违背了常识和所有有效市场回报理论。许多这样的对冲基金能够年年获利，这就进一步表明一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必须让它们公开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它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它们如何获得资金，然后判断是否应该对它们进行投资，或者允许它们继续经营下去。
其他金融机构同样应该适用与商业银行相同的申告义务和杠杆率原则。投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房贷供给机构也不应当被允许利用30：1的杠杆率，并且藏身于监管体制以外。
二、信用违约掉期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一大威胁
对于未来的监管机构来说，最大的问题或许是该如何治理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这是一个65兆美元规模的市场，相对于14兆美元的美国GDP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由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导致的问题现在必须梳理清楚，否则这些问题终将重新回来纠缠不休。
第一步必须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内为所有的交易方设立一个中央结算所。这项措施，加上完全透明化，将使市场参与者能够正确判断交易对方的违约风险。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允许企业随意签署合约。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所以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政府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纵容像花旗银行这样的机构随心所欲地签署交易合约。正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了花旗银行的业务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让其破产。像花旗银行这样的机构，在结构越来越复杂的信用违约掉期业务网络中，已经变身成为过于重要的节点。作为清楚了解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中所有交易的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记录下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中每一家企业的市场风险净暴露值，同时必须为总风险暴露值设定上限。任何一家企业的信用违约掉期投资的净风险暴露值都不应该被允许超过其权益账面价值的10%。那种10亿美元规模的对冲基金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为100亿美元规模违约担保的现象必须杜绝。同样，自有股本为400亿美元的高盛，也不应该被允许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为数千亿美元的违约风险提供担保，这种行为只会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且有违职业道德，因为这些合约在危机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履行。政府必须介入其中，并且确保即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所有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依然能够得到执行。
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还存在着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市场的存在形式，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造成对于企业债券和投资的分析完全无法实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沃伦·巴菲特打算对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他让手下的分析部门对花旗银行、高盛，以及美洲银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财务报告进行分析。尽管这些企业的资产和负债都得到了公开，但是对它们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中承担的风险却只字未提。实际上，这些风险的构造是如此复杂，规模又是如此庞大，在一份简单的报告中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当你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或债券时，你认为自己同时也是在购买花旗银行破产的风险，但是由于花旗银行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的业务，你其实也许是在购买高盛破产的风险。拥有500亿美元股本的花旗银行，也许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担保了5000亿美元的高盛债券。也就是说，一旦高盛倒闭，花旗银行也会由于偿付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签署的合约而一道破产。那么沃伦·巴菲特又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个人和企业不能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那么整个资本市场必将分崩离析。如果我无法正确评估一家企业所承担的风险，那么我也就无法为自己的投资制定合理的价格。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当初本来是为了诚实地分散风险而问世的，但是它的成功和壮大最终却导致了风险的一体化。换种说法，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将风险扩散到了所有参与机构，结果导致企业之间的风险变得毫无差别。它们全都互持风险，成为一个整体。它们之间不再是竞争关系，并且规模都庞大到无法破产的地步，因此，也就不再具有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
因此，当监管部门开始调查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及其内在风险，它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由于这个市场所包含的体制性风险，政府不值得为其提供保护。监管部门也许会决定关闭整个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而这看上去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使得风险评估不再具有可行性，资本的正确分配也近于失效。
卡尔·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将制造出套在他们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在我看来，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就是这样一条绞索。在风险规避的伪装之下，信用违约掉期市场由于无法对这个市场参与者的风险进行评估，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威胁。
三，商业银行的安全是一种假象
这场危机将资本市场和整个国家置于危险境地。通过政府担保、纳税人支持，或者国有化等方式，对于许多难题的短期解决办法已经颁布执行。作为这场危机的后果，美国政府已经将房贷发放机构以及房贷打包上市公司国有化，并且将存款保险对象的范围从商业银行扩大到投资银行，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控股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为货币市场投资、特定地方政府债券、商业票据市场提供了担保，并且阻止了全美各地众多金融机构的破产。美国政府国有化了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从而终结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事实上，现在的状态是为立而破。
这也许会让你感到恐惧，在短期内，大家将感到情况在好转，所有投资似乎都还算安全，商业银行里的存款由于政府的担保而无须担忧，货币市场的投资也得到了政府的担保。然而，这一切都有限度。
在这场危机中，相对于投资银行，分析人士和评论员都会因为拥有稳定的银行存款而向公众推荐商业银行。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到，那些存款之所以显得万无一失，是因为美国政府将储蓄担保额度从10万美元提高到了25万美元。他们甚至主张，大型商业银行由于拥有稳定的存款基础，因此应该出面收购那些遭遇风险的投资银行。这种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要商业银行重新染指一些风险业务，诸如包销证券、兼并企业、杠杆收购、私募基金等它们曾经在过度杠杆化期间开展过的业务，给自身招致巨大风险。然而，这些不正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一部分根源吗？房利美和房地美难道不正是因为拥有政府的担保，知道它们的借入资本成本永远不会增加，所以才会有恃无恐，无视交易风险？在短期内，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担保将会扭曲这些机构的正常运作，鼓励非正常的冒险行为，并最终因此受到惩罚。从长期来看，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其最终能够提供的资本和承担的金融风险也有限度，因此这种行为必将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四，华盛顿已经堕落
因此华盛顿需要进行大量工作，在华尔街和金融市场重建合理有效的规章和监管制度。然而华盛顿自身也需要进行改革。正是华盛顿放松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督，没能有效管制不负责任的房贷发放，允许信用违约掉期市场的规模扩大到65兆美元，纵容对冲基金等重要金融业务参与者完全无须承担申告义务。华盛顿那些被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并不愚蠢，难以想象他们在2008年10月之前，对于金融系统的缺陷没有受到任何警告，或者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的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诸多严重问题的发生。这些民意代表的无所作为，恰恰暴露出了所有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得到企业和银行支持，由院外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构成的体系，确保了国会议员们永远都不会真正代表他们的选民。这些民意代表们被收买去解除那些令华尔街感到不快的法律和规章。
2007年一年，金融服务公司花费了4.02亿美元用于院外活动，这创下了金融服务行业此类年度支出的历史纪录。唯一的例外是在1999年，当时金融服务行业为了推动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花费了4.17亿美元用于院外游说活动。当然，正是由于《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的废除，才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打包销售房贷证券——这个造成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也让它们能够将出现问题的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撤下，这就导致金融机构认为不再有必要对借贷人信用进行认真调查。
正是这些在房产泡沫及其崩溃以及金融系统出现大混乱期间监管不力的民意代表们，现在被要求不理会那些向他们提供政治献金的大企业和银行，对这些行业重新进行监管。然而，如果不首先进行院外游说和政治献金改革，那么这种监管显然不切实际。为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回顾一下美国议会最近在关于保尔森7000亿美元救助法案论证期间的表现即可。议会简直是迫不及待地要把7000亿美元纳税人资金投给造成这场大混乱的那些金融机构。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对国会议员们进行了贿赂，国会议员们本身也急于掩盖罪证，以防将来的调查会揭露出他们对这场危机的责任。国会如此迅速地将宝贵的税金交给那些政治献金捐款企业，这一事实使我确信，他们并没有汲取教训，他们也永远不会真正推动必要的改革措施，对金融行业实施应有的监督和管理。
五、改革必须从根除腐败开始
因此，你必须从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手。首先，如果不进行院外集团改革，任何关于监管改革的话题都不切实际，然而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华尔街和大企业在华盛顿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幕后四处插手。国会的每一个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接受过这些组织及其雇员的资金，因而罪责难逃。
如果不是这场房贷和银行危机规模太大的话，那么那些被院外游说集团左右的美国政权代表们是比这场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的问题。院外游说集团插手了当前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民意代表们被企业游说集团收买，回避解决那些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
例如，美国大众为高昂的药价而忧虑，但是那些制定法律，导致药价如此高昂的国会议员们都收受了制药公司数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大众也为医疗保险费用而忧虑，但是国会议员们同样也从健康维护院外集团那里得到了巨额资助。美国大众在为油价忧虑希望能够发展替代能源，但是国会议员却被大石油天然气公司所操控。美国大众希望有效应对全球温暖化问题，但是煤炭院外集团和电力院外集团却成功阻止了议员们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针对移民和最低工资问题采取行动，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一名美国劳动者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商业院外集团却收买了国会议员们不去涉及这些问题。大型国防企业院外集团申请了数兆美元的资金来开发新型武器，而与此同时，军人和他们的家庭，还有退伍兵们却只能依靠微薄的薪金和福利艰难度日。
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只有企业院外集团。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阻止了关于解决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亏空问题的有益探讨；美国步枪协会（NRA）阻止了关于应对城市枪击暴力的探讨；教师工会雇用的院外游说者则阻碍了与教育改革有关的讨论。
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院外集团改革。院外集团游说并非只对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产生作用，院外集团对所有政府任职人员都产生作用。议员们依靠政治献金获利，然后再投桃报李，通过立法来惠及向他们提供政治献金的企业。这就是98%的议员能够在选举中再次当选的原因，正是来自大企业的非法政治献金，使得这些当选议员们在选举过程中拥有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经费。
因此，如果国会议员们全都钟情于现在这种能够确保他们继续当选的政治献金体制，那么急需的改革又如何能够得到批准？这就必须依靠大众。华盛顿已经堕落，但是仅靠被推选出来的某一个美国人，是无法凭一己之力来矫正现状的。假如美国总统想终结院外集团，那么他就需要每一个美国人的支持。美国大众必须以毫不妥协的姿态正告国会和总统，他们从企业和院外游说者那里收受的政治献金都属于贿赂，美国人民必将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收受贿赂者的信息，美国大众则需要做出抉择，是否对此采取行动。假如美国公众仍旧投票给那些公然从大企业收受贿赂的议员，那么他们就不配拥有优秀的政府、完善的法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经济。
不足为奇的是，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濒临崩溃的根源本身就是一个严重且复杂的问题。以美国或者世界金融系统的规模，要想对其造成冲击并不那么容易。此次的危机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由美国最有力量的两大势力——企业和政府合力所致。人民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因为过于松散而不可能导致如此重大的问题。现在这种困境的产生完全还是老套路，当政者们一面由于被收买而坐视问题的发生，一面又在欺骗，民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