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允许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使我们由后退转而前进所需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名的、没有道理的、毫无根据的害怕”。这句著名的话来自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
那个时刻，罗斯福面临的艰难情景比2008年11月4日刚刚当选的黑人总统奥巴马面对的困境更深刻、更危险！也怪了，怎么都是民主党人帮着共和党人收拾烂摊子，也让民主党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扭转危机的领导人。
那个“冬天”，最终让美国人卷入了战争！
这个“冬天”，奥巴马会如何？
早期的金融海啸模板：经济学大家费雪的破产
现在，我们称剧烈的金融危机为金融海啸，其实，模板早在20世纪就存在。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这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所有人都不再乐观和自信，他们放弃了最后的侥幸和幻想，纷纷陷入了抛售的漩涡之中。这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一次经济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而且也迅速地波及到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并由此引起了美国和全球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其实危机已经悄悄降临，但被贪婪和侥幸冲昏头脑的人们却没有注意。
1926年秋天，在投机狂潮中被炒得疯狂的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首先破裂。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端，由于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冬日旅游胜地。1923—1926年间，该州地价最高涨幅达到5倍，仅有7.5万人口的迈阿密市竟出现了2000多家地产公司和2.5万名地产经纪人，而开往迈阿密的火车和轮船上，仍然挤满了做着发财梦的美国人，他们满怀发财的梦想加入了炒房的大军。那时，人们的口头禅就是“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到了”。
受其狂潮的推动，一向谨慎的银行界也加入了炒房者行列。然而，到了1926年，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许多破产的企业家、银行家，或自杀，或发疯，或沦为乞丐。可是，这丝毫没有给华尔街的疯狂者带来多少警醒。
美国到处都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情绪，整个股市和投资者都沉浸在兴奋和狂热之中。众多投资者在股市赚钱的示范效应下和股票推销商的煽动下，纷纷进入股市，美国出现了空前的全民炒股热。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入股市，证券机构也大量透支给投机商炒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一反过去的慢牛走势，股价扶摇直上。道·琼斯指数在1929年9月初摸高452点，比年初暴涨了1倍多，比1921年最低时上涨了5.95倍。美国股价被炒高到极不现实的地步，远远超过了其实际价值，股市风险日益增大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929年9月26日，英格兰银行宣布：为停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6.5%；9月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回数亿美元，从而诱发了美国股市大幅度下跌。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纽约证券市场突发崩盘。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如决堤之水轰然下泄，股票价格下降之快，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当天的股票成交量达1289万股。人们立刻陷入恐慌之中。这一天上午共有11个人自杀身亡，有银行家，也有股票经纪人。当天下午，摩根财团联合其他银行业巨头，拿出2.4亿美元联合基金护盘，以期稳定股市。
第二天，胡佛总统也发表文告：“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试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但是四天以后，股市的表现使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1929年10月29日，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成了疯人院。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股价指数已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22%，股市创下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此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达100亿美元。
1930-1932年，股市出现了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最高的386点跌至41点，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由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由92美元跌至7美元。在这场暴风雨式的股灾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美国人辛劳一生的血汗钱化为乌有，许多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美国著名幽默演员威尔·罗杰斯描述道：“你必须排队才能挤到窗口跳下去。”
欧文·费雪，这位曾经预言股市还会再创新高的大经济学家，在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直到在穷困中死去。
总统的悲叹：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
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股灾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金融制度，动摇了企业界的信心，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缩小了海外购买和投资，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导致了经济危机。
1929—1932年，美国银行破产101家，企业破产109371家，全部私营公司的纯利润从1929年的84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34亿美元。1931年的美国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929年的下降了53.8%。重工业生产的缩减尤为严重，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标志的钢铁、汽车和建筑等行业的衰退更是明显。在这次大萧条中，工业、农业、信用危机同时爆发，并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6%，世界贸易缩减了2/3.
由于工业、农业、商业萎缩，到1933年3月，美国完全失业工人达到1700万人，半失业者不计其数。农民的现金收入从每年162美元下降到48美元，约有101.93万农民破产，许多中产阶级也纷纷破产。1932年9月，全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无法维持生计，200万人到处流浪。流浪者的命运是悲惨的。
《光荣与梦想》描述道：流浪者的队伍“就像破船烂木，随处漂流”，一些流浪的姑娘，“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次交易的通常代价只有10美分”。
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惨状，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哀叹：“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
此次大萧条不仅重创了美国经济，还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影响。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2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德国有560万人失业，英国有280万人失业。据估计，大萧条时间，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大萧条还引发了美国社会一系列的矛盾，斗争浪潮遍布全国。面对大萧条，西方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德、日、美、英、法等国都出现了法西斯组织。德国纳粹党还在希特勒的策划下夺取了政权。日本也发生了多次军人政变，最终建立了军部法西斯统治。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将世界引人了战争的边缘。
“产业复兴法”：违宪的救市方法
在一片绝望和困惑的阴影中，美国人迎来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在长达12年的任期内，他以宽厚恬适的微笑、和蔼动人的声调和无比坚定的信念，使备受惊骇、惶惶不安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把美国人民从苦难和经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他力挽狂澜，纵观全局，使美国变成了世界大联盟的领导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1933年3月4日，乌云低垂，冷雨潇潇。人们静静地伫立在阴冷灰暗的天空下，等待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开始，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位新的总统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罗斯福缓缓地沿着铺着红地毯的斜坡“走”向高高的白色讲坛。他发表了充满激情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他说：“我们的国家过去经得起考验，今后还会经得起考验，复兴起来，繁荣下去”，“然而复兴并不仅仅要求改变道德观念，祖国要求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对于给予我的信任，我愿意拿出时代所要求于我的勇气和坚贞。我决不会有负众望”。新总统的决心和乐观态度，“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
罗斯福一上任就开始了他在竞选时所承诺的“新政”，政府立即以立法形式，从整顿金融人手，在金融、农业、工业、社会救济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危机的改革措施。在调整工业生产方面，最重要的是1933年6月16日颁布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又称“产业复兴法”。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由国家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法案要求企业主共同制定“公平竞争法规”，用以规定各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价格、销售范围、工资及工时数，禁止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并对产品产量严格限制。二是由国家出面调整劳资关系。据法案第七条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并选派代表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禁止雇主强迫雇员加入公司工会或反对雇员加入其他工会，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和其他雇用条件。三是由国家举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购买力。此外，根据法案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在政府指导下由雇主、雇员和消费者共同“监督”和“调节”生产。到1936年，美国工业生产已经接近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
“工业复兴法”重整企业和市场秩序，为企业复兴奠定了基础，但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后，美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却因其对雇员的保护而斥责它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工业复兴法”违宪。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危机中的美国，使国家走出危机，重燃复兴希望。罗斯福新政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提升，他告诉人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要加强政府的干预。从这一点上说，罗斯福新政最伟大的意义是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在临终那一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唯一阻碍我们实现明天目标的就是对今天的忧虑，让我们怀着坚强而积极的信心奋勇前进吧！”
对于这位总统，美国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新切地称他为“坐在轮椅上的船长”。用政府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挽救市场中的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增长到了1971年的10634亿美元。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美国政府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
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向杜鲁门总统呈送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鲜明地指出：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需要科学进步和新的科学知识；联邦政府应该承担新的责任，对科学进行强大投资，促进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培训青年人的科学才能，建立一种可以保障稳定的长期计划，维护探索自由的新的支持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这份报告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科技发展的思想源泉，奠定了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的基础。1945年9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向国会递交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杜鲁门向世界公开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先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美国从此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考虑，而且从未放弃。
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构建起了非常有生命力的创新体系。美国创新体系的主体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级政府等，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任务。企业是应用技术的研发中心，全美上万家企业有研发实验室，其中100家大企业的研究工作量占整个产业界的绝大部分，雇用着约300万科技人员，占全国科技人员的60%—70%。每年投入的科研资金达1000多亿美元，占全国科研开支的70%左右。美国政府很少支持生产工艺的研究，而是着力支持基础研究，尤其是那种短期内成果不确定的基础研究。除了国防、国土安全和农业外，产品开发并不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支持知识生产尤其是战略性研发，以政策和计划引导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发展，建立科技基础设施和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法律法规和标准等。美国的大学则作为企业的技术源，生产和传播知识。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形成固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又叫三螺旋关系。在这种三螺旋关系中，政府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一边为创新提供资金和优惠政策，一边制定成果转换政策，加速科研成果的产品化、产业化。这种方式不仅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而且也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支撑美国创新体系运转的是美国政府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二战后，美国政府科研经费投入不论是总量还是其占GDP的比重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且呈逐年平稳递增的趋势。美国政府的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55年的1.5%上升到1986年的2.8%，自1990年以后科研投人比例一直在3%以上。美国政府以大量商业合同的方式，向企业直接投入研发经费。目前，产业界的研究经费有12%来自联邦政府，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商业合同的形式提供的。195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为27亿美元，其中，14亿美元支付给了企业。到1997年，美国政府投人的研发经费为2000亿美元，超过了日、德、法、英研发支出的总和。
在创新体系的孕育下，带有国家强力干预的科技项目和高科技成果在美国不断涌现。原子能技术、宇航技术、电子计算机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诞生和发展。美国的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等高科技技术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
美国式的“抱团过冬”：资源集中的混合合并
二战以后，美国掀起了混合合并的浪潮，大量企业冲破产业部门的界限，实行跨部门的横向合并与多样化经营。1968年，美国制造业和矿业中大型企业合并共有192起，其中横向合并为14起，占7%；纵向合并为17起，占9%；而混合合并却高达101起。制造业和矿业中被合并的公司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属于混合合并类的占全部合并资产的比重，1948-1951年为37.5%，1968年升至88.5%，1979年又增至90.4%。混合合并不仅拓宽了企业的经营范围，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帝国。美国最大的200家制造业公司平均每家经营的部门，1960年为13个，1977年为21个，其中海湾西方工业公司一家经营的部门竟多达105个。二战后的混合合并不同于此前的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二战前，横向合并的主要动机是壮大企业规模，提高规模经济水平；纵向合并的主要动机则是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以提高效率。而混合合并则是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上拓展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利用了垄断大企业已经形成的商标、企业形象、商业信誉、营销网络和研究开发机构等企业资源，进一步节约了生产和经营费用，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单一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市场风险。另外，最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并因此获取了巨额利润。
新技术的应用和越来越广泛的企业合并运动，使美国资本集中的速度加快。二战后，在美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的名单中，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1/3的大公司被排挤出去。从1955—1983年的28年中，一半以上的大公司都在竞争中消失了。激烈的竞争使资本与生产进一步集中。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初期的1946年，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只有14家，1960年增加到28家，1970年增加到107家。1960年，只有1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公司，1975年就增加到9家，1983年增加到25家。1952—1989年，美国制造业的100家最大公司在制造业全部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34.5%提高到50%。到1985年，美、英、法、德、加等国最大20家工业公司的销售额在本国全部工业企业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18.6%、35.3%、32.5%、26%、21.9%。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说：“没有一个美国的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美国的大部分企业也正是在这种？混合合并的过程中壮大和成长起来的。
美国的跨国公司跟着政府的大旗走向海外
美国经济迅速恢复和企业快速崛起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可以直接投资外国的大量跨国公司的兴起。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自由化和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战后十余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二战以后，日本变成了一片废墟，西欧各国也受到了严重破坏。亟待恢复的日本和西欧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为美国直接投资创造了机会。此时，他们非常欢迎美国人投资。美国利用“援助”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带动了私人资本和商品的输出。194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马歇尔计划”以援助欧洲复兴为名，要求接受援助的国家大量购买美国货，取消或放宽美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商品输出的限制，为美国公司大开绿灯。这样，从1950年到1960年，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17.8亿美元上升到318.65亿美元，增长了170%。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西欧和日本迅速恢复了经济，但由于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的贸易收支长期不平衡，最终导致了美国私人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从1960年到1969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123%，总额达到710.16亿元。
跨国公司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使得其实力不断增强，一些跨国公司的实力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它们。在200个跨国公司中，埃克森石油公司名列榜首，其附加值为630亿美元，它在国家和跨国公司经济实力总排名中位居第45位，低于智利（710亿美元），但高于巴基斯坦（620亿美元）；名列第二的通用汽车公司，其附加值为560亿美元，经济实力排名第47位，高于秘鲁、阿尔及利亚、新西兰和捷克。另一些跨国汽车公司及英国石油公司等，他们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越南、科威特和古巴等发展中国家。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促使跨国公司从一般的经营战略过渡到了全球化战略。
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发展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社会化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范围的生产越来越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其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渗透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美国除战争之外影响世界的最重要手段，他们使美国的经济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许多新的诞生。“冬天”是死亡的哀歌，也是新生的号角。新老更迭，渐次进化，自然如此，经济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对于每一个生命体，对于每一个企业，“冬天”都是公平的，是在“冬天”中如天鹅般地静美地死去，只是在经济的天空划过一道亮光，供后来者评论或惋惜；还是在“冬天”中如苍鹰般地痛苦地重生，在广阔的天空中搏击翱翔，供新生者学习和借鉴，关键在于企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