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有人生前没有当过皇帝，死后被追尊为帝，并且营建了陵园。此人是谁？他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的父亲朱。朱本为兴献王，朱厚入继大统后，追尊其父为睿宗献皇帝，将今湖北钟祥县原来的王坟扩建为显陵，建筑规模和祭扫制度与北京十三陵天寿山皇陵基本相同。
显陵在湖北省钟祥县城北15公里的纯德山，最初称兴献王坟。明正德十四年（1519）开始修建，至嘉靖十九年（1540）全部建成。显陵的主人朱，明宪宗第四子，封兴王，驻守在安陆（今湖北钟祥）。正德十四年（1519）卒，谥号献，称兴献王，按藩王礼修墓，同年入葬。朱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只是日后他的儿子是嘉靖皇帝，于是父亲被儿子追封为皇帝，而嘉靖皇帝的亲生母亲真的做了十几年皇太后。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病死。武宗无子嗣，临终之前也未留下遗诏，只是让太监转告，请他母亲慈寿皇太后与内阁辅臣商议皇位的继承人。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商议，立朱长子朱厚嗣皇帝位，以武宗遗诏的形式将这一决定颁发下去。
这份遗诏只是强调了“兄终弟及”的祖训，并未考虑到朱厚照和朱厚只是叔伯兄弟，也未强调朱厚要过继给伯父孝宗做儿子，才能名正言顺，这就给往后的事情带来了麻烦。
15岁的朱厚从湖北钟祥到北京后，发现礼部是按皇太子身份举行登极典礼，便不肯登极，强调要按遗诏“嗣皇帝位”举行仪式。经皇太后调停，最后以“奉迎皇帝”礼在文华殿登极，改次年为嘉靖元年，是为明世宗。
世宗即位后，为了追尊自己的生父为明朝正宗皇帝，下令礼部官员讨论其父亲兴献王的祭礼，这就是历史上的“大礼之议”。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依据礼制，认为世宗应该尊武宗的父亲，也即世宗的伯父孝宗为皇考，而称亲生父亲兴献王及王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世宗强调“父母不可更易”，要尊父为皇帝，母为皇后，下令廷臣重新讨论。
此时，世宗生母从安陆来到通州，听说朝廷正在争论，有人主张让世宗以孝宗为皇考，她感到十分气愤，想不通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成了别人的儿子？世宗以摔皇冠要挟，最后杨廷和等以太后名义尊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妃称兴献后。
嘉靖二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又重开礼仪之争，主张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在皇城另立祀庙，称武宗皇兄，兴献王妃为圣母。这个奏章特别合世宗心意，遂令廷臣集议。吏部尚书乔宇、礼部尚书汪俊等官员起初坚决反对，后见不能硬顶，同意在兴献帝前加一“皇”字。
世宗又下令，称兴献后为“章圣皇太后”，礼部侍郎周希等极力反对，而世宗坚持己见。杨廷和之子杨慎等认为，国家养士就是为了仗节死义，所以在七月十五日这天，会同官员229人跪请于左顺门外，请求世宗收回成命，并大呼“高皇帝、孝皇帝”的在天之灵，想用太祖和孝宗的威名来压抑世宗。世宗大怒，命锦衣卫逮捕了134名官员下狱，另外86人听候处置。
左顺门事件后，世宗正式定称孝宗为皇伯考，称生父为皇考，九月诏告天下。官员中见风使舵者也出现了，嘉靖四年（1525）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求崇祀兴献王于太庙。嘉靖十五年（1536），改称“兴献帝庙”，两年后更尊“献皇帝”为睿宗，附于太庙配享。从此皇家的支系变成了正系。
“大礼之议”后，就有大臣为讨好世宗，提出将埋在安陆的兴献王改葬天寿山，这正中世宗的心意，遂命工部负责办理。工部尚书赵璜认为不能改葬，说兴献帝体魄所安，不可侵犯。而且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国家的根本所在，不可轻动。应像太祖不迁皇陵，成祖不迁孝陵那样，不要轻易搬迁。其他大臣也极力反对，加上母后蒋氏不同意，世宗只能作罢。
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死了，他又想乘机在十三陵地区替自己父母亲修陵墓，将他父亲灵柩迁来与母亲合葬。他亲自到天寿山陵域选择陵址，相中了大峪山。因大峪山林茂草郁，冈阜丰衍，就马上命令武定侯郭勋和工部尚书蒋瑶等人开始建陵。选址这天，恰遇风沙，随行官员认为这是上天惩戒，但无人敢谏。朱厚虽谕令即时兴工，但心中也忑不安。他又令人作“献皇帝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具体落实迁陵事宜。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变卦了，说自己的父亲已“奉藏体魄二十年”，如果一旦启露风尘之下，从湖北到北京路途遥远，“朕心不安”，所以想把母亲葬回到安陆去。他命锦衣卫官员到安陆去察看，结果“开启玄宫，审视大内”，发现玄宫有水。于是他于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亲自回到湖北安陆准备搬迁，因见父亲老坟风水尚好，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由于原地宫进水，他下令重建玄宫，并且为他父亲坟墓加碑建殿，并将兴献王坟改为显陵。
回京途中，他经过庆都尧母墓，又想仿尧父母异陵而葬的故事，行南北分葬，将母亲葬于大峪口。为此，到达北京后，他再次到大峪口视察，因“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宫南。”经过多次反复，皇太后终于归葬湖北显陵。
显陵于嘉靖三年（1524）三月开始按明代帝陵改建。嘉靖六年，世宗命修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继而大规模扩建。嘉靖九年，礼部上奏请决定显陵谒陵庙礼，嘉靖御批要“如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南京孝陵仪”。嘉靖十八年，又命工部左侍郎顾麟等奉旨督工改建玄宫，嘉靖钦定“图式”。嘉靖三十三年（1554），下令改建显陵恩殿“如景陵制”。嘉靖三十八年，显陵竣工。
显陵的人文价值完全不在于坟墓的主人，而在于皇陵建筑群的独特性。陵墓大红门西侧的一池水格外引人注目，陵中恩殿前还有一池水，这两池水分别称为“外明塘”和“内明塘”，前者椭圆形，后者正圆形。一条拐了五道弯的水道自北向南穿陵区而过，上面架有五道御河桥，河水注入陵西的莫愁湖。外明塘是根据原有天然池塘改建，位于陵区的前端，对纯德山的地气有保护作用，又处在风水术中明堂的方位，设计者巧妙地将其纳入建筑单元中。内明塘位于恩门前，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圆形池塘。为什么要挖这个池塘，而且池塘又在中轴线上？如果实地踏勘会发现，内明塘有集聚地下水的功能，联系到第一座宝城玄宫进水，开凿池塘的目的就是降低地下水位，消除地下水对新玄宫的侵蚀。陵中有水道和小湖，这是中国皇陵中独有的设计。
显陵在神道的处理上也与明代诸陵不同。在陵区中心部位，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弯曲的甬道，它一反过去皇陵神道笔直和左右对称的原则，如同一条蜿蜒前行的神龙，这就是所谓的神道龙。神道龙的设置与风水有关，具体做法是中间铺筑石板，比附龙脊，两旁以鹅卵石铺盖，比附身体，以其天然形态和投影形成所谓龙鳞。这样的设计，既是一种宗教的要求，同时也使取材容易，施工方便，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据文献记载，显陵的建筑规模和祭扫制度与其他皇陵相同。显陵陵园共有两重，外罗城依山势而建，蜿蜒起伏，周长4730米，红墙黄瓦。外罗城平面呈金瓶形状，意谓能绕护地气。而且金瓶是神仙所用的法器，寓意神圣吉祥。陵园有陵门两座，均以砖石砌筑，为面阔三间的无梁殿，单檐琉璃歇山顶。门前左右各立高达3米的下马碑一通，碑上刻字为严嵩手笔。门内石板铺成的神道直抵内城。中部立棂星门，六柱三门，方形石柱，柱顶各置独角神兽一只，额枋上饰云头及火焰宝珠。棂星门前神道两侧，列立狮子、獬豸、骆驼、卧象、麒麟、立马、卧马等石兽8对和文臣、武将各2躯，全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显得肃穆庄严。
内城正门为恩门，面阔三间。其后为恩殿，面阔五间，均仅存殿基。从石基看，当年的建筑规模相当宏大。大门两侧基本完整的琉璃琼花壁和背面的双龙壁，格外引人注目，这在明陵中也是独有的，其精湛的工艺与故宫中的一样。就占地面积而言，显陵大于北京任何一座明皇陵。外明塘附近有一处外罗城缺口，传说是云南和贵州由于地方偏远，没能运来砖而造成的。
显陵茔城内外墙之间以瑶台相接，平面形状如哑铃，城墙周设堞垛和汉白玉雕成的蟠首散水。前城内圆形土冢之下，是正德十四年为朱营建的墓室。后城内圆丘之下的玄宫，是嘉靖十八年（1539）新建的，建成后将被追谥为恭睿献皇帝的朱重新装殓后迁厝于内，与其妻章圣皇太后合葬。一座陵两个宝城，这在中国皇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茔城前砌方形城台，下设券顶甬道，上建明楼。当时通过甬道将兴献王的灵柩移到后面的宝城，与其皇后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既不破坏原墓，又体现皇陵制式的目的。明楼平面呈正方形，楼内置“恭睿献皇帝之陵”碑，两侧摆放着正德年间为兴献王制作的圹志。城台之前，设石雕五供台和望柱一对，左右分立御制碑文和《兴献尊谥文》碑。
陵园内各建筑物的基础，大部分采用须弥座式的石雕台基，上刻简练精美的纹饰。门券石多以汉白玉刻龙纹贴面。恩殿前的云龙丹陛、散水蟠首及回廊栏杆等构件的雕刻技法尤为精湛，是明代石刻艺术的典型作品。
一些专家认为，显陵的建筑艺术有着独特的风格，如它讲究像天法地、天人合一，整体构思上以祭礼为中心；比德畅神，天人交际，构成艺术上以自然环境为主；单体建筑形制、体量、色彩以及互相之间的位置，讲求节奏音律变化等等。显陵是一座将古代皇陵与天人合一、风水、术数有机结合的陵墓，是中国陵墓建筑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