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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于哲理，有知有趣的诗
苏东坡在做人做事上拒绝平庸，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同样拒绝平庸。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是豪放派词人代表，他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为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
在宋代文学史上，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作品代表着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高峰。
苏东坡主张诗歌创作风格要兼收并蓄。他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他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他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自如，丝毫看不出锤炼之痕。苏东坡的诗中有奇妙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如《惠崇春江晓景》由春江水暖、蒌蒿满地联想到河豚欲上；《南园》的“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垅风来饼饵香”，由雨后桑田的清新到罗纨的滑腻质感，由麦田的丰收在望到饼饵的香气扑鼻，其中的跳衔接跃，也是靠敏捷的联想来实现。
他善于运用有情趣、有哲理的比喻刻画事物，生动新奇，出人意表。《和子由渑池怀旧》的“雪泥鸿爪”，是以一个连续的事件过程比喻人生，不同于一般静态之比。苏东坡最为著名的比喻当推《饮湖上初晴后雨》：“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个比喻的妙处就在于利用这种美的不确定性，创造出无限想象的空间，让人生发无尽的联想。
苏东坡善于捕捉变化万端甚至瞬息不能保持常态的景象，生动地落于笔端，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的第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描写西湖晴雨的顷刻间的变化，眼前景象转瞬即逝，诗人不仅观察仔细，敏于捕捉，而且善于刻画。
有一句话叫做：“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可见苏东坡享誉之高。苏东坡所以能在诗史上卓然成为一代大家，就在于他以彪炳当世的大量创作，建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展示了宋诗的新貌。苏东坡重视继承古代的诗歌遗产，注重学习唐诗，但并不对之亦步亦趋，抱柱守株，而是有所革新创变，发展了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集中代表了宋诗的特点。
赵翼《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至东坡亦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可以说苏东坡是宋人“以文为诗”的代表。苏东坡的“以文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形式、艺术、语言等方面突破前人的窠臼，突破文体界限的拘束，实际也是其创造性才华在诗歌创作上的表现。如《泛颍》：“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
写法上借鉴了散文的结构特点，意思连贯，语调舒畅，以散文笔调叙说、描写、说理，有对话，有议论。其中临流照影的几句描写，“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又极富于诗的韵味。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诗人把分寸掌握得十分恰当，幽默风趣而不油滑，叙事连贯但不落于俗套，议论言理与叙述描绘相融而不显枯燥，文笔舒畅平易而又富于诗的韵味。
以文为诗在苏东坡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东坡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党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吸收古文章法也是苏东坡的特色。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东坡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谨而又汪洋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苏东坡还较多地引进了散文的句式字法，而做到驾驭自如，自然妥帖。苏诗古体多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
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议论成分较少，韩愈写诗突破常规，较多地融入议论。苏东坡发展了这种传统，每每在诗中倾写胸臆，议论风生。苏东坡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苏东坡有较出色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因而他的诗常常充满理趣，富于哲理。他最著名的理趣诗是《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如《苏东坡诗集》卷四七《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诗中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被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在渗入人生思索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即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
人们论苏东坡的诗，说它“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然开阖，千变万态”。（刘克庄《后村诗话》）苏东坡的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他有积极用世的思想，关心国计民生，他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他长期做地方官，对社会、民生了解真切，耳闻目睹百姓疾苦，将其写入诗中，代表性的作品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
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提炼经验，能从极平常的生活和自然景物中发现深刻的道理，并用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表达出来，意味悠深而又饶有趣味。在苏东坡的许多诗歌中充满了深刻的人生思考，表露出苏东坡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
【东坡名诗】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2．豪迈奔放，有声有色的词
苏东坡的词独辟蹊径，高出人表。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从内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词的各种束缚，使词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学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东坡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非常盛行。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被贬黄州时，他不少时间用在了文学研究与创作上。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认为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苏东坡决定改变这一词风，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这对当时乃至今后的文坛影响非常大，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对此，有人认为，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东坡首先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举凡诗歌可以表达的题材如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及描写农村风光，皆可入词，开创了豪放风格。
宋初词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欧、柳诸人承前人已形成的婉约风格的定式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宗风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东坡则认为，词“自是一家”，（《与鲜于骏子书》）就是说，自己自意于婉约派之外，别创豪放派。他曾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词林纪事》）决心以自己的作品力矫当时的香软词风，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一例。此词写于谪居黄州时，当时，词人报国壮志无法实现，功名事业也毫无成就，面对浩荡东去的大江，他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气势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词作以赤壁的壮丽景色和雄伟的古战场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出一个英姿勃发的英雄形象，赞颂了英雄的风流倜傥与不朽功业，借以表达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同时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与惆怅。
苏东坡的借古抒怀，意境恢弘，风格豪放，不同凡响。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那对宇宙的奇想和人生的情思，那玉洁冰清的境界和超凡脱俗的浩荡之气，又有哪首词能与之媲美呢？《江城子》、《水龙吟》、《满江红》这些作品满腔豪情、雄健遒劲，适合于“铜板铁琵琶”式的放声高歌。而这种豪放风格又是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大胆的夸张与想象、荡涤胸怀的激情为基础的。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见其不怕风雨，在逆境中怡然自得的那种“任凭艰难险阻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度”和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读他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可见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
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酬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可见，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荡开朗的胸怀，是苏东坡浪漫主义的基调。他创作出的大量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南宋词人刘辰翁给予高度的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东坡的词开南宋辛弃疾一派的先河，实在功不可没。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东坡、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豪放派词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东坡词所作的“横放杰出”、“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
关于苏东坡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大致有四类。一曰“豪放”，二曰“韵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王灼《碧鸡漫志》说：苏东坡“以诗为词”是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东坡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典故两个方面。苏东坡在前人及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并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东坡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苏东坡不仅用词写严肃的生活内容，也用词表达儿女情长，且照样缠绵悱恻，婉约可嘉。如：“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此词为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所作。《山谷题跋》有云：“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语。”而“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则不能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