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司马迁也激动地道：“陛下，小臣为相如先生奋斗不息的精神而感动。小臣惶然觉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他让小臣思考，如果我们面对现实世界和人生永恒的‘两难主题’，该作何选择？大概‘别无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小臣以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结’，不管承认与否，这‘结’都将伴随你走完‘我选择，我承受’的一生！而相如先生选择了人生永恒，便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折磨！”
武帝为年纪轻轻的司马迁有着如此睿智的思考而欣喜，令道：“司马相如其人忠义报国，淡定柔韧；其文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汝父子在作汉之史书时要将司马相如单独列传，其主要作品亦要收录于内！”
安汉相如里采慕蔺山之元木打造的棺椁盛殓着相如遗体，缓缓由茂陵出发，文君扶灵归蜀。武帝派遣的百名汉卒组成仪仗队，身着孝服，打着经幡。一路哭声震天，哀乐动地，天阴云暗，山河悲泣。送丧的队伍到了成都，数十万巴、蜀人在北门升仙桥迎灵，哭嚎声响彻巴山蜀水，为痛逝一代才子而泪雨纷纷。
相如灵柩运抵成都司马府，停丧数日，武帝亲撰高达五丈的“汉中郎将司马相如之墓”的墓碑亦运抵成都。
下葬这天，成都平原雪花纷飞，天地万物洁白素净，肃穆悲凉。文君扶着灵柩来到都江堰岷江东侧山岗之间的墓地，万人送葬，哀乐痛断人心。
下葬仪式上，文君主祭诵念亲笔所写的《司马相如诔》。她悲切地哭诉着声声血泪：
嗟嗟夫子兮，掸通儒。
小好学兮，综群书。
纵横剑伎兮，英敏有誉。
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
落魄远游兮，赋子虚。
毕尔壮志兮，驷马高车。
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
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
永托为妃兮，不耻当垆。
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
长夜思君兮，形单影孤。
步中庭兮，霜草枯。
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
仰天太息兮，抑郁不舒。
诉此凄恻兮，畴忍听予。
泉穴可从兮，愿殒其躯。
文君长歌当哭，哀哀欲绝，痛入骨髓，终至昏死过去，好半天才醒。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大。青城山、赵公山披上洁白银装，滔滔岷江长奏哀乐。相如生前亲朋，数万百姓哭声震天裂地，在波涛起伏的峻岭长空，久久回荡……相如巨大的元木灵柩，在肝肠寸断、痛不欲生的悲哭和哀乐声中，缓缓由牵绳吊着落入花岗石墓地……相如去世五年后，武帝开始祭祀土地神。八年后，武帝又亲率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出长城，至朔方，一路礼祭华山、嵩山，再东行至海边，后登临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盛典--封泰山，禅梁父、肃然山。太史公司马谈因病未能跟武帝去泰山封禅而痛心疾首，从此一病不起。刚刚从巴蜀归来的司马迁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山东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后来，继司马相如写了篇《封禅书》，收入《史记》。在此次封禅大典中，武帝在全国挑选了五十多位精通“禅学”的高士为文，均不及相如《封禅书》之一二。
这令武帝对已逝的当朝奇人司马相如倍加折服。诵读相如的辞赋，成了武帝晚年一个独特的嗜好。
司马相如生卒年、出生地、行迹小考为将小说《司马相如》写得更贴近历史真实，写作过程中不经意地就研究起了古今中外关于司马相如的许多论述资料，特别是其生平。但要考辨相如生卒年、出生地、行迹，可谓浩浩数十万字也写不完，现仅抓住关键点作结论性论述。
一、司马相如生卒年：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18年
（一）司马相如生于孝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
1“以赀为郎”时相如20岁，“客游梁”21岁。年20方为始傅之年，意即方可入仕。推举、征召和皇帝特许等情况是无年龄限制的，但相如是“以赀为郎”，当要为傅之年才可。《通典》记：“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司马家应是赵国豪富迁徙而来，然后以农致富，故非商贾，可“赀为郎”，且家资当在十万以上。按当时的交税标准，十万以上家资每年固定税金当交1万以上。家资十万仅是中富，而相如家在蓬安留有如此多的故宅，家资当数倍于十万，税收更多。从后面相如归家贫来看，相如入仕时家道虽已不如鼎盛时期，但亦不会少于10万以上家资。符合条件的青年应是到龄即为“郎”，不必延迟。何谓“傅”？
“傅，着也，给公家徭役也”。因为自始傅之年起就该交各种税款了，入仕不但可减或免税，且年龄小是仕途优势，司马家也绝不会耽误。故相如“以赀为郎”时当为20岁。“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史记》）相如在景帝身边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太长了应不会舍京城而游梁；但太短又不合情理，从“为郎”到武骑常侍再到决定病免游梁的过程应在近1年至1年半左右，故相如“客游梁”当为21岁。只要找到“客游梁”的具体年份，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2公元前150年“客游梁”，生于公元前171年。《史记》记载梁孝王曾在景帝年间五次入朝，时间分别是：前155年，前154年，前150年上半年，前150年下半年，前144年。“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注：又名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必须弄清楚相如见到邹阳、枚乘、庄忌同时随梁王入朝是在哪一次？枚乘曾两次入梁；庄忌信息过少，无考；关键节点便是考辨出邹阳唯一的一次游梁经历！
结论：梁王前两次入朝（前155年和前154年）时绝不可能有邹阳跟随。依据之一：《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明邹阳于梁王“拟于天子”（前153年）后游梁：“明年，汉立太子。”这里的明年所昭示的是汉景帝自食其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另立了太子的那年，即前153年。景帝自知理亏，加之梁王平定七国之乱功高盖世，故梁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依据之二：《汉书》邹阳本传亦载明“梁孝王贵盛”（前153年）后游梁：“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邹阳离吴后何时到梁的准确系年并没写明，但这里的“是时”，便是“梁孝王贵盛”年间，即前153年。此处的“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只是一种追述性的概述，并不意味着阳、乘、忌三人都在“知吴不可说”后马上同时入梁，因为《汉书》枚乘本传所载枚乘游梁的情况与邹阳等人有所不同。依据之三：前154年梁王第二次入朝时正是七国之乱前夕，此时气氛极为紧张，且在枚乘去梁“复说吴王”而“吴王不用乘策”之后，身在吴国的邹阳即作《谏吴王书》。此时即便邹阳知吴不可说迅速离吴到了梁国，也不可能马上成梁王亲信跟随入朝。依据之四：《汉书》枚乘本传：“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枚乘写过《谏吴王书》，邹阳亦写过，如果二人同在平乱功高的梁王门下，何以枚乘在“平七国”后受到“召拜”，而邹阳却没有？再结合《史记》“得赐天子旌旗……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桀……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之内容，亦可证明邹阳等人不是在七国之乱爆发前离吴以后立即游梁，而是在七国之乱平定后梁孝王显贵一时之际游梁的。
由此可知，前155年，前154年梁王入朝时无邹阳，此两次入朝时被排除。前144年入朝时也被排除，因梁孝王此次入朝后仅几月即卒，与相如“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相悖。于是，我们便锁定相如在前150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梁王入朝时游梁。从相如没见到羊胜、公孙诡，只见到邹阳、枚乘、庄忌来推断，前150年上半年梁王的第三次入朝也被排除，因第三次入朝时极为盛大，梁王重要的侍中、郎官、谒者均应跟随，若需点人名，则不可能先点到邹、枚等而只字不提羊胜、公孙诡；第四次入朝时胜、诡已被赐死，跟随的必然是为入朝立功的邹阳，以助策划应对的枚乘、庄忌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