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是一群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儒生。他们思想上忠于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政治上既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更仇视各式各样的反清起义。他们通过同乡、师生、亲友、同年等封建关系结为死党，并与战争相辅相成，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早就有过镇压反清起义的经历，或者就是起义军的叛徒。所以，大致可以说，从事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而同清政府及外国侵略者的合作，则不过是他们的政治选择。
§§§第一节 主要成员
这个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清朝地方官员、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他在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故暂将其放在骨干成员之中，不人首脑人物之列。）。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是大大的松散了。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并非没有差异。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有似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四百七十五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一百二十五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五十八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六十七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略无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者。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阙如，也无从加以统计。所以，本书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沦为丧家之犬的缘故。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1页；第1卷，第45页。），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正处于上升之中。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曾国藩还把他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此外，曾国藩家似还放过高利贷。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窶”、“贫贱”等等。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亦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郭嵩焘称：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第16页。《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刊本，卷首。）。曾国藩亦说：“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册，第1636页。）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因为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年十九岁即入赘陶家，在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也正因为这一点，胡林翼自幼养成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在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册，第736页。），入仕之后还间为狭斜游。徐宗亮亦称：“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光绪十二年刊，第1卷，第4页。）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页。），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左宗棠的父、祖两代都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修”度日，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又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还在“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左宗棠年谱》，第2页。）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与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故在兄弟析产时，他与“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都没有分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二十五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左宗棠年谱》，第11页。）。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在湘阴柳庄购田七十亩（《左宗棠年谱》，第22页。），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李鸿章的家庭状况，与胡林翼颇为相近，都属于官僚地主家庭。在其祖父李殿华一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第8卷，第2页。）。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一个举人。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4页。），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在六千两左右，一下子出得起如此一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与胡林翼相埒。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还与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与曾家差不多。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清史稿》，第40册，第12334页。）其家境似与江、胡相近。郭嵩焘则自称：“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与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吾年十八人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养知书屋光绪十九年刊，第34页。）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在曾家之下。胡大任在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5页。）之举，家境亦当在中资以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一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日：‘然。’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中兴将帅别传》，第326页。）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自给”，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孙昌凯初为铁工”（《中兴将帅别传》，第130—131页，第335页、第325页、第329页。刺船即撑船。），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吃粮当兵，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田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朱克敬：《瞑庵杂识》，进步书局版，第3卷，第9页。）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曾国藩等：《湘乡曾氏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出版，第4册，第2447—2448页。）。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清史稿》，第44册，第13443页。）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傅耀琳：《李续宾年谱》，咸丰二年七月条。《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0页。），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清史稿》，第39册，第11963页。），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