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3页。），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让贤者之路。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辞职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阅文，不能见客多说。既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所以，既辞钦差就不能不连江督也一并辞去。其次，“乞归林泉亦非易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再次，“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最后，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他在给鲍超的信中也以此招为得计：“仆自去岁以来，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从无不平之意形诸言色。即因病陈请开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进京，但求留营效力耳。”（《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3页。）然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使后来者觉得碍手碍脚，倍生反感，且极易启人疑谤。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同时，“维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挟军心以自重之嫌”（《曾文正公书札》，第30卷，第44、45页。）。这前面一条可能导致李鸿章的坚决反对，他令其兄李瀚章劝曾国藩回任江督，即已显露此意。而后面一条则更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万万不可轻试的。当时也有人劝他直言极谏，陈明利害，以改变清政府的做法。他出于同一原因，不敢这样做。他在给尹耕云的复信中解释说：“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唯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唯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格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态。”又说：“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2—3页。）就是说，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为其撑腰的清廷，他们是根据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发阅弹章，不过是放只氢气球，意在逼曾国藩交权退避，若竟倔强不服，必有更加厉害的后着，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曾国藩身为人臣，欲保名位，无论内心感受如何，都必须拿出对之忠诚驯服的样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冬以来，忧谗畏讥尤甚于昔”（《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6页。），“从此不居极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4页。）。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时复函友人称：“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曾文正公书札》，第33卷，第9页。）不过，这只能说明其内心的懊丧，事实上却无法真正这样去做。此可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坚信命运之说，大概这也是根据之一吧。
第十次是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使自己成为过街之鼠，众矢之的。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帅，让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其实，曾国藩的办案方针与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种种举措亦无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过隐瞒了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没有如实上报而已。故舆论的冲击不仅针对曾国藩，也是针对清政府的。然专制时代有一条非成文法，国家最高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只能指责经办大臣，不能指责皇帝。如南宋的秦桧，晚清的穆彰阿，多年来一直受到万人唾骂，对其本人固属罪有应得，但同时也是代皇帝受过。只是这一过程发生较迟，都是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极之后，朝廷大张其过，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国藩则是现世现报，一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8页。），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最后仍以曾国藩的奏报结案，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原定死刑二十名改为十六名，也不是李鸿章争来的，而是俄国被杀四名只要赔钱，不要中国人抵命。正是清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两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忧悒。”（《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显然，这些人不过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们从清政府对天津教案和曾国藩的处理中得到一个信息，知道曾国藩已经失宠，故会大着胆子这样做。曾国藩“心绪忧悒”的原因，也不只这些麻烦本身，而主要还是造成这些麻烦的深层原因，同清政府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会越来越困难。
醇亲王奕譞与叶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对曾国藩采取这种态度，也可能与曾国藩拒绝他们的有意拉拢有关。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同治八年春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致一信，对曾大加赞扬。曾国藩没有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17页。）同治九年春奕譞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以求应和。曾国藩亦没有回信，仅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40页。）醇亲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恭亲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长期以来，他与那拉氏紧密勾结，欲与奕一争高下，以至于不惜主动拉拢湘淮军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过，曾国藩不与奕譞交往，不仅避交接权贵之嫌，更为避内外交通之嫌。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以杜绝王位之争。故前者可能关乎个人名声，而后者则可能招致灭族之祸。事实上即使没有那么严重，亦远非封疆重臣所宜。曾国藩对此惕然警惧，远嫌避祸，亦属恪守臣道之举。然而，这样一来却深深地得罪了醇亲王，或则衔恨于心，或则疑为恭党，遂乘天津教案之机对之攻击不遗余力，必欲去之而后快。不料，曾国藩固不知趣，李鸿章亦未满所望，复转而拉拢左宗棠。据说，左宗棠入值军机处，主要出于奕譞的推动，意在取代恭亲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后只好作罢。或者，如此等等，皆出于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历史事实表明，天津教案后再返江南，标志着曾国藩同清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权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军后，手中失去挥戈北上的实力，也就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后剿捻无功，中途下台，已是威名大损，今不如昔。迨至三莅江督之任更是威信扫地，则完全失去对清廷的威胁，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饬实力，也不可能取清自为了。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来越轻，中兴幻想一步步破灭，悲观情绪愈来愈重，从而构成其心情不畅的另一原因。
曾国藩系道光朝旧臣，因穆彰阿的荐赏而平步青云，十余年间跻身卿贰，成为清代罕见之事。然自从军以来屡遭疑忌，长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压抑，恨不得找个地方“痛哭而一倾吐也”（《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3页。）。自咸丰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政变上台之后，曾国藩一度兴高采烈，以为中兴有望，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然其心腹幕僚赵烈文不同意这种看法，遂引发二人间的多次辩论。同治六年夏，一次闲谈中曾对赵说：“都中来信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说：“然则当南迁乎？”赵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祜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说：“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能静居日记》，向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此后，二人又争辩数次，对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点则集中在清政府的评价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转这一江河日下的形势。一日，赵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则以“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纲独断”应之，且举“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数事以为证，称“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如何？”赵烈文对之逐条批驳，并进而指出：“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即如诸葛辅蜀，宫、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金哀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又说：“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穷长，允矣。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曾国藩当时虽无言以对，但心中仍未服气。时隔两月，复因总理衙门“殷殷下问”而“喜动颜色”，并大发感慨道：“此折所关甚大。仿国者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又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战，小胜不足言，顾孝宗忠厚恺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内变，海陵被弑，以全赵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陨，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这就是说，直到此时曾国藩仍心存侥幸，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陆沉”，总以为尚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然而，当其重游京师，亲睹清政府的帝后王公及当轴政要之后，连这最后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同治八年夏，应调赶赴直隶的赵烈文刚到保定，曾国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声，从而为他们多次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他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就是说，在清政府整个决策层中，根本没有出类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澜，救清政府于当亡之时而不亡，完颜、赵氏在强敌威逼下苟延一隅的历史，再也无法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