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时代，生意要想大发展，必须寻找官场的保护，有一个坚强的官场靠山，就意味着做生意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52大树底下好乘凉
胡雪岩深谙中国的经商之道，他直言：“我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
他白手起家，事业一路攀升，直至如日中天，成为头戴红顶子，身穿黄马褂，朝廷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的一位显赫的“红顶商人”，他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权场势力的支援。他结交权场手法独到、方式灵活。可以说，胡雪岩是同时代商人借势权场的典范。
胡雪岩为什么会说：“我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他为什么要借势权场？这是由胡雪岩生活时代的特殊性决定的。
对商人而言，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就在于对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种体制与商人的活动是相矛盾的。由此造成官吏对商人危害十分严重，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则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种情况，商人要想经营下去，必须做出合适的对策。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商人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二是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显然，所争取的官吏职权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活动范围就越大。三是一些商人甚至直接进入官吏阶层成为官商结合体，像范蠡、子贡、吕不韦、桑弘羊等，人们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官还是商，他们既善于以商经官，又善于以官来经商。虽然胡雪岩名义上也是一个官商，但由于胡雪岩不喜欢做官，他的官衔多半是一种名誉，他属于第二类，即争取官场靠山的那一类商人。
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长，内部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俗。依靠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种世人非常熟悉的事情。所谓“官官相护”、“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说这一习俗。胡雪岩年轻时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俗。他非常明白，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生意要想大发展，必须寻找官场的保护，有一个坚强的官场靠山，就意味着做生意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于是，胡雪岩的商路紧靠官场大树乘凉的特征较为明显。他之所以能够白手起家办钱庄，靠的是王有龄的官势，进而能够垄断战时浙江的财政，靠的也是王有龄。随后，又靠何桂清和左宗棠，使他的经营冲破先前的浙江范围，向外扩张，称霸东南半壁江山，并在全国商界占据重要地位。事实证明，胡雪岩依靠官场大树的策略是有其必要性的，他为结交官府所作的努力也是绝对值得的，他所得来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依靠官府而来的。
当然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倚重官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局势一动荡，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的衰败，官场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一个官僚政治社会，借助官势对经商事业来说，总体上是有其必要性的。当今世界，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官商结合的事例都是随处可见。比如，有很多半官方的慈善基金会，资本家们大多非常踊跃地为其捐款，看似只是为了单纯的公益事业，其实不然，他们出资往往都附加一定的条件，要求接受基金的机构必须为他们打通官方的某些关系。不过，这种事情如今变得越来越隐蔽了，普通人很难看出其中的门道。
53投资有用的贵人
胡雪岩说：“有钱可用，还要有机会，还要看人。”
这句话，是在告诉人们借势官场的方法。官场有权势的“贵人”很多，一定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贵人。
杭州收复以后，胡雪岩原来的官场靠山——何王集团已土崩瓦解。何桂清因为在太平军的攻战中弃城逃跑，成为朝廷的罪犯，完全失势；而王有龄又为朝廷殉节吊死在杭州。胡雪岩要在商场上大展拳脚，必须寻找新的权场靠山。在寻找新的权场靠山的过程中，胡雪岩就奉行投资有用贵人的策略。
胡雪岩开始准备投资有用贵人的策略。
胡雪岩开始准备投资收复杭州的蒋益澧。蒋益澧收复杭州后，坐镇杭州，成为杭州的“当家人”。与蒋益澧一见面，胡雪岩觉得蒋益澧为人倒还憨厚，如果结交得深了，便可以成为第二个王有龄，将来言听计从、亲如手足，那就比伺候脾气大得出名的左宗棠痛快得多了。但是，在去谒见左宗棠的路上，胡雪岩与蒋益澧的属下及表侄何都司的一番交谈，使胡雪岩改变了主意。
胡雪岩与何都司一行来到距左宗棠大营安溪不远的瓶窑镇，休息吃饭。胡雪岩跟何都司对酌，听何都司谈论左宗棠。
“我们这位左大帅，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不过，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怕，越怕越糟糕。”何都司说。
“这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胡雪岩说，“这样的人，反而好相处。”
“是的。可也不能硬过头！最好是不理他，听他骂完、说完、再讲自己的道理，他就另眼相看了。”
雪岩觉得这两句话受益不浅，便举杯相敬，同时问道：“老兄，你跟蒋方伯多少年了？”
“我们是至亲，我一直跟他。”
“我有句冒昧的话要请教，左大帅对蒋方伯怎么样？是不是当他是自己的替手？”胡雪岩问道。
“不见得！”何都司回答说，“左大帅是何等人？他当自己是诸葛亮，哪个能替代他？”
这两句闲谈，在旁人听来无关紧要，但对胡雪岩来说，却不是亚于一道惊雷。他猛然意识到投资蒋益澧，以他为自己新的官场靠山不妥。显然，左宗棠对蒋益澧，不可能像何桂清对王有龄那样，惟恐提携不力。胡雪岩原先以为左宗棠会力保蒋益澧做浙江巡抚，而朝廷原定的浙江巡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将另有安排。现在看来，全然不会是这样，因为从蒋益澧本身的能力来看，实在还不够格当一省的巡抚。于是，胡雪岩打定主意，今后自己寻找官场靠山，只有死心塌地去走左宗棠的路子才行。
就这样，胡雪岩为自己重整旗鼓，从投资蒋益澧改为投资左宗棠。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雪岩的选择是明智的。
选人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机遇的过程。有的人可以助你逢凶化吉，事业兴旺发达；有的人却对你毫无用处。善于选择对自己有所帮助的“贵人”，也就是在为自己创造发达的机遇。
54雪中送炭，涌泉相报
胡雪岩投资官场有许多巧计，“雪中送炭”便是其中之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发迹的起点——资助王有龄进京捐官的故事。
王有龄本是福州人。其父为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差使。
候补道老病侵扰，心情抑郁，客死异乡，身后也没有留下多少钱。王有龄无力送其父亲回家乡安葬，同时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只好客居杭州了。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曾为王有龄捐了一个正八品的盐大使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因为王有龄还差手续。在清代，捐官只是捐了一个虚衔，获得了一张吏部颁发作某一类官的“执照”，如果要想补缺，必须到吏部报到，再缴一次补缺费，称为“投洪”，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差的就是这一笔“投洪”费。同时，王有龄自己也想进一步改捐个县令之类的正经官衔，好好干一番事业，而这些都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
胡雪岩认识王有龄的时候，王有龄已穷困至极，每天在一家茶店里穷混，一壶茶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文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潦倒落魄，无精打采，让人看了生厌。但王有龄的架子还不小，经常两眼朝天，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从王有龄这副不肯放下穷酸读书人的架子中，胡雪岩看到了某种希望，想和王有龄结交。
一天，胡雪岩在某店里下象棋，赢了二两碎银子，便力邀王有龄去一家小酒店对酌。王有龄推辞一番，盛情难却，也就跟着去了。交谈之中，胡雪岩知道王有龄的心事：空有一腔抱负，却无钱捐得前程。于是，胡雪岩决定帮助王有龄进京捐官。他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把收账所得本该交回钱庄的500两银票，转手赠给王有龄。王有龄当时一下子愣住了，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不知说什么才好。好久才想出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胡雪岩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王有龄终于忍不住，热泪不断。从此，胡雪岩与王有龄结下了患难之交的情义。
随着王有龄求官成功，由海运局总办至湖州知府、浙江巡抚，胡雪岩及其开办的钱庄得到了很多好处，特别是王有龄以浙江巡抚通令：全省凡解粮饷必须由胡雪岩汇兑，否则不予接纳，这不仅使胡雪岩及其钱庄获得战时省库的垄断经营权，而且使胡雪岩及其钱庄在众多商家中声誉鹊起。
55靠真才实干赢得赏识
胡雪岩在权场上寻求左宗棠这座大靠山，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靠真才实干赢得赏识。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曾经写了一幅对联明志：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像左宗棠这样自比为诸葛亮，做事光明磊落的封疆大臣，对小恩小惠是不屑一顾的，他看重的是可以辅助他成就大业的人才。胡雪岩深知这一点。他借势左宗棠的手段，主要就是对左宗棠在施展抱负、建功立名的过程中给予莫大的支援。
1862年2月，胡雪岩把受王有龄委托，从上海采办来，因故未能运入杭州的军需大米一万石运入杭州济困，作为谒见当时新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见面礼，马上就得到左宗棠的信任，并引为座上客。从此开始两人长达20年的亲密合作和倾心交往。此后，胡雪岩通过购买武器、采粮，参与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及陕甘回民起义的行动。后来又在洋务运动中帮助左宗棠处理洋务事宜。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宗棠60多岁的高龄挂帅出征，与阿古柏等分裂势力逐鹿西北边疆的时候，左宗棠的政敌冷嘲热讽，各省观望延援，胡雪岩却精心选购西洋军火，奔走筹借洋款，为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中外瞩目的大事出了很大的力。在当时左宗棠的眼里，胡雪岩不亚于春秋时犒师救郑的弦高、西汉时输财助边的这一类良商。
为此，胡雪岩获得左宗棠的高度信任和倚重。由于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作靠山，胡雪岩在总办粮台、劝捐、军火买卖和借款中，捞了不少好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左宗棠手下红人这一块牌子，胡雪岩在商场上更是左右逢源了。
56要善于洞察心机
在官场上寻求靠山献贿，并不是都是“拿着银子去送就是了”这样简单，而是大有学问，得洞识贪者的心机，做到不露声色。
光绪七年三月，胡雪岩来到北京，目的是为了疏通中央政府，同意向洋人筹借300多万两银子的外债。当时，满族人官均金担任户部尚书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如果想借外债就必须过这一关。胡雪岩知道，要想过关，当然得送银子，但胡雪岩并不认识这个官均金，同时，送银子也得有门道才行。胡雪岩不是等闲之辈，很快就探听出一条门道。
原来，北京有个极出名的地方叫“琉璃厂”，那儿专门出售各种文物字画和各色古董。虽然当时清政府的权贵都视贿赂为理所当然，但碍于面子，也没有人敢公开进行。由此，他们想出变通的“戏法”——就是跟琉璃厂的商家挂钩，由他们担任贿赂的“中继站”。比如，某人向某大员行贿，就先跟琉璃厂的商家接头，讲定用若干银子买下一个古董或字画。接着，商家到大员家里去取得古董或字画，回到琉璃厂，卖给行贿者。行贿者拿到古董或字画后，给大员送去。琉璃厂商家留下手续费，然后把剩下的银子交给大员家里。
对大员来说，他只是把东西“卖”给琉璃厂，由商家再卖给行贿者，行贿者又把东西当做“礼物”送回大员家。银子是由商家送来的，大员并没有收“银子”，而收取古董或字画只是文人的爱好。
于是，胡雪岩也采用这种方法，非常巧妙地把3万两银子送到官均金手中，结果，这位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在朝廷上拼命说借洋债的好处，胡雪岩如愿地得到借外债的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