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最近的三十年，发展得好，我想已经轮不着我多说了，在上一章结尾我已经说过了——已经被很多人甚至专家、大师们写绝了。当然了，这其中也还是有令一些人不甚满意的地方。我想说，别不满意了，挺好的，真的，尤其是跟人家别人比比。关于这个“别人”，我大可以选个最有可比性的且容易比出高下的，印度。那么，为什么呢？比如说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上来看，我们比几乎同一时间起步的印度做得好呢？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印度统计年鉴》。
注：图中涵盖的时间跨度从1970年到2008年，共39个年度数据。这里为了便于对比中印两国的数据，都按照各个数据当年与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计价，得到的即为实际数据。采用实际数据而非名义数据更加有效地剔出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1970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实际GDP低于印度的实际GDP，正是自1979年之后，中国的实际GDP开始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的实际GDP。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这也是写这三十年时我想使用的角度——好，已不言自明，而为什么好，却依然众说纷纭。历史上，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和学派。普遍被认可的理论是，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亦有正效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经济增长。道格拉斯·诺斯指出，“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见D.C.NorthandR.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指的是企业，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东亚社会，另外一个更为明显并重要的“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则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明显也是一种“经济组织”；而当政府也是一个“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中还能只是背景或者是配角吗？
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道路的。所谓独特，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者给出的“经典建议”而言的。所谓“经典建议”，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的“华盛顿共识”。为什么拿“华盛顿共识”说事，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下找到理论依据。见陈平，2005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华盛顿共识”是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处理金融危机和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方面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见表41）。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被奉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原始的“华盛顿共识”存有争议的“华盛顿共识”还有1.财政调控11.公司监管2.充分利用公共消费12.抵御危机的冲击3.税政改革13.流动的人力市场4.利率自由化14.与WTO的原则接轨5.一元化的有竞争力的汇率15.与国际金融惯例和标准接轨6.贸易自由化16.审慎的开放资本账户7.对国外直接投资开放17.取消中间汇率8.私有化18.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的通货膨胀目标9.放松对经济的管制19.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0.保护产权20.消除贫困资料来源：DaniRodrik，2003，NBERWorkingPaperNo.10050。
‘GrowthStrategies’
1988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着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到访中国时，也曾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那么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按照“华盛顿共识”的逻辑，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应当如：
问题解决低农业生产力价格自由化低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化财政税收流失税制改革低城市工资公司化垄断贸易自由化重组企业改革金融部门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资料来源：DaniRodrik，2003，‘GrowthStrategies’，NBERWorkingPaperNo.10050，表4。
结果是，我们的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还没怎么着呢，民心就开始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政府立即停止了靠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式改革。就当时来说，这些“对症下药”的“经典处方”我们等于是一条也没有采用。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是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渐进式改革。而政府干预是什么，是在当时那个时点被否定得最狠的方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苏联瓦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再起，这一波思潮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也就不说了，进而更否定了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了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在否定历史的同时，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了被否定的政府干预的方法，这样的逆历史潮流而上的改革尝试却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并且我们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会在短时内升高，但是很快趋于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迅速繁荣；但是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所需的周期比农产品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同上。因此价格自由化是不如政府掌控下的渐进式改革安全、有效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领域里领风骚的“经典建议”我们不使或者说不能使，而过了气的明确被否的“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方法我们使了，效果还很不错？
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后发”制人
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是经济学方面的权威，他们的经济理论是先进的，付诸实践后是成功的。我们只要直接“拿来”或者稍加修正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苦苦地寻觅增长的道路。
但是我们得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此河非彼河，我们的河和他们的河不一样。
那么怎么个不一样法？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政府的强势干预会可行有效？
首先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latedevelopingcountry，也叫“后发展国家”，是相对于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这个词的相对性比较强，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曾被定义为后发国家，早在196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书中，着名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让（AlexanderGerschenkron）就指出，对于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境地下的国家而言，对于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尚不完备的国家而言，政府是可以直接动手“做”市场的。见AlexanderGerschenkron.1962.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这样的行为堪称艺术，格申克让甚至称它为“落后的优势”（advantagesofbackwardness）。而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了。
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制度学派理论的前身，但其实它比制度学派的说法更强，更直接，并且其实它已经被20世纪所谓东亚经济奇迹的历史所证明了。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曾经被定义为“后发”，拿韩国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1960年时，韩国比很多地处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还穷，但是，那个时间点之后，韩国的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8%，不仅远远超过了非洲国家，更超过了先前远富于他们的墨西哥和阿根廷。
这是因为什么呢？正统经济学家又要给你讲“标准答案”了：他们说，出口带动了增长——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数的解释都说是归功于“以出口为纲”的外向型经济方针。但是，我们很难测算出这个方针在经济增长中究竟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你比如，可测算的出口利润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可目测”的出口繁荣。同时，出口对于整体经济表现的影响也不至于像传闻中的那么大。这些都还好说，更大的问题在于“以出口为纲”的外向型经济贸易增长理论本身就出了问题：这一理论的基础本是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这好像没什么错，几乎所有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基于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国家之间，两种商品之间的贸易理论，并假定这两种商品在两国的生产函数、资本与劳力的投入比是一致的，并且两国只生产这两种商品。得出的结论是当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时，若A国生产X的劳动成本相对Y而言比B国低，则A国应该出口X而进口Y。这里的成本比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即使A国生产X的绝对劳动成本比B国高，A国也应出口X。从贸易实践来看，首先该理论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就不存在，此外各国对商品的偏好不同，各国不同行业间的技术差别不同，而且各国之间、各人决策之间、不同商品的市场之间、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及买卖量之间存在无穷多个反馈链条。事实上，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商品不超过50%，其成功率正好和抛掷硬币的概率相当。另外当两国之间的要素价格相差到一定程度时，贸易方向甚至会发生逆转。现实情况下，真正决定贸易方向的应该是该商品的国际价格，其次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以及对该商品的偏好。见余威铭，2005年，《传统经济学的覆灭》。
由此可见，二战后东亚尤其是韩国的经济奇迹应该还有更独特更重要的原因，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经过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证明出已经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
而所谓的“正统”的考量低估了韩国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经济史学家如Amsden（1989)和Wade（1990)提出，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和比较优势的自由范畴，政府在其工业发展中行使了明显的优先权利和干预手段，依照它预想的设计来重塑比较优势。
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故事就是，在韩国，甚至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发生了“干预繁荣”。政府首先扫除了阻碍经济起飞的一切障碍，建立起稳定的投资环境，紧接着又动用一系列干预手段，包括对公有制企业的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实际上才是那个真正的“发动机”。虽然不至于公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韩国政府却大量使用了计划手段，用Pack和Westphal（1986，99)的话说，“韩国政府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提供综合决策的中心机构，以协调、建议甚至强制手段来确保政策的顺利执行。政府实施强制措施的能量对于其决议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它会站在集体利益的高度权衡得失，并且经常利用行政手段来奖励听话的和惩罚不听话的”。除了这些，韩国政府更加直接到“动手”组织私有企业进行人家原本不想搞的投资，我们有很完备的史料记载了政府是如何积极动员私有企业进行特定领域的计划外的投资的，用Amsden的话讲，“最初建立新的制造业的动力来源于公共部门，60年代到70年代间所有的主要的工业都是政府引导建立的”，“政府规划并指导了早期的进口替代工程，政府让水泥、化肥、石油提炼、化纤等工业都依赖进口，而扶植纺织业大规模扩张，同时还把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工厂改造为现代化机械和造船厂”。
这就韩国的“发家史”，他们也是凭借着强悍的政府力量一路走来的。
不仅仅是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甚至以“自由”着称的香港。台湾地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并负责搜集信息和提供发展策略；作为纯粹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香港，已经被弗里德曼用来作为自由放任主义发生作用的例子，但是我们越了解香港，就越感觉到这种描述是不正确的，比如，40%的香港居民居住在政府建设的公共住宅中，自由放任主义怎么能那样呢？事实上，香港政府涉入到了市场的每一个层面。而香港政府和中国的精英们一道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述，叫做“积极的不干涉”，这里的重点在于强调“积极”。见杜维明着、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20页。
同样地处东亚，同样是后发国家，虽然身处的时代略有不同，我们可能晚了二十几年，但是政府的积极参与、大刀阔斧地“做市场”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当中，同样起到了有利的作用，甚至说是关键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