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传统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即在被种姓、阶级、民族、农村，以及多样、复杂、非集中的思维包裹着的传统下，对应的政府与政府行为、政府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对应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多种文字，宗教流派众多，种姓等级森严。印度社会高度分散的恶性使同一行动很难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印度政府也很难实行任何果断行动。印度政府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因民族分歧而受阻。各民族间很难建立互信，于是整个社会很难采取统一行动。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学派（Cynicism）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犬儒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新柏拉图学派）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公元前404-公元前323年）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的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那时政府正在睡觉。”见爱德华·卢斯（EdwardLuce）着、张淑芳译，《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ThestrangeriseofmodernIndia）》，中信出版社2007年出版。而尽管中国文化也具有多元性，但是中国使用同种文字，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宗教流派也很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的决策机制比印度高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迈隆·维纳曾说，“印度之所以前进缓慢，是因为其多样性。这同样也意味着它的相对稳定。印度像一辆有12个轮子的卡车，即使有一两个轮子被扎破，也不会翻到沟渠里。如果将这个比喻拓展开来，这意味着中国的轮子较少，因此前进得更为迅速。”同上。
曼莫汉·辛格印度总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担任过新德里每个重要的部长职务。对印度经济情况的诊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维普通人提供的工作岗位。我们需要为大量半熟练工人提供岗位，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们能像中国那样雇佣大量劳动力。我们需要工业化，为技术能力不强的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为什么事情没有按我们期望的规模发展？因为我们没有专心致志地按照一个明确的方式追求既定的目标。”辛格博士概括了今天印度面临的两个经济挑战：进行的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发展与之相关的制造业，为大量无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提到了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困难的“思维模式的问题”。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佣，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只有3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说只有35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1400万人在私企或外企工作。即使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比，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水平。而其余的人，可以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如果要印度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加大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制造业雇佣如此少的人而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政策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很重要的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与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的期望相反，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时，它的城市化进程却减慢了。1981年，印度城市人口所占比例是23.7%，到2001年，这个比例仅增加至27.8%。“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大家都在期望城市化进程加快时，它却放慢了脚步，”印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印度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凯什·莫罕（RakeshMohan）这样写道，“原因之一是印度不完善的经济政策，它使城市就业率的增长受到抑制，另一个原因是僵化的政策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印度最成功的IT企业之一、印度软件服务公司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尔卡尼（NandanNilekani）说：“印度必须以比我们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印度无法超越这种趋势。印度农村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无法为人民提供工作，而且永远也不会。因为农业改革意味着机械化耕作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农村是低种姓人们的一个陷阱，是一种监狱。”
所以呢？是该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当做正面价值重新发扬的时候了。
意识到、穿上去、美起来
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女人买衣服。
首先得意识到，要挑到一件适合自己的衣服，即使看上去没那么抢眼，但是穿到身上就会顿生光彩。然后将它买回来，穿上身，果然，衣服不仅令自己艳光四射，还给了自己感觉，一种找到自我的感觉，一种舍我其谁的出自内心的美感。于是，我们就会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也许穿衣品味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甚至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美的时代的到来。
从前文我们由结果向原因倒推的论述中，我想我们已经意识到儒家传统的作用了，虽然在近现代这一百多年它没有出面，但是在这段历史进程的幕后倒有自己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那么怎么穿上去？
成衣尺码再合适，也必然会有不够合身的小地方，我们可以拿到裁缝那（现在叫定制），对细节处进行调整。
比如，当初东亚经济起飞时，儒家文明又开始被重视起来，说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结合，使“世界经济的动力由大西洋转到了太平洋”参考杜维明着、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第196页。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特别是韩国受到强烈冲击之后，学术界又开始认为儒家伦理出了很大的问题——所谓关系资本主义或者干脆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受到了质疑，西方很多专家指出，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要有健康稳妥的增长，必须要有公信度和透明度，而韩国因受儒家传统的影响而出现官商勾结，家族制的大财团和政府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关系资本主义靠的是同乡、同学等的人际关系，这在资本的初步积累阶段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不可能同受法治管理、受现代西方文明导引的跨国公司相比。
人家说的其实不无道理，那么应当怎么办？按照我们自己的尺寸修改、调整——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再谈儒家传统。现代化有力地将世界向一个主导性的方向转化，但是，在一开始，已经是一个集合了各种轨道、各种冲突甚至各种对立的混合物，它是包含了本土知识和全球意义的综合版本，现在，无非是作为2.0版，将我们的传统再加进去，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必加，它天然就存在，只是不要刻意回避就好了。这种方法应当是可行的，并且已经显示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逐渐会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典范的”现代性。
最后，怎么美起来？
我们不是无法反传统而不得已选择承袭传统的，而是主动找回自我的，我们从心底就应当明白，我们的传统是美的，且好使的，一点儿不比西方那一套差，我们的“自以为美”应当是发自内心而非自欺欺人的。
我举两个例子。有人批评儒家传统中的“仁”是一种“差（音同‘插’）等的爱”，远不如基督教的“博爱”更符合平等的精神。所谓差等的爱，是指儒家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人类社群一直到生命共同体，这样，仁就推己及人，从内向外，由私到公。而基督教要求我们队任何人甚至陌生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的爱是相同的，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基本价值也是以这样的博爱为基础的，这当然是非常高的理想，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做到主动自觉，而是被强迫对陌生人的爱如同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乃至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其结果反而恰恰变成对自己的亲人就如同对路人一样的疏远，这样的结果不需要我多说，已经出现在西方社会了。所以，也许“差等的爱”是一个更实际的普世原则。
又比如，有人说儒家传统是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但是在中国不能面对民主的挑战，就不能做到“在民主、科学的现代性的基础上融汇儒家传统”。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把民主狭隘地等同于了选举，就是说只要政治上没有轮流坐庄，就不是民主。然而，归根结底民主是什么，是一种人的素质和生活方式，是一个提高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然后逐渐发展言论自由、促进社会多元化、促进权力下放，让市民社会有充分的活力和动力的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比一个受到儒家传统影响的社会，特别是中国，更能运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资源、保持社会各阶层间活跃的流动性，从而发展言论自由、构建法治、提高生活水平了。同上，第197页。不论你是谁，都能通过开放的官僚体系融入政府、服务国家，而不需要任何所谓“玩政治的资本”。在这一点上，从民主的本质上而言，谁又能说也许最实际的民主不在这里呢？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走了一条近乎于没有选择余地的道路，经历了西方化、现代化到全球化这样一个从西方“一根而发”的过程。但是，那只是开始，之后，尤其是现在，我们有的选择了，我们已经在不断地选择了，很多时候还选对了。虽然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我们所体现的生命形态跟西方在很多地方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必然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联系纽带，我们需要寻根，在全球化中加入本土化和社群化，即使按照本书的逻辑，仅仅是为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我相信结果并不会到此为止，也许会直指中华民族精神的再生，当然，这已经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