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每一次反省，都意味着我们走向成熟，从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更加自信地预见未来。
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噩梦的开端。它结束了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按照权威的划分，公元1840年以前的历史为中国的古代史，1840年以后为中国的近现代时期，使中国步入了长达百年的苦难。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我从小所接受的信息是：“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西方殖民者用鸦片毒害我们的国民，当我们决心戒毒时，
他们发动了战争，以此强迫我们继续购买鸦片，付出白银”。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课本上将其归咎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甚至不败而败”。
然而事实真的完全是这样吗？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写道，“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因为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是不得人心的。英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对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之为‘鸦片战争’。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毕竟战败之后，能做的事也就是道德上的谴责了。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已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Fairbank)先生所着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易中天，《帝国的惆怅》，第143-14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出版。
我很赞同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权且还称之为“鸦片战争”，一是为了符合广大读者多年来的习惯，再有就是这也算是一种自嘲吧。
那么，这场战争战败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清政府确实是腐败的，甚至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包括我们熟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钦差大臣琦善、参赞大臣杨芳等。同上，第119页。这样的上下相蒙，延误军情被认为是鸦片战争战败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血统高贵，出身正途，在剿匪战事中扬名立万的名臣名将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们到了非撒谎不可的地步了。皇帝要的是胜利，然而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这一点，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和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中都有详细的说明，我在此谨引用一小部分，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厦门战役。
1841年3月2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抵达厦门，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5个月，耗银150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了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在英国人面前却不堪一击。8月26日下午1点45分开战，仅仅过了1小时20分钟，鼓浪屿三座炮台就被打哑了。又过了40分钟，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15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什么叫转眼间“灰飞烟灭”，并且“灰飞烟灭”的可不是“强虏”，而是大清帝国精心构造的最先进的防线。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我在高中历史课本里念过的着名的定海之战。1841年的这场第二次定海之战被描述成一次激动人心的、英勇壮烈的战斗：定海的三位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万余英军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多么悲壮感人的故事，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被粉饰、夸大了的故事。三位总兵率军抗英是真的，英勇奋战是真的，以身殉国是真的。可是英军并没有万人之多，而是只有四五千；并且根本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从10月1日早晨开始，到下午2时左右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到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参见《帝国的惆怅》第141-144页和《天朝的崩溃》第356-361页。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道：“战区的地方官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夷务不可为”，这个观点有些学者不同意，他们总是强调英军人少，登陆的仅有几千人而已嘛，好灭。可是人家不跟咱肉搏啊。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清朝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方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可以见得，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存在着奇异的差别。人家携坚船利炮渡海东来，靠咱当时的水平，“战事绝无可为”，看来，是没有取胜的余地了。
一切战争胜败的背后，总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落后了。我想这个原因要比一个政府的腐败无能来的更深刻、更有说服力。而由此导致的鸦片战争的惨败也成了我们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鸦片战争，我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一定是“痛开始的地方”，也许还是“梦开始的地方”。且听我细细往下说。
在本文中会反复提到，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发展”不仅包含GDP等这些数据指标的增长，还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进步。在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可是，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思想、经济增长模式、政治思想、政治统治模式、社会文化等方面变革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是之前几千年的缓慢演变所远远不及的。正所谓“不破不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最初工业化国家”（OriginalIndustrialisedCountries）及其帮凶们的入侵，我们是否还在延续着古老的发展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也将首先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华帝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华帝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见斯塔夫里诺阿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看来打击还不够沉重。
如果西方在这里我得说说“东方”与“西方”。在我们的眼里，也许“西方”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可是在西方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学者眼中，东西方社会间的差异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里我提到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主要是想用“西方国家”这个词来替代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应地，也就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由于我对美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以及美国的历史有它的特殊性，本书中的西方国家我主要谈的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国家，特别是坐落在西、北、中、南欧这些“正牌”的西方国家。同时，由于日本经济的西方化程度很高，并且是“西方七国”的成员之一，在本书中，日本也被看作是“西方国家”中的一分子。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用“发达国家”这个词呢？我不仅仅是为了更为清晰地对比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文字中，读者可以发现，所谓的“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不一定就真的“发达”，而“不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真的就“不发达”。那些最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国家没有给我们以足够沉重的打击，让我们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忍无可忍的痛，让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强大猛烈地冲击了我们的感官神经，让地球另一端的一种更新潮、更有效率的文明强烈地震撼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会自觉地开始工业化进程吗？显然，很难。这样的答案既不是我凭空想象的，也不是我首先提出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相当有建树，这其中包括艾瑞克·琼斯、马克·埃尔文、帕特里克·奥布赖恩、邓钢等着名学者。在这个地球上，中国由相对的发展到相对的不发展，你可以说成是偶然，因为西方世界突然间崛起了，显得我们落后了；但你更可以说成是必然，因为古代中国一直以来在以自己的方式稳稳当当的发展着自己的经济，至于西方世界是崛起了还是衰落了，都不会对我们的模式造成冲击。
艾瑞克·琼斯（EricL.Jones）曾说，“中国在14世纪时，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但是后来却没能再前进这一步，进入工业化的领域”。参见EricJones.1988.GrowthRecurring：EconomicChangeinWorldHistory.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从琼斯所说的14世纪，到鸦片战争的19世纪，长达500年的时间我们都没能跨越这一步。有人会说，也许再给我们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比如再给我们一个500年，我们能做到。可是您愿意500年后才能享受到现代科技吗？
显然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在我们还没做到的时候，鸦片战争就发生了。历史起码证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在带给我们无尽的灾难的同时，确实使中国被迫地提前开始和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琼斯说的那句话。所谓“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指的是早在14世纪我们似乎就已经具备了貌似工业化社会的各种“配料”：发达的市场、繁荣的商业、先进的科技、成熟的农业等等。而“没能前进这一步”就有问题了，这一步，可不是一小步。我们的前辈们将西方的工业化往往翻译成“工业革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就是再容易达成，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纵观我们的历史，如若不是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谁会愿意革命呢？那么帝国时代晚期我所说的帝国时代是指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不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是因为从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封建”制度早在秦时就被颠覆了。历史上的“封建制”也叫“邦国制”，指的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样一种制度。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就是“帝国制”，也叫“郡县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虽然在汉初又有了反复——曾经实行过“一个王朝，两种制度”：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分封王国，由往国的君主自行治理——但是，自“削藩”之后，中国还是向着帝国制度在发展，再往后，则是不断巩固强化帝国制。“封建”则在此后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但是，从经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本书中沿用“帝国时代”这个词。那么，谈到“帝国时代的晚期”，为了与西方世界相呼应，这里主要代表的是清朝以来，特别是西方大革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时期。的经济，甚至可以说截止到鸦片战争以前，真的就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了吗？好像没有。我们没有开始工业革命，并不是因为我们“差”，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太“好”了，革命没有必要嘛。甚至有经济学家声称，就是给古代中国再多的时间，她也很难开始工业革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细细地为您解释，这几个方面也是公认的促使经济变革的有力动因。这一部分涉及诸多西方着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我在后面还会一一注释。同时更要感谢邓钢博士（KentDeng，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博士生导师，中文名为邓钢）的帮助，这部分文中多处引用了邓钢先生的观点。见Deng2000年发表的“ACriticalSurveyofRecentResearchinChineseEconomicHistory”，EconomicHistoryReview，Vol.LIII，No.1（February2000)：第1-28页；以及其1999年着作《ThePremodernChineseEconomyStructuralEquilibriumandCapitalistSterility》，伦敦与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999年出版。
1.意识与精神
我们所熟知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认为，“精神”（spirit）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此后的几代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见MaxWeber.1930.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London：AllenandUnwin.中就阐述了新教徒这里的新教徒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教派成员。的伦理道德标准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理念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在前者的运动中滋生演变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