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一卷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金匮廉氏刻板后印本，后印年不详
每半页10行，行21字，小字双行，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方苞口授，弟子王兆符、程崟述。前有程崟雍正六年（1728）序。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人称望溪先生。江南（今属安徽）桐城人。年十二由兄方舟授经史古文，弱冠游京师，受时文大家李光地、韩菼等人重视，李光地叹曰：“韩欧复出。”方苞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之祖，所提出的古文“义法”理论成为乾隆朝及其以后的科举考试中衡文取士的重要标准，桐城派古文因之绵延了二百余年，直至晚清。方苞古文负天下文章之盛名，时文选家争传其文，最高统治者亦看重他的经史之学及时文，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附刻望溪先生年谱序》称：“习举业者，第传诵先生时文，治古文者则奉以纪八家之统，治经学者，则谓大义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戴均衡是桐城人，说方苞时文、古文与经学都有重大成就，其言虽有溢美之辞，但方苞以经学提升古文，又以古文提升时文，因古文成就经学与时文，所谓一箭三雕，确是人所罕及。有学者称方苞以时文为古文，其古文之“义法”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髓”，其古文特“世俗选本之古文”（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其古文与时文的渊源不为经学家所看好。但因方苞论文与时文有紧密的关系，故为当时许多读书人“迫欲闻”之（方苞《序》），此书即二生整理口述而作。
《左传义法举要》举“城濮之战”、“韩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宋之盟”等六个段落，申明古文义法中“言有序”的内容。“城濮之战”篇尾总评：“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局，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这句话可看作方苞对《左传》的总评。方苞在《左传》评点中，事无巨细，俱求对称，将《左传》的对称格局阐发到极致，也将方氏自己对称为文的理念发挥至极致。《左传义法举要》将所有的战争无不依照两两对称的逻辑加以分析，如评《城濮之战》，“德字直贯本末”，以“德”为统摄，将事件中的人物分为两个相对的阵营，形成对称格局，两两相对，又两两呼应，各以其表现走向自己的结局。《城濮之战》不独在终篇相贯之义上对称，晋楚两国在用人方面形成对称，即便晋文公的梦都能找到对称之物：“晋侯用人之言，谋于卿大夫，下及舆人；得臣刚愎自用，荣黄之谏不听，楚众欲还不从，即楚子之命亦不受，一反对也；晋侯之梦似凶而终吉，得臣之梦似吉而终凶，又一反对也。”而《邲之战》，“其两两相应，则与诸战略同”，紧接着用四百余字的篇幅，讲“文之义法无微而不具”，文中诸如谈话、逃跑、渡河工具、尸体、囚犯这些细枝末节上，都可找出两两对称的格局，方苞视此为“锦绣组文”，显示出他偏执于“对称”的“八股”式情趣。
《左传义法举要》所明对称原则与其说是《左传》的为文规范，不如说是读者阅读欣赏过程中的再创造。因为过分追求篇章结构的对称阅读，某些不能归入对称的枝节被视为“骈枝”，如城濮之战前各国关系的交待，本是关系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方苞找不出另一个与之匹配的内容，不能将其融入全篇的对称格局中，于是视其为多余，属当删之列。方苞持一“对称”的法则，将《左传》中某些叙事定为“枝赘”，而经过“对称”法则芟剪、重组的《左传》之文成了八股文“对称”法则的大观园。
24.《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四库全书本
前有雍正御制序及乾隆二年（1737）锓版序。《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经筵旧稿，参以雍正考论，久未颁布，由张廷玉、方苞等人详细校定，乾隆二年颁示天下。《日讲春秋解义》以经义为主，不同于章句之学，其经义，一仍胡安国传，认为《春秋》有义例，有褒贬，胡《传》“虽持论过激，抉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将胡《传》置于所有传疏之上。《日讲春秋解义》于乾隆二年出版时，《钦定春秋传注汇纂》已于康熙三十八年出版，对胡传已有所辨正，故《日讲春秋解义》以朱熹对借口，掩其尊胡之陋，云：“朱子深病是经之难通而教门人姑从胡氏之说。”此书以胡《传》为宗，而删汰其论之太甚者，无传之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春秋》讲义康熙朝虽未成书，但康熙十年（1671）开始设筵讲经，且从其讲经方法上看，《解义》承袭宋儒经说，先于各家经解，故列其于清代乾嘉时代诸《左传》经学著作之前。
25.惠士奇《春秋说》十五卷清经解本
惠士奇（1671-1741），字天牧，江苏元和人。取《春秋》三传说《春秋》，《左氏》取事实，《公》《穀》取其义理。又取各家传注，断以己意。该书不立门目、凡例，而以“礼”说经，一反杜预设立凡例以来曲经以就（凡）例的穿凿附会，并创出一条旨在彰显《春秋》典章制度的历史意义的说经途径，说经风气一由空衍义理的“虚”转为考证典章制度的“实”，四库提要称为“元元本本之学”，殆不为虚誉。
26.汪绂《春秋集传》十六卷末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前有光绪乙未（1895）吴引孙、福茨甫序，汪绂乾隆十年（1745）乙丑自序。汪绂（1692-1759），字灿人、双池，安徽婺原人，乾隆中以诸生终。家贫，初佣于江西景德镇，事画碗役，后馆于闽中，从游者甚众。其学博宗儒经，以宋五子为归。汪氏不满于科举所造成的经学荒废，云“今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不敢少出己见，又场屋命题多所忌讳，乃记取冠冕数题，略撮胡、左大旨，持以应试，虽经文且不曾遍读，况胡传乎？夫经降而从传，传降而为时文，时文又降而为抄袭，而尚诩然以经生自鸣也，不亦羞乎？”因为理学的关系，汪氏并不反对胡《传》，只是认为通经应博综于传，以理义来折衷。但他所谓博综，仅只将胡《传》扩展至《春秋》三传。彼时正当乾嘉学者采用汉儒旧说补苴杜注，汪绂以理学家自居，用《春秋》三传补胡《传》的过失，这是理学自身的校正。汪氏从叙事和义理两方面认识《春秋》三传的作用，《左传》记事详明，读《春秋》不可或缺，而《公》《穀》的叙事无可从；但《左传》的义理多悖谬于理，《公》、《穀》的义理可参者亦仅半。相较之下，胡《传》虽小有瑕疵，却“大义炳朗，词义昌明，远驾汉唐诸儒之上”，此可见门户之见根深蒂固。
汪氏解经也有他通达的一面，即否定一字一句的褒贬法，解经避深文周纳，云宁浅勿深，宁直勿曲，宁阙勿凿，这对当时经学是个有益的尝试。汪绂与方苞同为继程朱未竟之《春秋》经业而为《春秋》作传，但在解经的方法与目标上，较方苞为上。
卷首列《春秋》三传、程《传》、胡《传》序文，又以图表的形式列春秋列国编年总谱、各国兴废、春秋灾变总说、列国分壤图况等内容，表明作者对《春秋》史事的重视，以及经说中史事的分量。其中各国兴废依林尧叟《括例始末》，《列国分壤图》据《坊刻东坡指掌图略》，适当加以考订。《东坡指掌图》托名东坡，实为明代伪书。依此看，很难说这些图表中有严密的考证。春秋时朝代的兴亡、地理的变迁，多大约仿佛之辞，历史、地理的考证待婺原人江永才别开生面。
27.全祖望《经史问答》六卷之《三传答蒋学镛问》一卷清经解本
全祖望（1704-1755），字谢山，浙江鄞县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会成进士，不参与博学鸿词试。因与李绂关系密切，受李光地排挤，散馆时以知县用，遂不复出。其学宗黄宗羲，著《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鲒埼亭集》等。《经史问答》的《左传》部分对宋人黄震、王应麟、清人顾炎武、毛奇龄的说法引用较多。全祖望不赞同废《春秋》书法，对《左传》的义理彻头彻尾地施加批判，认为左氏在评价某些事情上的伦理取向，开宋儒“迂诞之说”。对《左传》“成败论人”之讥，唐柳宗元、吕化光、牛思绪已开其端，宋人朱熹继之，一直绵延至全祖望，这些人都是先将后世的君臣观念横亘心中，以此评价古代的人物，显然并不理解《左传》的本义。而这种议论源远流长，历朝历代少有更改，发展到后来，难免陷入“《左传》是伪书”的泥淖。因为作者有根深蒂固的君臣等级伦理观念，所以在考定某些史实时，竟以其定真伪。如“（蒋学镛）问：据《史记》则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晋，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见于《左传》，何也？答：是《史记》之诬也。”因为《史记》所载史实不符合君臣之道，所以诋《史记》为诬。像这样以义理为裁决，以致否定史事的做法，实际是宋人弃传言经、否定《左传》叙事之风的遗留。
28.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全三册吴树华、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
是书前有吴树华《顾栋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一文，对了解顾氏生平及其学术成就大有裨益。《春秋大事表》目录之下，系方苞书、蒋汾功叙、杨椿序、杨绳武序、叶希闵叙，及顾栋高《春秋纲领》、《凡例二十条》、《读春秋偶笔》等文。顾栋高（1679-1759），字震沧，无锡人。自幼至老，醉心于左传学，常怡然自乐，不问他事，自号“左畬”。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因奏对越次罢职归家，开始潜心于《春秋》。研读历代诸儒《春秋》学著作，积数十年之功，自雍正十二年（1732）始创作《春秋大事表》，至乾隆十三年（1748）始成完帙。顾栋高列《清史·儒林传》之首，雍正十五年荐举经明行修之士，顾栋高与陈祖范、吴鼎、梁锡玙与其中，乾隆二十二年首次南巡，被召见，赐“传经耆硕”四字。死后的乾隆三十年，为表彰他在经学上的成就，乾隆帝督责为经学之士作传，于是清廷始修《儒林传》，《儒林传》因顾栋高事发其端，所以列其为儒林之首。
《春秋大事表》共五十表格，一百三十余篇，按内容的不同做类聚区分，包括时令、朔闰、列国疆域、爵姓及存灭、都邑、山川、险要、官制、姓氏、卿大夫世系、刑赏、田赋军旅、吉凶宾军嘉五礼、王迹、鲁政、晋中军、楚令尹、宋执政、郑执政、列国争盟、列国交兵、城筑、四裔、天文、五行、三传异同、阙文、齐纪郑许宋曹吞灭、兵谋、《左传》引《诗》《书》《易》三经表、《左传》杜预注正伪、人物、列女、舆图等内容，涵括天文、地理、历史、义理各方面的内容，从多方面对《春秋》和《左传》作了总结式的研究，其中地理、氏族、官制等考证因其精博被戴震、钱大昕等学者称赞。其所涉内容之繁，研究之细，超出宋人《春秋分记》之上。就地理来说，《春秋列国疆域表》、《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春秋列国都邑表》、《春秋列国山川表》、《春秋列国险要表》等数表，每表后以辨、论的体裁作地理考证，对杜注多所驳正。又在地理数表之后，做《春秋列国地形口号》，辨、论的体裁被整齐押韵的语言代替，在史事的纵横纵横捭阖之中，讲述《春秋》地理，可见其对《左传》地理的详熟。《春秋吴楚交兵表》中《春秋蔡侯以吴师入郢论》说出了《左传》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夫读《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理，则不得当日之事势，则无以见圣人之书法。”对《春秋》地理的重视，是为晓史事，最终目标是为明义理。
《春秋大事表》不拘于《春秋》微言大义，因其注重历史，对某些史事的评价，颇具客观性而避免了经学的穿凿。如《春秋列国疆域表·晋疆域论》从地理形势分析晋国的强盛，指出晋国强盛之后周王室不复称王的事实，并云：“及势既强大，乃复勤王以求诸侯，周室之不亡复于晋重有赖焉。”脱离了《春秋》尊王之经学微旨。顾栋高斥经学家以一字一义作为褒贬予夺的依据，在《春秋晋楚争盟表》之《春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论》提出：“夫读《春秋》者，贵合数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时势，不当就一句内执文法以求褒贬。宜合天下而统观大势，不当就一国内拘《传》事以断其是非。”此即“审时度势”以定是非，多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纵横交错的诸国关系中作全盘的考察，如此，才能得其真实。顾氏在分析春秋诸国盟会与交兵时，往往多用此法。僖公四年齐伐蔡，其原因《左传》解释为“蔡姬荡舟”，顾氏《春秋齐楚争盟表》中说：“齐桓之图楚已经二十年，即遇梁丘至此亦已五年矣。会盟贯、会阳谷，用全力以图之，岂亦为蔡姬之故乎！”可谓简而易明，得事理之正。又在《春秋时楚始终以蔡为门户论》中说“乃后儒以一字为褒贬者，则曰‘侵蔡为蔡姬故’，书曰‘遂’，是圣人贬之也。蔡用吴破楚，能报数世之怨，书曰‘以’，是圣人褒之也。皆不考实事，悬空臆断，殊不知齐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积谋二十余年，岂为一姬。”对经学褒贬的批驳殊为有力。
《春秋大事表》显示出顾氏史学研究的超卓，他反对从一字褒贬、义例等处寻求《春秋》大义，但认为《春秋》无例而有义，所以其史学研究仍处在经学的檐屋之下，未能摆脱经学的牢笼。顾氏对《春秋》三传异同的辨析，多于义理之间辨高胜，对唐赵匡以下宋明人传说多所征引，对《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亦多有引用，可见其义理基本不脱离宋儒经注。顾氏于《公》《穀》之义多所指斥，认为《公羊》复仇之说全无义理”，于“莒人灭鄫”云：“《左氏》前后传莒人灭鄫之始末，情事瞭然，各有来历。若《公》《穀》之说，不知何据。”指出了《左传》在叙事完整的意义上高出《公》《穀》之处。所谓《春秋》阙文，即就《春秋》不书之例立论。《春秋乱贼表》以君臣大义责臣子，而无意中维护了现实君权，这是有清一代封建士子很难跨越的鸿沟。
29.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六卷清经解本
前有惠栋自序。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元和人，惠士奇之子。惠氏四世传经，至惠栋，专以汉唐古注疏解经，影响到乾嘉汉学的治学路径。惠氏《左传补注》为《九经古义》之一种，先行刊发，独得其名。此书用唐石经校经文，书名《补注》，主以汉儒旧说补杜注之失，亦有补清人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注》若干条，皆言之成理。自序云“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所弃为宋儒传注，所补多为汉儒旧说，《荀子》、《管子》、《尉缭子》、《世本》等先籍子书、史书亦在征引之内。惠栋闻之于父曰：“宋人不好古而好臆说，故其解经皆燕相之说书也。”（惠栋《九曜斋笔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故可知惠氏对古注的器重是为了掌握最古也就是最原始的资料，以接近经传的历史真实。惠氏说以“先世遗闻”作补注，可谓是家学，据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王伯厚辑古文春秋左传序》记载，惠氏祖传的所谓“遗闻”是宋王应麟所辑旧注，王氏“于诸书中搜辑补缀贾服外，若郑康成、马季长、王子雍之说”皆在胪列之列，欲以正杜氏之失，但未成书，“王氏此书定宇祖父以来，卽相传有钞本，而外人罕得见”，而惠氏择善而从，遂成其家学。惠氏的学问都从汉唐注疏中而来，这直接启发了惠氏的忘年交钱大昕及其同僚王鸣盛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