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崇祯年间，杭州坊间始取杜注与林注合刊，普通受众所读便是此本。晋代的杜（预）注与宋代的林（尧叟）注颇不相类，前者古奥，学术性强，后者浮浅，徒以笺释文句为事，二者适用人群亦不相合。读《左传》，学者取杜注本，普通百姓取林注本。杜林合注本中杜注并不完整，学者欲一窥杜注之大要难。取杜注与林注合刊，或许有借杜注正林注的初衷，但不全之杜注如何能起到救正林注的作用，普通受众受林注的影响仍较多。直至晚清，一些书塾读书人仍在纠正林注训释之失，其失之多可谓纠不胜纠，而由于学识的有限，其纠正亦有限。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惠栋、沈彤、洪亮吉、沈钦韩、丁晏、刘文淇等人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以杜注为基础，他们针对杜注作了许多补正的工作，又大力搜辑古注，明《春秋》的大义微言，使《左传》注释更加完备，但除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用汉魏古注从头到尾完整地笺释了《左传》以外，其他诸多《左传》学著作都只是补苴性质。兼之学者的注释侧重于春秋时期的典章制度，未便作面向普通百姓的通行版本。
《钦定春秋左传读本》将《春秋》经文从《左传》中分离，将被经文割裂的传文复缀于一处，杜注附于后。又用《经典释文》释音，与当时语音不合的，以《音韵阐微》正之，以利于初学者读诵。《读本》独立于乾嘉学风之外，兼采汉儒、杜预之说，三传并用，何休、郑玄、王肃、孔颖达、陆德明，各有所采，独对怀疑《左传》义理的赵匡、啖助等人之说不复援引。可见《读本》倡扬用《左传》索解《春秋》之义，一切反对之音皆在所排斥，这种决绝的态度大概由于《左传》被悬为功令之缘故。乾隆五十七年，纪昀奏废《春秋》胡传，改立《左传》为科举考试的范本，统治阶层于道光年间推出此《左传读本》，以代替坊间流行甚久的杜林合注本。《读本》对清代考据成果多所取资，如利用清人高士奇、顾栋高、江永等人的成果，对杜注的地理之失多所纠正，亦多为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引用。
63.赵坦《春秋异文笺》十一卷，附一卷清经解本
赵坦（？-1824），字宽夫，浙江仁和人。诂经精舍高才生，深得阮元、王昶、孙星衍等人赏识，无意仕进。研究汉唐注疏，尤好古金石文字。著《周易郑注引义》、《春秋异文笺》、《石经考续》及札记各若干卷。《春秋异文笺》将三《传》经文中的异文逐一辨析，定是非。列《左传》经文于前，《公羊》、《穀梁》之异文于后。三《传》经文有异，据经文以发挥的义理亦有异，分附于经文之下，其后下案语，再列举证据说明之。此书有意改革了著书体例，将断语置前，可避免征引的繁复引起的阅读障碍，一目了然，又将断语与引证分隔开来，易于观览。此书意在辨三《传》经文优劣，殊不知经文有差异，有其语音、传写方面的讹变，存在经文版本的异同，三传同为流传古远，自古以来经文便不一一对应，不可简单以优劣概之。如果说优劣，纯属门户之见。此书以古文家的义理观先入为导，以此对待《公羊》《穀梁》之异，在某些无须辨别优劣的地方强以《左传》为正，《公》、《穀》为非。如《左传》“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公羊》《穀梁》“宋公之弟辰暨宋佗石彄出奔陈”，较《左传》多一“宋”字，何休据以衍说，作者案：“《公》《榖》衍‘宋’字，何劭公亦曲为之说。”纯属门户之见。又以《左传》为底本，认为它产生在前，多古字古音，以之正公穀所谓讹字，也存在认识上的错误。《汉书·艺文志》云《左传》多古字古音，但今所传本，大抵因为经过《左传》古文隶化的缘故，钱大昕云，古字反不如《公》《穀》之多。如《左传》《穀梁》“冬黑肱以滥来奔”，《公羊》“冬黑弓以滥来奔”，作者认为肱、弓音近，而《公羊》伪为弓。所举例证，如“《仪礼》：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为肱”，为后人改弓为肱之证，“《汉书·儒林传》：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此人名中保留用“弓”字与“臂”字相应之例，而作者视而未见。在遇到异字致义理之异时，又以《左传》之字为正，义理为非，《公羊》《穀梁》之字为非，义理为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左传》“夏四月陈灾”，《公羊》《穀梁》书“夏四月陈火”，作者断言“当取《左传》经作‘灾’而义则节取《公》《穀》”，则可看出作者超出语言文字之外的义理深求。该书附录取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中《三传经文差谬略》，以《经典释文》、《唐石经》校之，略作笺释，有语言、文字上的疏通，而无义理的干预，反而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64.廖平《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辨正》二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三年四益馆铅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牌记题“丁未孟夏四益馆述”，知成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廖平，自号四译馆。今文经学者，首倡今古文分别在于“礼”制的不同。经学凡四变，随世俯仰，而不为人所重。但对今文经学的兴起影响重大。《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辨正》前有廖平自序：“东汉治《左氏》者，与《公》、《穀》同，本传义例所无，皆引二传相补。如《释例》中所引许、贾诸条可证。杜氏后起，乃力反二传，讥汉师为肤引，颇与范氏《集解》同。”足以箴后人自蔽于汉代师法家法之陋。廖平对杜注的解经体系——五十凡（旧例）与新例、变例，从学术的角度予以审视与抨击，认为“（杜注）以五十凡为周公旧例，不言凡为孔子新例；例之有无，以本传明文为断，凡五十凡及新例之外，皆以为传例。有从赴告，鲁事前后相反，不能指为赴告，则云史非一人，各有文质，一国三公，何所适从！”看出了杜预义例体系难于周全，随意处置居多。该书对杜预注解中的礼制失误作出辨正，间评杜预《春秋释例》，足为杜预义例之箴贬。廖平的经学自成体系，经古文学家刘师培不满意于廖氏的经学见解，但亦不免称叹于廖氏的经学体系。
65.侯康《春秋古经说》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前有自序及道光庚戌（三十年，1850）伍崇曜跋。侯康（生卒年未详），道光乙未举人，湛深经术，兼工文笔。《汉书·艺文志》所载《汉志》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清人第一次考订《左传》古经文的是毛奇龄《毛氏简书刊误》，其后是段玉裁《左氏春秋古经》，前者遇《左传》和《公》《穀》方言不同，则云《左传》胜于《公》《穀》的俚俗，在遇到三传的不同，无所适从时，尚云“不可考”，后者在三传经文的取舍中，以《公》《穀》的义理为权衡，有悖乾嘉汉学的治经方法。此书综合各种方法，极大限度地发掘《左传》经文的原貌，于隐微处现条理，超越前此二家。侯氏看到了三传的异体字、古今字的不同，这只是字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讹变，不牵涉到意义，不予多论，前人破三传的通假字为多，亦不予多论，所论多在《公羊传》的误读与误写上。三传之中，《公羊》最晚出，因为时间的关系与口授过程中的音转，字体产生变异。作者常发明古书通例，讲三传异同如何取舍。如“齐人伐戎”，《穀梁》作“伐我”，毛奇龄云“不可考”。作者总结《春秋》经书“伐我”的通例，又引文献论证，分析史事，证明此处当为伐“戎”，而非“伐我”。又如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公》《穀》无“仲”字，陆德明《左传释文》以“仲”为“衍”字，所指不能确定。作者云“凡《左传》称叔仲氏，皆二字连文，古经亦然。”此例的文献证据是《水经注》引有“仲”字，《汉书·五行志》、《经典释文》引作“叔彭生”，是受《公羊》学者董仲舒、《穀梁》学者刘向的影响造成的。
66.丁晏《左传杜解集正》八卷民国张氏刻适园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版心题“适园丛书”。前有丁晏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冬至日自序。
丁晏
（1794-1875），山阳人。字俭卿，一字拓堂。治经主汉学，重训诂，与刘文淇善。著《颐志斋丛书》二十二卷。清代以来，顾炎武、惠士奇、惠栋、沈彤、江永、洪亮吉、顾栋高等人对杜预多所补正，但到晚清，丁晏认为“犹未能抉其隐微，穷其情伪”。“焦氏《补疏》始斥杜预为司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贬死节之忠臣，张乱贼之凶燄，悖礼伤义，忍于短丧，师非怙恶，邪说肆行，实为世道人心之害。其论可谓不朽矣。沈钦韩《补注》，备言杜氏私衷，为司马昭饰说，发奸摘伏，驳斥无遗，尤足箴杜癖之膏肓。”声明其作《左传杜解集正》，为“扶翼正学，昌明世教”，倡汉宋合一之学，即纠杜预之失，正人心世道。丁氏所做，主要在于发摘杜预在集解序中提及许贾颖容等汉儒，独遗服注，而杜注中攘用服注的例子尤其多，一一列举，做为杜预窃取他人的罪证；又举杜预多违贾服旧注而用王肃说，始为短丧说，以证其“心术不正”。杜注不标引服注，概以当时服注流行，而无需引用，杜预引前人旧说注释，皆不注出处，非独服虔注不注出处，杜注不合清人学术规范，但与杜预的人格无关。杜预所采诸说，包括王肃的《孔子家语》也在情理当中，王说在西晋有直攻郑注的声势，也是很常见的注释，择而用之，与被引用者及引用者的品格俱无关系。
该书特色在卷首《总论》一卷，简明勾勒了唐以前杜注学史，兼及宋元时期。全录清代焦循《春秋左氏传补注序》、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序》、《与周保绪书》、《答董琴南书》，并于其后加按语。承沈钦韩之说，丁晏认为《左传》议论时有乖谬，但不认为那是《左传》本有，其“皆述当世之说，或称君子之言，或纪时人之语，与左氏无与也”。而与焦循“《左传》非丘明所作”，邪说“为刘歆辈以意附益”之说有异。该书注释先引近儒之说，再列古说，后申己义。不仅肯定古注，对清儒的考证（如洪亮吉的地理考证）亦多所肯定。
67.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覆》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刘世珩刻聚学轩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小名庆元，晚号石隐山人，江苏吴县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曾任安徽黟县训导，精通文字音韵之学，咸丰元年以进呈《说文通训定声》赏加国子监博士衔。三传异文，由声音假借得之尤多。如隐十一年“公会郑伯于时来”，《公羊》“时来”作“祈黎”，按“时”与“祈”，“来”与“黎”，皆双声通转，即“郲”也，“时来”者，长言之也。时考察史实，以明正误，不曲护《左传》。从全书通例及上下文关系探寻文义，以定讹脱，颇有说服力。
68.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浙江省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朱兰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牌记题：同治丙寅冬伐州冯志沂署。前有同治五年丙寅（1866）冬至日余姚朱兰序，同治四年乙丑（1865）宝应刘恭冕序，及平湖徐士芬《李次白孝廉传》、嘉兴钱仪吉《李次白墓志铭》。李贻德（1783-1832），字天，号次白，浙江嘉兴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于乡，对策为浙士冠，六上礼闱不售，卒殁京师。游学金陵，孙星衍使人辑汉魏之说经者为《十三经佚注》，令同志分任之。此《贾逵服虔注辑述》即其一。另著有《周礼剩义》若干卷。《贾服注辑述》辑贾逵、服虔旧注，一一标明出处，而疏通证明之。从中可略见贾逵、服虔援引《公羊》《穀梁》说经之义，梁氏述贾、服注，间用《公羊》证成之，可见汉代古文经师不分今古文门户，清代学者凡拥护贾服注，亦不分今古文门户。时能正贾服注之失，而从杜注。如“动而鼓”不取贾逵“发石”义，而取杜注“族旗”义。贾服注时或以阴阳五行说义，李贻德并不反对，如庄二十九年“大无麦禾”，服注：“阴阳不和，土气不养，故禾麦不成也。”李贻德引《春秋繁露》“《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明其出处。李氏虽首肯今文学阴阳理论，但反对谶纬说经，于昭十四年“仲尼观之曰：鳞也。然后取之”，驳斥《公羊》说荒诞不经、假以媚汉，而赞成服虔说。《贾逵服虔注辑述》详细剖析了汉儒旧注的由来，其可用与不可用待读者自行择取。
69，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一卷入《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德清俞氏同治十年（1871）刻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增修，1911年印
一函8本，每半页10行，每行21字，左右双边，首页钤“松坡图书馆藏印”。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老人，浙江德清人。前有俞樾自序，云：“凡作传之例，每年必冠以年，每月必冠以月，此纪事之定例也。然事必有其缘起，不能一例冠以年月。……（而今本《左传》）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于是文义不通者多矣，此编次之失也。”《左传》与经，初单独成书，至杜预合经于传，于是割裂传文强附经文，将经文横亘在《左传》的叙事之中，致使《左传》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被强行打破。《左传古本分年考》列举三十七事，证明《左传》的叙事并非都以年月为开始，而杜预单纯以年月为起始标志，将年月之前的某些叙述片段统统归入上一年，明显是错误的，错就错在用《春秋》记事之法应用于《左传》的叙事之法。如：“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涖盟。五父如郑虽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于十二月，故于十二月之前先书陈及郑平也。”《左传古本分年考》以恢复《左传》的古本面目为职志，是清代少有的《左传》古本研究成果之一。
70.俞樾《群经平议》之《左传平议》三卷春在堂全书本，德清俞氏同治十年（1871）刻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增修，1911年印
每半页10行，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对杜注提出补正，不仅解实词，亦训虚词。如“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俞樾案：“为，犹‘于’也，古‘于’、‘为’二字通用。”俞氏善于从文意的理解上判定训诂之非，往往一语中的；又常作新解，以合文意，于考证虽有不周，仍属有理。整体上说，俞樾的《群经平议》脱离了乾嘉汉学罗列证据、严加考证的治学倾向，常以才气训辞，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
71.俞樾《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一卷清经解续编本
《春秋名字解诂补义》补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之失，共五十条。又补王氏《解诂》所无十五条，占全卷的百分之二十。前有自序，云：寻绎春秋名字之关联，“必熟谙他经，融贯二传。备悉周秦诸子及二千年说者之得失，然后补苴张皇，可无遗憾。”王引之的《春秋名字解诂》是“因声求义”的范本，俞氏《补义》另寻他辙，主要用的是文献考证的途径。俞氏求证于古文献证据，并适当引申。如郑公子吕字子封，王氏《解诂》曰：“吕之言甫也。尔雅：甫，大也。《商颂》封建厥福，《毛传》：封，大也。”王引之说“吕”和“甫”二者同音通假，显得任意，俞樾谓：“吕乃姜姓之国……是时已为楚县矣。公子吕盖取古国名为名，故字子封。《楚语》韦注曰：封，国也。”吕、封皆为古国名，二者不是在读音上，而是在意义上有了联系。又，晋韩不信字子音，王氏曰：“音”当为“言”字之误。俞樾认为：“不信非美德，古人何取而以为名哉？不，乃语词，‘理密不齐楚任’，不齐，王氏并以‘不’为语词是也。‘信’读为‘呻’，吟也，与音相合。”王引之改“音”为“言”，以之与名“不信”恰居反对，虽则有理，但是不免轻易“改字”；俞氏以“不”为虚词，更有理据。又，郑国参字子思，王曰：“参，读为惨。尔雅：参，忧义。是忧亦谓之思。”俞曰：“如王说则非令中也。参有参验之义，故名参字思……或曰：参，与通，思与偲通，古书省人旁耳。《说文》曰：傪，好貌。名傪字偲，犹《诗》云：美且偲。”这些都明显高出于王引之的《解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