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国祚最久长的是周朝：从武王伐纣建国，到秦并东西周而祚亡，长达八百余年，比元明清三代之总和还要长；国势最强盛的是唐朝：势力西抵中亚，东被日本，首都长安几成国际中心，至今在西方“唐人”仍为华人之代称，唐人街遍布世界各地；国土最辽阔的是清朝，清王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沙群岛，西至葱岭，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有效统治区域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代。这三个王朝创造了中国民族的三个强盛高峰。这三个高峰，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它们用诗歌展现了时代飞扬的精神风貌（周有《诗经》，唐有李、杜，清诗之数量则超过了以往各朝代之总和），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构建了东方世界新秩序。也可能是偶然，这三个高峰上的王朝，都是携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走进中原的。周人曾称其先人“自窜于戎狄之间”，这无疑是说他们是来自戎狄的，“自窜”二字，只是为他们融入华夏寻找合法理由而已。现代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他们本是狄人的一支。唐朝的皇室，自称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人们却怀疑他们是鲜卑族中的一支，因为李姓是鲜卑族大野部的姓氏。而且皇室中出现的父死子娶其母的现象，也确实是胡人的风俗。早在宋代，朱熹就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清朝的皇室爱新觉罗氏，是地地道道从东北进入中原的满族。这些沾满胡气的民族，虽然他们的文明程度可能开始要低于中原居民，但他们来自草原的大胸怀大气度，以海纳百川之势融多民族于一体，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周之道德精神、唐之政治势力、清之文化影响，各以其不同风采呈现出了大国气象。
一、西周以夷入夏与天下观念的确立
几乎研究上古史的学者，都关注到了一个事实：殷周之际的一场大革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巨变。早在一个世纪前，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论》中就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因为上古史留下的资料过于匮乏，我们无法对王氏的结论作出最后的判定，但三千年来以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确实是由周人肇始的。
周人本是活动于西北的一个部族，他们自述其历史，说其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这里所谓的“戎狄之间”指今之何地，已难说清，但据文献记载及民间传说，应当在今之陕甘地区。到周之先祖公刘时，经过大规模的迁徙，才到了陕西北部。到文王之祖古公亶父时迁到了陕西的周原，从此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太王亶父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不仅率领周人走出了北部游牧民族干扰的地区，在周原大兴土木，建起城池宫殿，并且在征服西部众多部落的同时，产生了推翻商王朝的雄心，从此走上了大国崛起之路。经过王季、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到武王时终于时机成熟，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武王过早去世，周公辅成王，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与商朝完全不同的礼乐文明制度，创造了文化史上一直为后世所景仰的“成康盛世”。《诗经·周颂》歌颂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史记·周本纪》言：“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清之乾隆皇帝即把成康盛世当作榜样，希望自己能创造历史的辉煌。
可以肯定，周人有比商人更为宏大的气概。他们的那种大格局、大气象，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在商人的观念中，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是“帝”，偶而也称“上帝”。在甲骨文中关于帝的卜辞数以百计，这帝可以支配自然界，可以赐福或降灾于人间，也可以上下天地。但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同时也出现了“北帝”、“西南帝”的概念。赵诚先生认为“西南帝”可能是西帝和南帝，指西方的帝和南方的帝，以别于中央最高的帝。结合战国时仍在流行的五方帝的传说，可以看出在帝的观念盛行的夏商以前，神界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带有联邦性质的。所谓中央最高的上帝，也只是在诸帝之中地位略高的联盟长。但到了周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帝”的概念逐渐淡化，而被“天”所代替。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就曾指出过：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为天。这种变化大约发生在商周之际。在西周文献中，留下了将“帝”与“天”融合的迹痕，像“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之类概念，时见于《诗》《书》。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周人则是用“天”来代表至上神的。如：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梓材》）
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尚书·召诰》）
天不可信，我道维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尚书·君奭》）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节南山》）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诗经·雨无正》）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诗经·小旻》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诗经·抑》）
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诗经·雍》）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名词的变化，而实则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天”显然是一个抽象的具有涵盖力的概念。它不像“帝”那样可分为东西南北，而是以一概之，将分裂的天国统一了起来，表现出了周人高旷的胸次。
周人将宇宙秩序分成了三个层次，即上天、天子、天下。最高一个层次是“上天”，如《诗经·小明》言“明明上天”，《诗经·文王》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逸周书·克殷解》言“上天降休”，《尝麦解》言“上天末成之庆”，《左传·僖公十五年》言“上天降灾”等。天是有意志的，它高高在上，故称上天。它有喜怒哀乐，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可以“降灾”、“降休”于人间。故《诗经》有“天之方虐（戏侮）”、“天之方懠（怒）”、“天降丧乱”、“天命不彻”、“天命不又”之说。第二个层次是天子。所谓“天子”就是上天之子。《白虎通·德论上·爵》云：“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召诰》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天子即王，是受天命而统治人间的。如《大盂鼎铭》云：“不显文王，受天有命。”《毛公鼎铭》云：“不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大诰》云：“于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诗经·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周人每言“先王受命”、“文王受命”、“文武受命”，这所受的就是天命。天在上保佑着人世间的天子，故《诗经·烝民》说：“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毛公鼎铭》说：“肆皇天无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第三个层次就是“天下”。天下即普天之下，包括四海内外，凡芸芸众生，皆在其中。《大诰》言“惟刑用于天下”，《顾命》言“燮和天下”，“天下”便是指天下众生。天下之君即天子。
这样，周人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建构起了一个宏大的宇宙模式：最上者为“上天”，最下者为“天下”。宇宙之上是浩浩大天，它高高在上监察着人间的一切，即《诗经·小明》所谓“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大明》所谓“天监在下”。这个宇宙模式的核心是“天子”，他是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周人也由此张开了他们的王业雄心，把日月所照及之地皆纳入了“天下”的范围，确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念。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王！这一宇宙模式打破了天上原有的诸帝割据，也扫除了天下归一的思想障碍，为大一统的形成确立了理论依据，大国气象由此展现。
周人以宏大气概构建宇宙模式，也以同样的大格局、大气概建构着他们必然获得天下的历史。他们讲述自己王业之兴，不是把目光盯在晚近的文、武开国之君身上，而是横越历史空间，从其遥远的祖先姜嫄后稷身上找到了王业必兴的信念。他们成功地编织出了两套神话，一套是周之功德史。他们传说其祖先后稷发明了农业新技术，养活了天下人。而且他们积德累善数十代，为天下苍生做出了巨大贡献。《诗经·鲁颂·宫》颂姜嫄、后稷之德说：
赫赫姜嫄，显赫光辉的女祖姜嫄，
其德不回。她有毫不邪曲的德行。
上帝是依，上帝依附到她的身上，
无灾无害，怀孕和生子没灾没病，
弥月不迟，怀胎十月没延期生产，
是生后稷。生下了后稷无比英明。
降之百福：上天赐给他各种福分：
黍稷重穋，黍稷和早熟晚熟品种，
稙穉菽麦。还有豆麦分早种晚种。
奄有下国，种植技术传遍了天下，
俾民稼穑。他教导百姓从事农耕。
有稷有黍，庄稼有稷子还有黄黍，
有稻有秬。有稻谷也有黑黍等等。
奄有下土，各种农作物遍布天下，
缵禹之绪。他接续了大禹的伟功。
《国语·周语》累世修德史说：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无疑是说周之有天下，完全是因累世修德、有功于世、民心归向的结果。
另一套是“周人嫡出说”。如《艺文类聚》卷十五引《世本》云：
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酆氏庆都，生帝尧；次妃娵訾氏，生帝挚。
《帝王世纪》也有相同的说法。周人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他们编造出了周人为帝喾嫡出的神话，为其统治天下寻找合法依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神话把许多族群系在了同一根血缘的链条上。周人自称是帝喾的嫡子，也是黄帝、颛顼的嫡传子孙。而据《史记·五帝本纪》及三代《本纪》舜与夏人则皆出自颛顼。如此一来，五帝三王皆为同源。这无疑是周建立超大王国的又一历史合法依据。
在观念形态中既确立了“天下”的意识，并也为其获得天下统治寻找到了依据，但如何把这一概念落实于现实呢？在这里则表现出了周人绝大的气魄。首先他们依据当时对于天下的认识，在空间势力的布局上做了重大安排。他们将自己所立身建都之地视为中央，名之曰“中国”，如《何尊铭》曰：“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尚书·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然后立足于保卫中国、拓展势力的需要，给四方部署力量。据《穆天子传》说：“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兄（当为元字之误）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其）璧（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疑字之讹，即西字），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东吴指江浙之东，远在长江流域。《史记正义·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地在今苏州市境内。古代没有像今天如此平坦之道，东吴距太王建都的岐周曲线距离少说也有三、四千里。舂山，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以为即西垂之葱岭，其说虽不敢信，但据《穆天子传》所记地理测之，其最近也当在祁连山西，距周之中心区也有三千里之遥。周王朝建立后，又将最可靠的姬姓家族的成员分布到各地，最受人关注的是将周公封到了东海之滨的鲁，镇守东方；将召公封到了北燕，即今北京市房山区一带，镇守东北；将成王之弟叔虞封于唐，在今太原地区，镇守中北。这几个地方距离当时周之中心都有千里之遥，而且都是与野蛮民族杂居之地，周人为什么要把姬姓中的重要成员封到这样遥远的荒凉之地呢？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绝对想像不到的，因而也引起了今人对文献记载可信度的怀疑。但即便记载不实，这起码也反映了周人的理想，反映周人一统天下的宏大气概。他们是在“天下”观念的指导下来构织王业蓝图的，要把天下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周人曾非常得意地描述其版图说：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西土五国在山西、陕西境内，这是周人王业的根据地。东土的蒲姑、商奄，据服虔说：“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即东靠大海的齐、鲁之地。关于南土，据《左传正义》引《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县也；楚，南郡江陵县也；邓，义阳邓县也；建宁郡南有濮，夷地。”这里是指江汉流域的大片土地。北土的燕，在今北京市一带。肃慎，杜预以为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馀里。汉时玄菟郡在辽宁东部及朝鲜咸镜道一带。或以为黑龙江宁安县以北直至混同江南北岸为肃慎国。至于亳在何处，古今皆莫能明。因为古书所谓的北亳、西亳、南亳皆在河南境内，不足以当北土之称。窃疑所谓北土之亳，即《淮南子·地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之薄州。亳、薄古音近相通，其地正与肃慎相邻。这东、西、南、北的土地概念，就是当时周人知识所能及的“天下”范围。难怪他们会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歌咏了！他们要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之下，建起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