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问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于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及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在物质的层面上，于食物，则胡人喜吃的胡饼、烧饼、搭纳、毕罗等皆盛行于中国。胡人开设的酒馆也遍及各地，故李白有“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之咏。于服饰，则盛行有胡帽、胡服、胡人之发式、装束等等。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下云：“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花蕊夫人《宫词》言宫人之装云：“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白居易《时世妆》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所谓“非华风”即谓非中国原有的风俗。于乐舞，则风行胡乐，如琵琶、羯鼓、胡旋舞之类。元稹《法曲》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于文体活动，则有西域传入的波罗球（马球）、泼寒胡戏之类。《通鉴》言：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泼寒胡戏，传自西域康国，是在寒冬中裸体跳足，以水相泼的游戏。到开元间渐积成俗。于精神的层面上，则胡人尚武任侠之风，盛行于青少年中。在新旧《唐书》许多名人的传记中，不乏有“少豪侠”、“少轻侠”、“任侠使气”“倜傥任侠”、“交结游侠”之类的记载。唐代不少诗人都曾杀过人，如王勃、杨炯、宋之问、李白、刘叉、罗虬等，这无疑是任侠尚武的一个说明。王维《少年行》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豪侠之气溢于言表，可见当日风习。在信仰的层面上，除中国传统的宗教道教外，来自印度有佛教，在此时至于全盛，天下佛寺竟多达四万余。西方的祆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也一时盛传于中国。据向达先生言：黄巢起义攻陷广州，犹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兰教、景教等异国教徒死者多达十二万人。在这里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是蓬勃的生命激情，是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
笔者尝戏云：最能代表盛唐气象与唐人精神的有三样物，这就是贵妃之体、太白之诗、鲁公之字。唐人为何不以掌上可舞的飞燕型为美人典型，却选择了体态丰润的杨贵妃？在美女如云的宫妃中，唐玄宗为何会不顾乱伦之讥而选中杨玉环？这种以丰满富润为美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追求繁盛富强的文化心理。太白之诗，飞扬浪漫，是唐代尚武任侠的时代风尚、建功立业的欲望追求以及全开放的文化生态造就的精神极品，反映了唐人奔放的生命激情；鲁公之字，朴正浑厚，她是唐代全盛时期的产物，显示着一种神圣而不可撼动的大国威严，反映了唐人饱满而旺盛的精神风貌。
强盛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外向影响力。隋唐大帝国相继以“天朝”的姿态屹立于东亚大陆，以震古烁今的恢宏气魄，结束了东方数百年的民族混战，建立了东方世界新秩序。北部最强大的突厥，也不得不低头称隋皇帝为“圣人可汗”，称唐皇帝为“天可汗”。中亚的一些国家则又称大唐皇帝为“普天下贤圣皇帝”或“普天皇帝”。周边小国纷纷要求内附，以求获得中国皇帝的保护。诸蕃不仅新君即位要获得唐朝皇帝的认可，而且把各国之间纠纷的平息、和平的保障也寄托在了大唐皇帝的身上。在朝鲜半岛，高丽、百济侵凌新罗，“新罗日蹙，百姓涂炭”，大唐便出兵，以战争平息了半岛的战争。林邑国王（在今越南中部）惧扶南侵逼，向唐乞求保护，唐皇帝很自信地说：“尔为我邻国，扶南安敢侵逼？”中亚安国、密国、康国、吐火罗等国，受到大食的侵略，便纷纷向大唐皇帝表示自己一向“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希望大唐庇护。唐使王玄策出使天竺，天竺阿罗那顺发兵拒绝，并囚禁了唐使。机智的唐使王玄策逃奔吐蕃，王玄策以大唐使者的身份，竟使吐蕃国及泥婆国出兵，“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由此足可以看出隋唐帝国在当时东方的地位。《新唐书·北狄传赞》：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同书《西域传》又言：西方诸国“以次修贡，盖百馀，皆冒万里而至”。其来朝者，“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新唐书·西域传》言：远处中亚之粟特何国，其城楼上，竟绘有中华古帝像，“其君旦诣拜则退”。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述唐之强盛云：
唐太宗、高宗两朝，国势之盛，旷古无两。虽力征经营，专属东西北三面，于南徼或未暇及，而声威所播，南方诸小国先后朝贡称藩。如占城（今中国交趾）、真腊（今柬埔寨）、扶南（今暹罗）、婆利（今婆罗州）、闍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诸国，以及东谢（今四川涪陵县）、西越（今云南凤仪县）、牂柯（今贵州思南县）诸蛮，皆于其时来廷。于是唐威令所行，东综辽海，北跨大碛，西被达曷水（今低格里河），南极天竺，暨海洋洲中诸小国。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大著《全球通史》中亦云：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的扩张。通过一系列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唐代还把降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让降服的民族首领任行政长官，以便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名曰羁縻州，相当于今之民族自治区。面对茫茫大地，隋唐皇帝自认为天下共主，以不可一世之气概，显示着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新唐书·回鹘下》记唐太宗教训薛延陀使臣说：“归语尔可汗，尔自负其强，以突厥为弱，厚诛敛之，又取首领以为质，且我为天下主，渠尝赋发于尔邪？后有利害，当谨思，毋遽也。”显然在他的眼里，这些民族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他们私自称王，乃是妄为。隋炀帝曾豪情满怀地写下了如下的诗篇：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呼韩”、“屠耆”、“索辫”、“韦韝”，指当时的北部的民族及其首领。他们跪倒在地，向大汉天子下拜，并献肉献酒。更显示了大汉天子的尊贵和威严。唐太宗《正日临朝》诗亦云：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
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他虽无隋皇的狂傲，而却有天下独尊的兴奋。唐高祖赐高丽王建武书说：“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又于宴会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赐百济王璋玺书说：“朕自祗承宠命，君临区宇，思宏王道，爱育黎元。舟车所通，风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乂安。”唐玄宗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说：“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禺禺然响风而慕化，列於天朝，编於属国者，荩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照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元风既同，群物兹遂，莫不自天壤，穷海域，厥角以请吏，执贽以来庭，皇唐之德，於此为盛。”从他们的口气中，确能看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气势来。
在这种形势下，君臣上下，一片踊跃。全民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隋卢思道《从军行》云：“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九天宫殿开阊阖，万国衣冠拜冕旒。”卢象《驾幸温泉》云：“千官扈从骊山北，万国来朝渭水东。”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云：“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张仲素《圣明乐》云：“华夷今一贯，同贺圣明君。”杜牧《奉和白相公》诗云：“黠戛可汗修职贡，文思天子复河湟，应须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射天狼。”王建《元日早朝》云：“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权德舆《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词》云：“梯航来万国，玉帛庆三朝。”丘丹《杂感》云：“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实实在在地成了天下的中心！
当时的京城长安，正如向达先生所说，更是“国际的都会”。大街上时常可见到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中亚各国人。外国的商人、使臣、人质、政治避难者、宗教人士、留学生等都集中在这里。因而外国人所办的商店随处皆有，佛教及景教、祆教的寺庙也时可见。琵琶歌舞，处处可闻。安史之乱后，曾有四千多西域人在长安娶妻生子，蕃衍后代。《旧唐书·儒学传》又云：
贞观二年……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长安当时“国际都会”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四方硕学鸿儒以及科举的士子、诗人，无不把这里当作进身之所。故而国际性文化交流也便在这里展开。我们从《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可以看到很多与外国人相互酬唱的诗作，如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张乔《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国》、刘长卿《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等等。正是这种文化交流，成就了唐朝世界最强的地位。威尔·杜兰在他的巨著《世界文明史》中引Murdcch评论唐朝的中国说：“无疑的，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最进步的。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统治最好的一个帝国。”“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
三、大清“文教大昌”与东西方中国化热潮
在现代的观念中，清朝是一个保守软弱、腐败无能的朝代。不仅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且在洋鬼子的枪炮威逼之下，皇帝先后两次逃离京城。颜面丢尽，软弱之极。但我们要知道，这是在清王朝衰落时期发生的变化。像这样的局面，在周朝与唐朝的衰落时期也出现过。西周末，犬戎曾打入周之京城，幽王因之丧命，平王因之东迁。在唐朝，吐蕃也曾攻入唐都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这或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三个诗歌高潮时代演出了同样的历史悲剧，然而它除了说明这些时代“夷人”力量之过于强大外，并不能掩盖这些王朝曾经有过的辉煌。
与姬周、李唐冒华族而主宰中国不同，建立清帝国的女真族则是赤裸裸的以“夷人”身份入主中原的。他们在平定了汉人的反抗以后，即以其旺盛的精力开始拓疆开土，清理周边环境，平定蒙古各部及回疆、西藏、苗族等，最终使其有效统治版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故《清史稿·地理志一》云：
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於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於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於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馀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於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於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最可注意的是，清人尽管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反抗力量实行残酷镇压，并因其文网之密而召致后世的大批判，但其王室对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抱着积极学习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在习俗的层面要求汉人易服剃发，推行满化政策；而另一方面又尊孔尊儒，融自己于中国主流文化之中。特别是清室接连出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他们天姿聪颖，积极学习汉族经典文化，又以经典中的尧、舜、成、康等古代圣王为榜样，励精图治。故而创造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这个时代建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新疆、西藏、台湾、蒙古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生息的五十多个民族，皆走进了中国大家庭。中国的国土总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顺治时为5亿5千万亩，到乾隆三十一年则增加到7亿8千万亩。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人口由顺治时的1600余万骤增到3个亿。近年来曾有人研究说：乾隆辞世的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而最为后人称道的则是盛世修书的盛举。康、雍、乾三代帝王，他们对于文化事业都特别重视。在《四库全书》中收录康熙皇帝的诗文集共四集一百七十六卷，雍正皇帝的诗文集三十卷，乾隆皇帝的诗文集四百多卷。据说乾隆皇帝一生汉诗创作多达十万余首，等于《全唐诗》的两倍还多。《清稗类钞·文学类》云：
高宗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皆莫晓。上笑曰：“卿等一代钜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又出《污卮赋》试词臣，众皆误为窳。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彭文勤尝进呈百韵排律，上读之，曰某某出韵。后考之，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