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籍《汉书》，记载了西汉前后两位帝王的对话：
（汉元帝刘奭）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从汉宣帝的答复，可以看到两层意思：
第一，西汉中期实行的是“霸道”与“王道”的相结合。所谓“霸道”，指前文“越国争霸”中一系列高效率化、高效用化国家政策；所谓“王道”，则是指黄帝轩辕氏以来的结盟文化，并由此派生出来的公约法制文化和公权道德人文文化。
第二，以上的霸道与王道相加，就形成了很清晰严谨的“汉家制度”。
连汉宣帝一旦见到自己的接班人有动摇这种“汉家制度”的端倪，都起了废掉太子刘奭之心。
可见就算在公元前，咱们就有了很清晰完整的国家学说。
这种清晰完整的国家学说，又一定建立在高级思维逻辑之上。
对这种中国前期传统文化的思维逻辑，咱们可以理清其脉络吗？
以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咱们确实很难以开展这项工作。
现在则因为咱们理清了当代自然科学的线索，回过头来再看咱们中华前期科学科技，就显得轻松——甚至可以用佛陀的“拈花微笑”，来表达这种轻松。
因为两者除了表达语言大不一样外，内涵实在太契合了。
咱们先看那本伟大的著作《周易》。
这本书是说什么的？历史上对《周易》的解释是最多的，考证也是最烦琐的，竟然产生了两千多门解释《易经》的学派。
其实，需要这么烦琐考证吗？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一定是简单明净的。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朝气蓬勃，生命力旺盛，不会让颓废的烦琐困扰住他们。
《周易》就是说“流程”，说“进程”的，与当代运动进程逻辑毫无二致。只不过，《周易》以“阴”代表了二进制语言中的“0”，用“阳”代表了“1”。为了观测和分析的方便，还把总流程分解为“卦”和“爻”，并进行解释。这与当代股市上的“技术分析派”，分解股市K线图再进行研究也无二致。然后，64卦就形成一个闭环的体系。
《周易》的阴阳观，与后来代表对立统一、相互渗透关系的“太极阴阳图”，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逻辑体系。毕竟，太极阴阳图是直到北宋年间才产生的。
《周易》中的“乾”、“坤”二卦，还有与其他卦不同的“用九”和“用六”。就是指事物运动不断上升，到了“上九”时，就已经是“亢龙有悔”的临界点；而事物运动不断向下，到“上六”时，也就到了“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临界点。事物运动就到了“质变”的边缘，即将溢出常轨，突破、颠覆原来系统。这也与现代系统论的突变论毫无二致。
西汉科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曾著有《论六家旨要》。内中说到“阴阳”时，是这样表述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可见其时有“道家”，既是自然科学家，也是社会科学家。道家主要的方法，就是用“阴阳”。而阴阳的实施效果，就是一个“顺”字，“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因此有“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很明显了，阴阳等于流程等于运动进程逻辑等于运筹。
中国的道家，用阴阳来“运筹”，他们看到和需要施为的，不是一个静止的片段，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流程。因此历史上的名家不少，包括孙武子、老子、计然等，都是军事学、哲学、经济学内的大行家。就算到了现代，他们的著述也只能让人一个“服”字。
运筹学发展到了秦代之前，还直接产生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伟大系统工程出来。
如果问人类古往今来最具价值的工程是哪一个？肯定不是古代文明中的“七大奇迹”和诸多殿堂，也不应该是当今的迪拜塔、双子星座等宏伟建筑。就连核能发电厂，也因为发生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两次重大核灾难，而面临一个价值重新考量的问题。
世界古往今来最具价值的伟大工程，是那个已经在成都平原上，静静地为人类造福了2200年的都江堰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建造至今，仍在灌溉造福于四川盆地，使成都平原300万亩的荒地变成了良田。四川有“天府之国”美誉，只因都江堰工程而起。
曾经，四川有上千年的洪患历史，湍急的岷江水川流而过，带给当地人们的只是灾难与巨大的恐惧。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开始了都江堰工程的建造，历时8年。
与其他水利大坝相比，都江堰工程可以说是相当怪异的：水坝竟然不是横截江面，而是顺着水流筑在河道的1/3处。整个大坝若一条大鱼一样，溯迎着湍急的岷江水而上。
大鱼也就罢了，偏鱼嘴还是个歪嘴：用石块砌成的石埂所组成的鱼嘴，歪歪的，却正对着迎面而来的江水，一下子把江水分为两支：西边一支叫外江，水势依然顺江而下；东边一支叫内江，水流被逼入后面的宝瓶口引水道。
又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每逢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而当洪水来临时水位较高，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走。可见“鱼嘴”的设计相当精确，“歪”得很有道理，使内外江水量自动控制为“四六分水”：枯水时，是内江六分水，外江四分水；洪水时，是内江四分水，外江六分水。
“鱼嘴”之后，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的情况，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确保内江无灾害。
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沙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内江之东，原有高耸的玉垒山阻隔，根本不适合引水。李冰便组织民众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而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头也充分利用，在指定地方堆积成“离碓”。
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由此，都江堰系统工程的三大主体：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组成了一个系统水利工程。
李冰还在主体工程之后，设立了两个观测点：
为了控制水流量，在宝瓶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和“肩”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
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同上），此“渊”即指内江。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工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再加上修造主体工程中“遇弯裁角”的计量方式，正是现代的“流程函数公式”。
李冰父子建造的都江堰系统工程，体现了其时深刻的中国道家思想。
老子曾在《道德经》中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世间万物来说，大自然是无情无义的。对人类来说，就是那么一团原始、本能的“熵”。
如果人类不去认识大自然的规律，则人们就只能在自然的夹缝中生存，是只能随波逐流、自生自灭的。
老子并没有被这一团原始本能的熵吓倒，更没匍匐于地跪拜。相反，老子的态度是积极和乐观的。
他的《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自然的规律（道）”就客观地摆在那里，就看咱们能不能通过“观测、研究去发现和把控（名）”。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发现和把控天地创始那一刻的宏伟瞬间，但总能通过观测和研究去发现把握万物的运动规律。故我们可以“常无欲”去客观地观测研究万物的运动规律，“常有欲”去思考其利用的价值。大自然运动规律的“思”和“用”，一体两面，都能使我们走向深遂和自由创造。不断地深入思考和创造，则使人类最终解脱大自然之“无情”加之于人类身上的枷锁，使人们可以获得“有情”利用价值的真实自由。
没想到，2500年前的老子此段将“无情”变“有情”的话语，让当代世界的前沿科学家们争相践履。咱们中国科学可得跟上。
当然，中华文明中的前期科技文化，之所以在西汉末年发生重大转折，正是儒家把中国道家们从庙堂中撵跑了。道家只好在东汉末年，与神仙教结合，立教为后来的“道教”。也因此把许多中华前期科学，沉淀在现在的《道藏》之中，特别是武当山那部《道藏》。因为道教的四个起源地中，唯一武当这支是没有经过与神仙教结合的。
可怜兮兮的中国前期科学，就这样在儒家的盛威之下，沦为“隐学”，蛰伏于民间，却时现麟爪。比方说清朝中期广州商业区“西关”的建立，就是依据中国前期科技的运筹思维建立的。
清朝时期的乾隆皇帝，害怕起了外国商船上的大炮，也就下令海禁，只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清朝时商人地位最低，并不允许商人们在广州城内进行交易。商人们只好在广州西城门外聚汇，成为有名的“西关”。
西关又与其时广州城中心方方正正的“中轴线”构建不同，不取其“直”，尽取其“曲弯”——所有马路都是曲曲弯弯的，两边店铺桁繁檩比，再加上“骑楼”等人文化设施，成为一种“有情”的商业环境。
按中国前期科学“运筹学”的理解，笔直的河水和马路虽然效率最高，但熵值也最大，两旁的人们是最不好利用的。试想，笔直的河道就是水流最湍急。笔直的马路也是车辆最高速的时候，但排放尾气也最多，汽车的咆哮声音最大，而且笔直的马路最容易发生塞车现象。这些都会影响两边人们的生活。
但“曲弯”就不同了，不仅可以增大容量体积，还可以使“流量”有所缓冲，也就方便人们利用。所以用运筹学建造起来的都江堰工程，有“重弯不重直”的特点：建造在河道中的弯处，鱼嘴是弯的，坝体是弯的，入水口还是弯的，还要“遇弯裁角”——最大化利用“弯位”的价值。
所以，运筹学中把多带弯位的河流，称为“有情水”；而把太过直泄的河流，称为“无情水”，湍急的河水是最容易冲击两岸，给两岸居住带来祸患熵值的。
把“曲弯”利用成商业运作，是中国传统商业的一大特点。在广州西关逛街，曲曲弯弯的商业街道，让人产生“曲径通幽”的情思，加上可避日晒雨淋的骑楼，自然可以把欣赏注意力集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上头。在这种消费心理之下，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有商有量地与商家砍价成交，实为人生一大乐趣。
故其时广州西关十三行货如轮转，财达四海；珠江江面日日百舸竞梭，白鹅潭中时时千帆云集。
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舰炮轰十三行。导致十三行资金全面撤出，北上淞沪一个小渔港里，重新聚集经商，依然维持商业布局的“重弯不重直”。后来，此地被称为“上海”，聪慧的上海人也就称这种重弯不重直的商业街道，叫“弄堂”。就算现在海外的“唐人街”，也沿用这种重弯不重直的商业传统。
现在广州的“华南快线”等高速公路建设，也维持“多分流”、“多遇弯”的传统，好使更多人群能充分利用。这种建路风格，被深受儒家熏陶的“检查组”们很不理解，认为广州城中的高速路太多弯位，也太多分流。概因儒家官员们只能理解“中轴方正”、“康庄大道”、“尽快尽好”，却不理解中国前期和当代的自然科学。
20世纪50年代，由大数学家华罗庚领头，会集了我国最优秀的高等数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重启“运筹学”研究，并获得了很丰盛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以运动进程逻辑奠基的应用科学是最多的，包括《工业流程学》、《射流学》、《运动轨迹学》等，也因此在大学里粹炼出了让后来学子最尊重的“老三届”。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毛主席的亲自批准下，华罗庚这个研究机构组成了“优选法宣讲小组”，到全国的厂矿企业巡回宣讲。可惜据该小组回京报告，全国竟然没有几位企业领导能听得懂，可见其时运动进程逻辑思维，已在中国几近灭失。
除了这门运动进程逻辑的运筹学外，中国前期文化中还有一门“统筹学”。
统筹学来自《尚书·洪范》中的“五行”。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尚书·洪范》成篇于战国时代，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内中借用“箕子教周武王治国”故事是否真确的话，只能把“五行学说”的起源时代，放在战国这一时间段上。
《尚书·洪范》是这样叙述“五行”的：“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内中的箕子，是商末与比干齐名的政治家了，就是连《周易》那样很少提及具体人名的著作，也数次提及他。而《洪范篇》又是叙述箕子向周武王讲述立国方策、国是施为的，可见轻率马虎不得。
箕子言及国家构成首要之事，就是“五行”。可见“五行”原本就是上古时期的国家学说。
虽然箕子说的五行言简意赅，但还是把五行的“功能”给说出来了：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国家“润下”的，是经济，这个在前文中我们已知道；“炎上”换成今天的解释，就叫“能体现威严的效率”，也就是指国家军队了，毕竟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像军队那样有那么高的效率和执行力；“曲直”也就是今天“是与非”的意思，也就是专门判断公平正义的机构了，则是指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从革”则是两个词：跟从、变革，能决定国家和社会是萧规曹随，还是厉行变革的，当然是社会的科技文化力；至于“爰稼穑”就很明白了，也就是国家主营生产。
——这五行分明不是“元素”，而是国家的构成“要素”嘛。其中：
“水”，指的是经济。其功用是使社会创富繁荣，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
“火”，指的是国家军队。要不咱们老百姓遇打仗、抗灾抢险这些事，还鸡手鸭脚地不成架势，只能让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去干这种高效率、高执行力的事。
“木”，也就是专负责公平正义裁决、执行的机构和人士了，现在就指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
“金”，则指社会的文化力。有相应的文化力，才能进行社会变革；没有文化力，也只能得过且过。
“土”，则是指社会的主营生产。那时是以农业为主，现在就是“三大产业”了。
这不分明是指“五大行业”吗？没啥玄妙。
而这五大行业是国家的构成要素。有这五大行业了，才叫一个完备的国家。所以箕子把建立和划分好五行，认为是立国首要之事。
所谓“统筹”，也就是凡遇系统、体系这些事，就将这五大要素合起来考虑、安排、合理调度。
应该最迟在西汉中期，中国前期科学科技的“运筹学”与“统筹学”合流，形成了“五行生克关系”学说。
事缘于汉武帝时，曾有一次修复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乐坏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
在这种氛围下，多方面的科学科技研究，就有专人负责，多次实验，反复论证，也就全面成熟起来了。
运筹学和统筹学的合流，就是在这种“科技文化复兴运动”的背景下导致的。
五行的“生克关系”是这样的：
促进、助长、互为前提的关系：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在“生”的关系中，各要素均以前一位为前提条件，又是后一位的前提条件。以此为顺序，形成一个“闭环”，循环往复。
制约、限制关系：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在“克”的关系中，每一个要素均为下两位要素的制约、限制因素，又均受上两位要素的制约、限制。
由此，一个很完整的闭环系统形成了。
五行生克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中华医学立即成熟，还直接成就了使中华国家攀上世界巅峰的“汉家制度”。
首先说，中华前期科技的瑰宝——中医，就是以运动进程逻辑和系统逻辑合流而成：
其长期“医活不医死”的临床医案实践，始终将人体内息脉动作为观察检测人体生命力指数的方法，再加上西周体制将中医的严格考核评比纳入国家法律层面，均使中医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主动运用“运筹学”的科学学科，并诞生了扁鹊那样的医学大国手。
到了西汉中期，五行生克学说成熟，中医立即将这种“系统逻辑”，纳于自身的理论核心，中医理论也就全面成熟化，不仅诞生了后来华陀那样的临床医学家，还诞生了张仲景那样的医学理论家，成为对人类医学和生命科学贡献最大的科学学科，包括现代医学的免疫学等，均来自中医。
因此，无须讳言的是，中医的各项学说，包括子午流注、经络学说、五行生克等，都可以还原成现代函数的。只不过按中国前期科学的函数计算，由于缺乏现代电子计算机等来有效归总和储存计算，也就采取了“平板式铺述”的数学表达方式，即九宫、太乙、奇门遁甲等，也就难以尽括流程信息，只能撮要概括了。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很容易就往“封建迷信”那头来清算。
所以，对中医的前景，不是尽以责难，甚至宣布其是“伪科学”。而是如何将中医的表达方式，与现代科学、高等数学结合起来，尽量用现代数学语言去尽展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中医界人士也得有与现代数学和尖端自然科学完全契合的自信，不要再拿中古之前的文字语言表达方式，而要主动用现代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去研究和表达中医学丰富的内涵。你们想表达“阴阳”的话，就请用电子机算机的进程式语言来表达好了；你们想表达“表里气相”的话，就请用函数公式来表达好了；你们想表达“内息”和“五行”的话，就请用信息论和工程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达好了。
而五行学说本来就是一门国家学说，我们在汉武帝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他“层层递进”改革程序的：
先练卫青等精兵，准备与匈奴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战争，以解决困扰中华达上千年以上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为“兴火”。
再宣布因战争需要，将“盐铁”收归国家专营。此项措施一来解决战争用度，提供给战争精良兵器；二来主要是针对吴王刘濞已自行冶铁煮盐经年，积蓄甚厚，汉武帝已经再也无法承受私人垄断所带来的藩王之乱。因此“助土”。
三为“练金”。也就是将各项科学科技实验活动，指派属下官员专人负责，并均需直接向他汇报实验进程和成果。所以汉武帝时期，中国的科学科技成果是世界古代史中最为丰硕的，也是最为成熟的。然后再兴起古文发掘和整理运动，使汉武帝时期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科技文化复兴运动”。
四为“理水”。汉武帝改革前期，就试验了很多种宏观经济方法，包括增广税基、提高税率，却导致了严重恶劣的社会后果。后来开均输之策，才使经济局面全方位理顺，并使“天下用饶”。
解决好以上四个要素的问题之后，汉武帝立即反身对自身的吏治进行全面整顿和整治，重用倪宽等爱民勤政、繁荣地方的官僚；并系统化地推进法制化建设，从而使西汉中期全面进入到法制社会、公权社会。此为“生木”。
由此，所谓“汉家制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论的奇正圆盘，各要素既互相促进，又可人为调控相互制约，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稳定螺旋型上升的复杂型巨系统，成为屹立在人类历史上的巅峰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