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工会模式，就是凭人多力量大、吆喝声来搞经济的，是很典型的“人头型经济”，咱们也喜欢叫“人海战术”。
这一向是社会转营期中最常见的经济经营模式，也是一种初级市场模式。所以，古代的囤兵制、次文化团体（比如现在俗称的黑社会、传销等）的赚钱方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可以算为这种工会模式。
这个名称起源于世界最早的工会团体“共济会”，直到当今的国际性大工会，都是运用人际之间的联络传递，实现自身经营模式快速扩张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工会在世界第一次大经济危机时代中实现的经营大扩张了。
那会儿，美国那儿连地主家的也把牛奶往河里倒了，都不敢生产次年的粮食了，生怕一生产出来又得倒掉。资本家们只要不跳楼的，也破产失业加入劳工大军了。工会会员也就快速扩张，抓一把都是人头，工会也体验了一把“跑马圈地”的滋味。
又由于大伙都是无产阶级了，罗斯福总统也要搞社会主义了，工会还去与谁斗争？工会也只好自主创业了。
那会儿工会会员众多，建一两家厂子还不够吃饭的，也缺乏办厂的相关专业技术，就进军整个初级市场行业了。UPS这个物流快递公司，就是那会儿得到快速扩张的，还雄霸起了美国整个西岸的快递业。至今，美国的包装业、运输物流业、印刷业等几大行业，还被工会彻底垄断雄霸着的。
现在的美国工会还有这种传统，就是开办许多人力资源公司。商家要搞宣传了，产品还是以普罗大众市场为目标，上专业媒体嫌贵，就打个电话到这些人力资源公司去了，要一百人就来一百人，要二百人就来二百人，按人头花点不贵的价钱给工会就行。工会也正好给新移民会员练练摊儿，让他们拿着个大喇叭在新移民区里转悠着吆喝——成套的，一条龙进行。
中国古代的囤兵制也一样，那会是冷兵器时代，军事守备区就没啥弹性的，都得集中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镇守，叫“戍边”。军人一般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是优质人力资源，不打仗的时候可就浪费了，也就在国家的指派下开展垦荒种植等生产建设活动。军队可是高效率组织，一旦搞起生产建设来，一下子就从原来的“戍边”变成“旺边”。所以中国很多时代只要有战争的间隙，就有很多富得流油的边境城市冒出来，搞得丝绸之路上那些都很富裕的小国家楼兰、石国，都跟着中国军队走，哪有中国军队，他们就在附近定居，省得老被土匪来抢。所以咱们看到历史上这些很富有的商国老迁国的，这个时代在这里，那个时代在那里，就是因为得跟着中国军队的“囤兵”跑。但是，囤兵制也只能限于初级市场，一上升到专业工艺市场和专业贸易市场，比方说唐代很兴盛的金银业和金银器贸易，囤兵制就没辙了，毕竟那是专业活，对不？
次文化团体的扎堆聚伙赚钱，也只能限于初级市场，咱们看境外那些黑社会，平日谋生不是在车房，就是在夜店替别人泊车或做保安护场的，再不就是卖卖翻版碟、练练假名牌手表的小摊儿。传销组织就更是了，他们虽然老洗脑说要赚大钱，但也只能靠“层压式的人力资源”来赚人头钱，上线全看能不能忽悠进下线，才能靠剥夺下线的入会费诓点钱的。
可见，人多是干劲大，但一起涌入经济经营的门，就只能在初级市场里打转了，还带来了三个很明显的副作用：
一是人力资源铺得过广，出品与售后的一系列维护性管理、服务就必然缺失，也只能在低质低价的初级市场圈中徘徊，最后整个行业的利润趋向微薄，摊分到人头上连生活成本都难以维持，更别说维持再生产了。最终资金链必然断裂，造成整个行业的垮塌。
这也很容易理解。比方说咱们逛香港的庙街，竟然看到路边的摊上正卖“劳力士”，100元一块，150元还能买俩。咱不正以为捡到便宜货而高兴吗？第二天这“劳力士”还不转了，咱就气哼哼地跑那摊上要求退货。退得成吗？那摊主一副阔佬难理的样子。咱多说两句，他就一声吹哨，唤来七八个胳膊肘上都有刺青的大汉来，咱打得过吗？算了，自认倒霉吧，正牌的劳力士可是在专卖店里卖的，捡便宜货也只能这样了。摊主是涮了咱，但所得利润本来就很微薄，还得分点给那七八个大汉的，他也过得苦哈哈的。谁叫他不学专业技术，也到专卖店去卖正牌的劳力士，偏要去啸聚团伙，也就不得不时时祈求运到，却连去拜神的钱也赚不回来了。
“囤兵制”也会遇到经营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唐朝的高仙芝为啥要攻打石国？因为他原来是有很大军功的，他奇袭小勃律国可是彻底使大唐在吐蕃、大食的“三角关系”中占了上风。偏偏朝中是那位贪婪愚蠢的杨国忠把持财政大权，对他大功薄赏。加上他的囤边也遇到了开元期间“产业升级换代”的事，专业性的商业都绕过他了，直接就往长安等大城市跑，他就连正常的军费都难以维持，更别说犒奖手下那些英勇的将士了。结果，他只好提起心肝攻打石国等丝绸之路上那些富裕的商国，拉开了唐朝开元盛世期间，因长安高层腐败、边疆地区却经济日渐蹇困的“剪刀差”所导致必然大乱的大幕。
现代经济中也就有了一个“军工转民营”的命题。军队是国家的，军费及军功奖励全部由国家负责，汉武帝打匈奴期间，就是再困难，也由国家开支重奖那些英勇的大汉将士。而在战乱和灾荒的紧缺年代，是可以搞搞囤兵制的，咱们也在前面说了，人们处在第一、第二消费层次时，铺规模是第一性的，也可以补充一下因社会贫乏而带来的军费紧缺。但在社会普遍进入小康之后，军工生产最容易铺规模反倒成了累赘，此时人们的消费趋向多元化、多极化了，是倒过来领着生产经营跑的，追得上消费潮就发财，追不上消费潮就得囤货，把库存撑得满满的；生产规模越大就越面临各项资源的消耗巨增，资金却越益紧缺。但让那些威严果毅的军人们，也跟着消费者的需求跑？那他们不如也进商行，不干军队这事了。
因此，一旦判定消费者的需求，已从第一、第二层次转向了第三层次，国家就得主动进行调整，让国家军队回归专业，将囤兵制模式转为社会化经营，军工技术转为民营，则军队与生产、商业三不耽误。
如果这种调整不及时跟上，则规模化的军工生产肯定走向垄断，这就事儿大了。
当年汉武帝厉行改革，就是因为面对社会上的垄断气氛日炽，都在其父亲汉景帝执政年间发起“七王之乱”了——藩王垄断竟然波及政治体制、国家体制，搞到连汉景帝都没辙。汉景帝也就在国家库存“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第八》）的背景下，国家流动性却日益贫乏，经济通缩情况越演越烈，到最后完全丧失执政方向，郁闷而终。
可见，经济垄断是一定要波及政制割裂，最终冲击国家政权的。就连元朝那么浩大的国家，也是因为贵族们自思垄断权力大了，也就发起了“南坡之变”，在通往上都避暑的路上，一下子把元朝皇帝和宰相全暗杀掉了，元朝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就全面失控，天下也就纷纷起兵，把元朝给推翻了。
当然了，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对这种经济垄断推导到政制、国体的“黑天鹅事件”，思虑是最成熟的。他不是发起与贵族们的强行博弈，而是全面推行改革，用《推恩令》和“均输体制”增强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流动性，把战时强力垄断的国营企业全部转为调节经济流动性的枢纽，方始最终实现了民富国强。
因此，哪怕到了今天，咱们的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后期、汉昭帝、汉宣帝三代，都能算世上体制最完善、也最健康强盛的国家了。
如果咱们实行“双轨制”来缓解经济垄断的种种弊端行不行？也就是国营与民营各干各的，规模性生产与百花齐放共舞，不也挺好看吗？情况就只可能更糟糕。因为规模化生产这块就成了有效率没效益，像现在钢铁企业似的，生产能力大到每年有五六亿吨，“稳居世界第一”，钢铁产能还在不断地进入，消耗国际国内铁矿石等诸项资源巨大，库存也大到未来7年还用不完。但整个钢铁行业的利润率却降到零点以下，人头要吃饭就只能申请国家补贴。
这种巨量的国家补贴从何而来？还不是要靠加重中小企业和社会民众的税费负担来解决？结果从2009年开始，就对中小企业涸泽而渔，中小企业也就纷纷破产退市。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无底洞似的巨额国家补贴，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生态面被全面破坏，国家税源税基流失严重；中间还夹着个金融上谁都用公权力割据一块，刨池子把货币存在自己的小集体里面，巨量资金也就成了不透明的“黑金”，在体制内乱转乱窜。结果整个宏观经济面就失衡了，经济政策就往博弈那头走，却博弈面越来越大，几乎与空气都得打架，政治体制内部也因“黑金”带来的腐败和经济利益的各持立场而进入了多事之秋。
二是工会模式最容易形成“江湖”，而不是规则显性的行业和社会。一旦有竞争对手出现，就很狗血地玩拳头大的说话这类同质恶性竞争。
咱们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到境外，就见UPS与DHL这两大快递巨头在大打广告战。UPS的广告是一队快运货车，跑着跑着就飞上天了。DHL的广告呢，则是一架漂亮的飞机在天上飞，超过一辆在天上飞着的与UPS一模一样的货运汽车时，DHL英俊的机长就很潇洒地给货车敬了个礼。那在天上飞着的货运汽车吃了一惊，就一头栽了下去。
谁怕谁？你UPS是汽车货运物流司机们组成的大工会；DHL呢，则是航空物流工人组成的大工会，两个都是重磅级的美国大工会，虽然名分上都属国际劳联（国内也称为“世界劳工联合会”）旗下，但才不会因为是“同一阶级”，而下手软个一分半毫的。这种恶性竞争，甚至蔓延到咱们国内。
工会毕竟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同在一个政府架构下怕没事了吧？可能玩起恶性竞争来更狗血。为什么咱们自产的大飞机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概因咱们的航空工业有两个大集团，分别简称为“中航一”、“中航二”，俩集团就愣不是兄弟关系，是正儿八经的仇人关系，大飞机项目就在这两大集团中来回倒腾：先是在中航一的手上完成了整体设计，中航二就把这个项目硬抢过来了，一抢过来就是先搞对方人员的“清洗”，再把对方的设计方案完全否定掉，自己再重起炉灶另搞一套，大飞机项目也就一延再延。好吧，那就两大集团合并吧。没问题，这种对对方人员的清洗依然会在合并后的新集团中延续下去，就看是原来中航一、中航二哪方的人员在“权争”中得胜了。中国的航空事业谁还顾得及？世界航空专业技术谁还顾得及去全方位归纳？全先各自站队，打得头破血流、不死不休再说吧。
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年末开始的京东强行拖苏宁、国美下水玩价格战，也搞个电器销售行业的“三国”出来，就只算小儿科了。
也不知为啥，前一段咱们的文化喜欢玩三国，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乱世，还祸弥二百余年，搞得连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瞧不起咱们中华了，五胡十六国全跑来圈了咱的农田去放羊，直到隋朝时才算气。加上三国那些各显其能的权谋争斗术，能使一个家庭富裕、一个国家强盛吗？玩三国的，不会连太平时代的好日子也不会过吧？为何还要总期盼那些黑暗和混乱的日子？黑暗和混乱的日子真来了，大权势、小聪明管用吗？曹操、董卓、吕布、诸葛亮……这些乱世豪杰、枭雄们，有哪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最后，三国那种时代，有真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是真才实学的文化吗？
其实，就算单论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三国演义》也没啥好学的。赵云面对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七进七出，都不知曹操那堆正规军是干什么吃的。看看秦末汉初投到刘邦门下那群秦兵的素质：一个秦军的最基础单位“伍”，也就是5个士兵的相互配合、共同进退，就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给杀掉了。三国中也只有曹操的军队还算是正规军队，却数十万大军连一个赵云都抵挡不住，所以三国是个有名将，却无名兵，更没有名军的时代。那叫军队？乌合之众还差不多，比起咱们有正规国家军队的时代，差远了去了。
所以一部《三国演义》，就是社会在高压专制下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才能够产生的文学作品。老祖宗也就早有留言：“男不看《三国》，女不看《西厢》”，就是知道这两部书最容易让男女分别失了自身的经营方向，乱了心头方寸，再乱了经营手法，改瞎折腾去的。
三是工会模式尽管起初采取了多民主的形式，过程中必然趋向于金字塔式的“帝国模式”。责任向金字塔底层集中，利润却向金字塔高端集中，最终产生了广泛的寄生性。
老北京流传着一个叫“羊杂碎”的故事，说了京城中“羊杂碎”这种著名小食的由来：
满清入关后，是兵锋强盛、凶残血屠，却不懂得什么叫经济经营，大肆抢掠来了社会财富，就搞满汉全席等海吃胡花，也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陷于穷困了。据历史考证，“旗人赤贫化”（详见王钟翰编著《中国民族史》第一章第五节“满族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八旗生计的恶化”）这种社会问题，早在康熙时期就业已露端倪，至乾隆年间更是弥漫开去，成为满清八旗的通病。乾隆也就不得不开“文字狱”的名义，实则强抢江南士族的土地和财富，去缓解旗人赤贫化的困窘。这既让咱们实在不知道“康乾盛世”从何而来，也让咱们明白了每一个政治行为的后面，都有一个经济的原因，经济铁定是基础了。
在这种背景下，“羊杂碎”的故事就登场了。
说的是北京的王公贵族一早起来，就吩咐下人了：“今天俺要吃羊肉！”
下人就说：“没问题，王爷你将钱拿过来，俺到市场给你买来羊肉烹了你吃就是。”
王爷：“你这奴才真没用，给钱你才能让俺吃羊肉，怎显得你能耐？”
下人：“……”
下人那个气愤呀，但还是得办事，兜里的薪水又没几个，也就在市场转了一圈，花几文钱买了一副羊下水回来，加上各种酱料，就做出一大锅可以吃几天的“羊杂碎”出来了。王爷又没那文化欣赏美食，反倒觉得这口好吃，还喜滋滋地在他那个圈子里传扬这个“聪明法子”，就是不知道在这种小聪明的捉弄下，连自身的食材都已经下降了好几个档次。
“羊杂碎”这一著名京城小食，就蔚然成风了。
这就看得很明白了，金字塔模式就少不了“层级”这种事儿，是一层层地叠加上去的；但既然搞“层级”，就少不了“层压”这回事，日常工作和责任倒是一层层往下压的。越往上走，就越得维系高压，也就臆想下面把劳动果实全贡献出来，然后就可以啥事也不用做，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舒舒服服地做寄生虫了。而在越下层的，反倒承受了社会全部的责任压力，一旦失去了向上的机会，到最后一定导致自身生活破产的。
人类最腐朽、最落后的制度，叫奴隶制，就是从这种最简单的想法和构置来的，所以咱们可以把奴隶制度归划为人类最没文化的年代。
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对“传销”有清晰定义的，叫“层压式销售”，并都明确立法予以禁止。因为这哪叫什么经营模式，完全是没头脑、没文化的一种简单设计，是几个人专用“发财伪文化”、“成功学”去忽悠大多数人，其结果一定是大多数被忽悠的人赤贫化后再兴起暴动的。
广西来宾市不是发生了几起传销老鼠会的会员，用砍刀追着会头砍吗？有意模糊各人的权利与义务，单灌输、洗脑、放大些人们的本能欲求，催动人们的肾上腺素，却无真才实学使会员走上真实的致富之路。传销会员们都被“发财”、“成功”催眠了，都成癔症患者了。有天打个冷怔从催眠中醒来，发现现实中却离发财、成功越发远去，思维、行为模式却只剩下钻牛角尖，还不提着砍刀去砍会头？
现在美国的工会也很富裕的，甚至可以提供政治资助献金，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来。但咱们看那些从事基层物流快运业的员工们，是一种怎么样的风貌？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一部引进的美国大片叫《车队》，真实地反映了那些基层物流货运汽车司机的心态：他们都没有生活和文化出路的，只有一颗压抑着的躁动内心，一旦他们觉得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又有人领头表露这种狂躁，立即就汇集成一支庞大的车队，一路上再不断有各种诉求加入进来，就演变成全美国关注的暴力对抗事件。但暴力的过程和结果却仍无方向，其诉求表达七嘴八舌，谁也无法进行清晰的概括，也就只好以性爱、毒品来使自身的生活堕落去发泄内心的狂躁。整部电影就是这样没有主题地表达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唯一的亮点就是男女主角尚算美好的爱情和性爱。
不要说几十年过去了，美国工人的问题就解决了。美国的资本投资家们为什么总把生产线迁往境外，从而使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搞得原来的“汽车城”底特律成了一个破产的鬼城？就是美国基层工人这种恶性情绪始终没办法解决，那些搬不走的高级酒店业、物流业、零售业大卖场的基层员工，根本没有基本的业内培训，管理层也不敢提供这种工作职能培训，因为员工的流动性实在太大了。有些大卖场的员工就搞起了自我培训，而这些“培训”内容却全是怎样坑老板、欺负供应商、欺诈顾客的。管理层也就几乎放弃整个日常管理，对酒店、物流、零售业的员工越益普遍的偷窃行为听之任之，实在玩得太烂了，顾客投诉太多，就炒个把人，还不敢成批炒，因为工会势力大着呢。
又没有香港那样经长期磨励而趋向完善的劳资谈判协调机制，美国也就资本投资家们害怕了，基层工人面糜烂了，层级之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各层次内部除了很少数的行业，几乎成为竞次场所，是可以为了业绩而全面践踏各种社会合作关系的，美国的枪案不就多起来了？
那么，不爆发新一轮的大型经济危机才怪呢。也正基于对美国这种经济基础面的判断和庞大金融资金流虚转的推导，咱们才在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发布美国有可能发生大型经济危机的预警；也在雷曼公司倒闭的次日，就说此次金融海啸的成因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内，还可以推导到体制和文化的因素。
咱们也有点殊途同归。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学就没好好研究一下咱们那些辉煌的时代，对西周、汉唐史的研究既不如台湾，更不如欧美和日本；偏偏对典型奴隶制度的明清史研究，钻进了烦琐考证的牛角尖里，都沉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还要“站立场”起来，也就对明清奴隶制度的整体架构缺乏认真的批判性反思。反倒大有遗老遗少之风，连最腐朽、最落后的清朝奴隶制也有人高唱赞歌，甚至鼓吹“回归前朝”，为此不惜全面否定孙中山等国民革命先驱，不顾及正是数千万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才使咱们重归世界之路、重归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才有了伟大复兴的希望。
到外面游览一下圣彼得堡去，看看咱们的紫禁城比别人沙俄时代的冬宫是不是差远了去了？连同时期的沙俄都比不过，还有啥理由抱残守缺的？
可见人们容易有一种文化误区，就是一旦丧失了文化方向，就总以为金字塔模式才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形态，才是能够产生效率效益的。哪怕丰富的人类历史资料已不断地证实金字塔式的奴隶制度，只可能导致社会贫乏、国家积弱、老百姓水深火热，还是一根筋地用各种理论去论证阶级层压的“合理性”，臆想权谋、博弈、争斗的爽快，启用毫无逻辑的各种诡辩术不断地进行灌输式洗脑，要领着咱们逆历史潮流而动，走向奴隶制社会。
经济的核心是“价值的流动性”，因此在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中才最容易实现其流动性。而层级层压性社会却只能消灭及堙没经济流动性，因此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渐次趋向死寂的，也就并不体现为一个完整生动的组织形态或国家形态，也就没有上下同心地共创与共享创富，而是各层级之间的财富渐渐消亡，各层级都下降到了生活、生产水平的最低点，最终不得不付诸各层级之间的生死相搏，金字塔架构也就轰然倒塌。
黄仁宇先生曾著《万历十五年》，述说了一段明朝“稳定、中兴”的年代，却不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生活在一个“悲剧性时代”里面。以至于明朝轰然垮塌时，即使对方是凶残的满清八旗，大家却有一种豁然解脱的社会普遍心态，与周、汉、唐、宋的消亡令人扼腕长叹，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咱们一向把幻想构建金字塔却真实地走向奴役之路，视之为没眼界、没胸怀、没文化、没专业技术、没规整训练、没科学、没逻辑、没方向、没前途。
咱们从以上就可以看出了，所谓工会模式，也就是人头型经济，在严格意义上还没算入经济学的门类，却能产生极为强大的“经济伪文化”，封堵在经济学的门前，从而堙没经济价值学说，再堙没真实真正的商业文化、知识经济，使一个富裕的社会重归贫寒蹇困，一个正常健康的国家重临混乱无序、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