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交
“我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在这时候，所有颜色都已沉静。而黑暗尚未来临，在山冈上那丛郁绿里，还有着最后一笔的激情。”
席慕容的《暮歌》不知道吸引过多少人，仿佛生命里一切都已经远去，一切又都没有结束，在夕阳斜光中，慢慢回首，一路走过的风景，还有多少被封锁在记忆里？曾经陪伴在身边的朋友还剩下几人？想来人生真是一首讽刺的诗歌，不辞辛劳地奔波一生，最后温暖你心灵的那盏灯早已熄灭，你曾经深刻爱过的那个人，最终却是伤害你最深的那一刀，你曾经妄自认为已经抓住的一切，最后还是过眼云烟，匆匆滑过，没在生命里留过半抹痕迹。
张爱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美国。美国纽约是一个繁华的世界性大都市，在那里，张爱玲看到了慕名已久的自由女神像，并被她的神韵所倾倒。她象征着自由，独立，挣脱暴政的约束。可自由是什么？独立是什么？真的可以挣脱暴政的约束吗？
自由是人追求的一种思想意境，是可以选择你愿意或者不愿做的任何事情；而独立则是建立在经济为基础上的一个简洁的生活方式，风来了，你自己挺，雨来了，你自己躲，风雨中要有一个坚定的根；而挣脱暴政就有点难了，人那么渺小，庇护在一个国家的羽翼下，国强了，有野心的统治者就会想欺负弱小的国家，掀起腥风血雨，而国弱了，又会被人欺凌，就好像晚清那个大王朝，被八个国家开启的大门，唉！张爱玲摇头苦笑，真是个复杂的大问题，是渺小的老百姓所不能解决的，所以祈祷女神来帮助。想来也蛮可笑，可悲的。
在美国，张爱玲跟炎樱一起寄宿在职业女宿舍，是救世军办的，坐落在哈得逊河岸，是一个救济难民的住所。同一帮流浪汉，酒鬼，年迈的老人住在一起。曾经风靡上海滩的女作家竟然住到这样的地方，谁知道都会苦笑，而在美国，听到职业女宿舍，所有人都会嗤笑。在两笑之间，张爱玲更加沉默了，她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婢仆围绕，锦衣玉食，就算后来，生活颠簸，受了些苦，但亦未寒酸到这般地步，她的不习惯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在张爱玲的生命里，从未展现过仁慈的一面，从风烟乱舞的上海，来到看似平静，实则充满现实与残酷气息的纽约，张爱玲真想化身进自由女神像里，把一切归还苍天，归还于曾经的希夷和祈祷。
他们说时光如流，转眼而逝，在繁复中尝遍人生百味，看尽阴晴圆缺，被青苔覆盖的地方积满深厚的生活阅历，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尘世万象。清湖淡水中的倒影早已垂垂老矣。这世上有人享受过程，有人注重结果，一生一世听来如此漫长，实则转眼流逝，就像张爱玲所说，生命是短的，磨难是长的。在漫长的磨难中，只有叫自己心冰凝成壳，才能更坚定地生存下去。
到美国还不足一个星期，她便拜访了胡适先生，是炎樱陪她去的。东城81街104号公寓，一个很地道的港式建筑，让人有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笑着，她既紧张又兴奋，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拉长了她高挑的身影。
胡适这年已经62岁了，仙风道骨，温文尔雅，瘦削的身子穿着旧式的长袍。胡适是1949年4月来美国的，其一生才华盖世，享誉天下，却没什么积蓄。这位昔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35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拥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然而来到纽约，却连同夫人一起过来的钱都不够，只能叫夫人次年才来。因为雇不起佣人，便学会了自己做家务，1958年他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再也没有来过美国，张爱玲这次拜访，正是他生平最落魄的时候。
其实，早在张爱玲拜访胡适之前，他们便有了书信来往。那时《秧歌》刚发行时，张爱玲便把小说邮寄给了胡适先生，并随书写了短信。当时张爱玲很忐忑，胡适是名人，而自己虽然风靡一时，但毕竟此时面目全非，风光不再，胡适不加理会亦是情理之中的。没想到胡适最终还是回了信，并高度称赞了《秧歌》，说其“平淡而近自然”，是当下作品最好的一部。
这无疑让张爱玲在承受无数诽谤与误解的苦闷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与支撑，如饮甘露。
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人都有疲倦的时候，当身上担负的重量轻易压垮了脊梁，当终日的追逐化成茫然的迷失，当置身红尘，却迷茫红尘，独自在黑暗之路徘徊前行的时候，那轻轻伸出的一只手，淡淡一盏微弱的烛光，都可使人安慰万分。细细想来，人在凡尘中挣扎，颠簸，忙碌，为的不都仅是这盏烛光。
张爱玲一生孤苦，从小缺乏父爱，望着胡适，她由心底自然而然升出敬意与爱戴。而胡夫人更是和蔼可亲，一双手交握在一起，文雅娴静，话语中带了安徽的口音，张爱玲自小被何干（亦是安徽人）带大，咋听此音，恍惚半醒，情绪万千。
绿茶的清香缓缓飘荡在房间里，围绕着张爱玲的恍惚。她想起小的时候，在父亲书桌上第一次看到《胡适文存》，立刻坐下来，一气读完，茶饭不思，而张爱玲迷恋的《海上花》亦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专门买了来的。虽然父亲一生碌碌无为，颓废无能，但文学上的修养是很沉厚的，毕竟生于书香门第，吟诗诵词，无所不精，若不是清朝腐败与无能，惹来八国联军的掠夺，父亲会不会还穿着官服，在紫禁城里行走？
张爱玲向来不善言辞，全靠炎樱打开局面，可是毕竟离开上海久了，国语亦不甚灵光，像小孩子学说话似地。张爱玲静笑着，想起林黛玉取笑史湘云的话——偏是咬舌子爱说话。
交谈中张爱玲才知道，原来张家和胡家还颇有渊源。光绪七年（1981年），张佩纶曾推荐过胡适父亲——胡传（1841~1895）去吉林、黑龙江边境找钦差大臣吴大澂，得到吴大澂的关照，留作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作为已对科举之途丧失信心的胡传，丢下妻子儿女，从亲戚家借钱来到宁古塔——只有重刑犯人才被发配到这里。可以想象，这是胡传对自己前途所作的最后选择，几乎是破釜沉舟，在人生的最低谷，张佩纶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让胡传的命运出现转机，对于胡氏家族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胡传当然会铭记在心。后来，张佩纶被流放时，胡传曾给他写信，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并给他寄去二百两银子。这件事被张佩纶记在了日记里，可见他对这件事亦是很感激的。十年之后，胡传跟随吴大澂治理黄河有功，朝廷决定提拔他去江苏任地方官，他还特意借此机会去看望了闲居在家的张佩纶。
张佩纶对胡传的提携，张家的后人几乎都不知道，可胡传的儿子——胡适在1946年就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胡适曾写过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文中称，1946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看到过《涧于日记》，这是张佩纶的日记。他随手翻看，发现里面记载有他父亲胡传的名字，并由此得知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或许因为这层渊源，胡适夫妇对张爱玲很是亲切，好像温暖的阳光，带着绿茶的清雅缓缓滚进了心里，张爱玲久久不能平静。拜会回来，炎樱知道张爱玲来美国是想重新开始，包括名与利。于是便忙不歇地去打听，回来不无失望地对她说：“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有名。”——她是失望他大概帮不了张爱玲什么了。
但张爱玲却没有失望。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次的相逢，像一辆奔驰在原野上的火车，每一站都会有人上来，有人下去，坐在对面的人总会换来换去，有些人是你看过了，就会淡忘的人，但有些人则会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慢慢长成寂寞时拿来依靠的参天大树。而这些无法诠释的感觉被称为缘分，缘深缘浅，早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被注定了的，无法改变。
后来，张爱玲又去拜访过胡适一次。她是真心敬仰他，这次他们坐在胡适的书房里，淡淡的墨香中，张爱玲心里埋藏的对文学的信仰都被激发出来，他们谈得很投机。胡适笑着提议如果张爱玲想看书，就去哥伦比亚图书馆借，那里书多。
张爱玲真的爱书，从小喜爱《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大了更是遍读古今。虽未见得全部通晓，可书卷中那股迷人的沉香一直围绕着她，滋润着她，形成她身上一股独特的气质。
在美国，张爱玲迎来了美国人很注重的节日——感恩节。炎樱约她同去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是个开朗的美国女人，她邀请了很多客人，吃着烤鸭，喝着红酒。在迷离的饭香中，在满世界的英语下，她感觉到无比的孤独和寂寞。躲在人群里，她看到自己的灵魂慢慢漂离了身体，漂离出房间，一直向那遥远的彼岸飘去，虽然她对自己的祖国已经很陌生了，虽然她像永远生活在外面的人，但毕竟在中国，有一个张氏家族，那里有一个曾经享誉上海滩的名字，她是——张爱玲。
吃完晚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夜色中的纽约像一个神秘的女人，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然而，这座城市跟张爱玲还是没有缘分，她的才华在这里得不到赏识，她成了一个与出版界、文学界无缘的人。
风，凉梭梭地吹过灯火通明的街道，拂过摇枝动柳，一直刮进张爱玲的心里去。她冷了，胃抽搐地痛，她再也忍不住，一阵排山倒海地呕吐，好像要将胆汁都吐出来一样。
蹲在卫生间，看着镜子中自己苍白的脸，她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像两颗滚进泥土中的琉璃。张爱玲僵硬着，最后还是低低地笑了。而就在这时，胡适打来电话，约她吃中国馆子，张爱玲眼睛豁然湿润了。好像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行了太久太久，久得心里结了冰，魂里长了疤，久得以为就这样沉沦了，淹没了。但是忽然来了一盏青灯，虽然只是礼节上淡然的关心，已让人倍感安慰了。张爱玲刚吐过，身体很不适，不想聚餐时失礼，还是婉言谢绝了胡适的好意。
而不久，胡适专门去看望了张爱玲，这是她始料未及的。怔了好久才回过神来，看着周边的一切，她又有些发窘了。张爱玲向来注重细节，在上海，和苏青、炎樱这样熟络的朋友约会，都会盛装出席，茶点等都异常讲究。而此时，在美国这个难民所里，客厅黑洞洞的，面积看上去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一个讲台，上面摆着钢琴，台下是一排排蜕了皮的椅子，旧沙发。所幸这里没有人，虽然干事一直动员大家每天来喝茶，但话说得越多，越无人理睬，只有张爱玲每天都会来，望着无人捧场的茶座，无奈地笑着。经营生意跟写书一样，有高潮，有低谷，红火的时候众人追捧，冷清的时候满是落魄和苍凉。
看着胡适，张爱玲尴尬地笑着，胡适却满不在意地坐下来，看了四周一眼，只说：“这个地方很好，不错不错。”
交谈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于这次见面，张爱玲刻骨铭心，多少年后，她的文字中还流露出平淡而又深情的记忆：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花自飘零
张爱玲在纽约盘桓了两个月，全然看不到前景，便于1956年2月12日，在她的美国出版代理人莫瑞·罗德尔女士的提议下，张爱玲向爱德华·麦克威尔基金会投去了一份求助信，希望能得到一个栖身之所。
3月2日，张爱玲接到文艺营回信，同意接纳她入住。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所创立，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谷中，占地420亩，包括40多栋房舍，别墅，工作室和图书馆，那是一座庄园式的文艺营。
当纤瘦、颀长的张爱玲出现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门口时，她的心涌上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昂首望天，轻盈的雪包裹着她的无奈和凄苦。
都说流水过往，一去不返，可为什么人总是在悲伤惆怅的时候，会无法抑制地怀念从前，难道人类太过平庸，经不起流年日复一日地熬煮，扛不动生活的艰辛和酸涩？人类如此渺小，当寒冷来袭的时候，只能抱着曾经的温存聊以慰藉。想当初，如何洒脱地挥金如土，消耗青春，到最后偏生靠着回忆度日，将泛黄的人生岁月一页一页翻遍，翻烂。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善于感伤的人，但来到美国短短的几个月，却让她常常感伤。她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给自己找好了目标，就是为了摆脱世俗的枷锁和“汉奸”之名，寻找她心中的那种自由生活，然而“自由”没得到，经历了更多的“不自由”与艰辛。偏生张爱玲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她看来，安全感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只有在稿酬到手的刹那间，她才能感觉到那种瞬间的安全。
是苦怕了，还是生性如此？宛如茫茫人海中飘荡的灵魂，曾经亦想挤进凡尘，却因周迹带着孤傲的刺而被拒之门口。无奈中，蹙眉一叹，飘然而立。做不了世俗中人，只能遥望世俗之事。但张爱玲忘了，这毕竟是风烟乱舞的红尘，任你如何遗世独立，也免不了被刀削斧锉。诗情画意谁都愿拥有，对月吟叹，捏花一笑，何等乐哉，但当肚腹饥饿难耐，你又如何吟叹，如何一笑？世俗中做俗人，落难中做难民，这本不是选择题，是人生必然的修行。
从一个风靡的女作家到“汉奸”到“难民”，张爱玲尝尽了世态炎凉，品尽了人情冷暖。她的心就好像这里的气候，被寒冷覆盖着。所幸文化营的作息时间非常适合张爱玲，每天上午各式各样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共进早餐，之后各自工作。午餐由服务人员把食物篮送到工作室门口，由人自取。下午四点以后便是自由活动时间，然后，共进晚餐，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张爱玲不甚言辞，她只做听众。
有人在这里朗诵自己的新诗或者旧作，有人表演一段戏剧，有人出刁钻的谜语让大家猜，有人杜撰别致的游戏或者笑话与大家分享，时间在指尖轻松而愉快地滑了过去。
在文艺营期间，张爱玲下决心要写出她的第二本英文小说。其实，这本小说就是在上海曾经给她带来很大荣誉的《金琐记》的扩写本——《粉泪》。 最初的几天，张爱玲除了自己在工作室里写作，就是读书。文艺营里有很多可阅读的书报，张爱玲觉得这里慢慢有了家的感觉。
轻轻推开窗，外面一片迷离的白色，白的山，白的树，白絮堆积的松针，鸟儿竟然飞起，引来雪色点点。宁静，安静，带着轻微的寒冷，张爱玲决定去客厅里喝杯咖啡，暖暖僵硬的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