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17年7月，他与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吕蓓卡结婚，并生了女儿霏丝。但赖雅是个天生的流浪者，酷爱自由，追求享乐，不停地东奔西跑，把口袋的钱花得精光，而吕蓓卡也为她的女权主义，热血沸腾，奔波忙碌，家庭中甚少温情，于是1926年，两人友好地协议分手，赖雅得到了自由，就再也不想跳进枷锁里，直到遇到张爱玲，他又想到了结婚。这是个他不能允许自己错过的女子，于是他做了决定，向张爱玲求婚，但前提是必须拿掉孩子！
当月，张爱玲就来到了耶多，做了流产手术，并付出了永远无法做母亲的惨痛代价，命运于她，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垂怜，哪怕她是才华横溢的旷世奇才。躺在临时公寓的榻上，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小生命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没有挣扎，没有反抗，甚至连一个蠕动都没有，无声无息，消失无痕。张爱玲没有责怨，甚至还给了赖雅三百美元，作为这段时间的的生活费——对于自己将来依靠终生的人，张爱玲还是选择了在经济上分得清清楚楚，只有她帮人，没有她欠人。
孩子究竟算什么？曾听到过最优美的解释，说那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贫穷。贫穷？一种是精神上的贫乏，一种是物质上的穷困。
曾经风靡网络的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拒绝给月薪2500的老公生贫三代。”这就像一个重型炸弹，从网络轰到了现实社会。有人说，“养育孩子是一辈子的责任，若是没相应的经济能力，还是不要随便制造责任。”与此同时，反对者也不少。这部分人表示，做父母的没有权力不让孩子出世，因为孩子毕竟是维系家庭幸福的纽带，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
两种答案，代表两种人性，一种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一种是追求完美的唯美主义者，无法分出谁对与谁错，因为这不是选择题，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已。
1956年8月14日，赖雅和张爱玲在纽约市政府公证结婚，正式结为夫妇。这一年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按照美利坚合众国法律，结婚至少需要两位证婚人，赖雅请了自己的一位好友马莉·勒德尔，而张爱玲则请了炎樱。
炎樱带着真心诚意地祝福，希望自己的好友这次没有选错，再也不要重复从前的路，希望她可以幸福快乐，但是看着赖雅花白的头发，她又不能不担心，这样一个老人能给张爱玲多少幸福呢？
没了孩子，有了婚姻，一个证书换来了张爱玲在美国长期居留的绿卡。其实张爱玲的两次婚姻都是充满戏剧性的，前夫胡兰成，从风光无限的汉奸到东躲西藏的逃犯，现任的丈夫赖雅却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从黑色到红色，从中国到美国，张爱玲要的男人都是才华横溢，而绝不去考虑什么政治面貌。
她给香港好友宋淇夫妇的信中，抑制不住地说出自己满心的高兴：“我和Ferd常常谈起你们，等手边稍微宽裕点就到东方旅行……相信几年内我们会见面，那一定像南京的俗语：乡下人进城，说得嘴儿疼。”
1956年10月，赖雅和张爱玲再次回到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是他们相识相爱的地方，每一处都留着美好的记忆，每一处都载着甜蜜的情感。两个人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而从新婚伊始，两个人就明显地表现出了生活上的差别。张爱玲是晚睡晚起，不爱结交，有了赖雅在身边作伴，她更是连起居室的门都不出了，她对外界的了解全靠赖雅的沟通。而赖雅早睡早起，在安静的晨曦中，看着熟睡的妻子，亦是一种享受。他知道张爱玲的生活能力很差，很会享用，却又怕麻烦，比如她爱喝咖啡，但自己不喜欢去煮。而赖雅就会在醒来后不久，小声下床，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咖啡豆，亲自给张爱玲烹制真正的意大利咖啡。
然后一个早晨，爱玲被赖雅的呼唤惊醒，她发现赖雅正半躺在地上不能翻身，张爱玲吓坏了，连忙将赖雅扶上床，喊来医生，经诊断，确认是小中风。这对婚后刚刚两个月的张爱玲是兜头一棒。而12月19日，赖雅再次发病，这次来势汹汹，不得不送进医院。
望着赖雅惨白的嘴唇，张爱玲忽然发现，自己要找寻的依靠竟然比她还脆弱，不知不觉，角色转换，她成了拐杖。
世间的温暖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执着。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心，温暖了心。人世间有太多的孤苦，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艰辛和凄凉，能有一个人愿意和你牵手而行，看过千山暮雪的雅丽，送走被冬雪浸泡的黄昏，那不失是一种幸运，有人穷此一生亦无法得到的恩宠。
放眼望去，繁复红尘的男女早被现实的烟雾吞没，学会了伪装，学会了虚荣，学会了如何自保，如何进退得宜，他们在身边竖起了冰冷的墙，却终日面带微笑地周游人际。当日落西山，星辰挂满天边，我们在窗边寻找独处的安静，豁然发现，原来本质中的那份纯真并没有失去，而是被挤压成又薄又小的纸片，埋藏在心底，那里有繁花点点，流水潺潺，那里有安静，安然和安全。我们会翘首而望，原来生命予我们，只是戴着面具的一场戏。
岁月流水
岁月如流，转眼而逝。当雪絮点亮幽暗的山谷，当松鼠收起调皮的脚步，当清明的鸟啼唤醒熟睡的张爱玲，看着她俯身小心翼翼地盖好赖雅的被子，谁还能说这个女人绝情冷漠呢？在她的身上，只能读到最清晰，最完美的爱情。他们说爱情是一场修行，听着都叫人心动，然而，在漫长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又有几人能修行圆满，得到正果呢？
爱情的修行里，没有高山流水那般的顺畅雅致，没有雾扫青竹的流离舒畅，它就像一首平仄的七言绝句，意境优美，起落有致。每个人都沿着心中的期待，前行无悔，在这场修行里，没有彷徨，无法迟疑，因为光阴无情，在你犹豫的时候，它已悄然而过，将青春没收，连做梦的资格都不给你留下。
当赖雅再一次战胜中风回到文艺营时，张爱玲已经从心里接受了赖雅的病状。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在意自己作品发表的情况，不是为了事业，而仅仅是为了那急需的稿费。
渐渐康复的赖雅陪着张爱玲出了趟远门，去看望波士顿的表兄，也陪张爱玲去了波士顿最大的百货公司购物。那是张爱玲喜欢去的地方。看到张爱玲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华丽的商品，赖雅有些伤感。这是女人的通病，却益发呈现了男人的无能，他没法买给她。
张爱玲却微笑着说：“欣赏的快乐是多过拥有的，我喜欢看橱窗，就是因为那是可以不花钱的享受。”她给他描述从前在上海看过的一些过目不忘的美景与饰物，还有一匹美丽的日本布，说：“我特地去虹口看了几次，不买也是高兴的。”
张爱玲说的是事实，但也不能否认她是喜欢挥霍的，只是现在没了资本去挥霍。她只能给赖雅指点着，这个，那个，设计得多么巧妙，颜色用得多么地道。此时的张爱玲是欣赏多过想要拥有。
赖雅还陪她去了纽约，看炎樱，亦到张爱玲投稿的戴尔出版公司商谈小说的出版事宜。出版的情况不令人高兴，出版公司对出版一个中国女作家的小说没有信心，还要再研究研究。
不知道是谁说过，女人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买东西，张爱玲或许亦是被失望打击了，立刻去了纽约最大的商场，为赖雅选了一双上好的约翰·华德出品的皮鞋，也为自己买了一副做工精细的意大利产的皮手套。他们终于在婚后拥有了各自第一件奢侈品。
1957年4月，张爱玲和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时限再次到期，而且已经不能继续申请，赖雅向耶多文艺营提出的再次申请也遭到拒绝，幸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传来佳音，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将被改编为剧本，该公司付上了1350美元的改编费，还有90美元的翻译费。这笔钱看上去不多，但对急需钱用的张爱玲和赖雅来说，将意味着他们可以租房子，有了栖身之所，一个家。
家，一个好温暖的词语，像一把郁郁葱葱的雨伞，风儿望而却步，雨儿退避三舍；家，一个好真挚的词语，像一炉燃烧在寒冬的星火，驱赶冰冷，击退迷茫，轻轻柔柔地将你环抱，而家，在张爱玲眼中变得简单而干脆，就是一个栖身的场所。若可以，最好有个相知相守的人来陪伴，品一杯咖啡，谈一卷诗词，安静的守护午后一帘阳光，生活的美妙只在细节，张爱玲的快乐仅是简单二字。
张爱玲是一阵奇特的风，飘荡在风舞的红尘里，淡淡的墨香成了抒情的羽翼，浓浓的感叹成了醒世的悟语，雪打过枝林，风漫过冰洁的湖波，世界在安静中演绎了万马奔腾的喧哗。张爱玲冷眼观望，看着那里燃起了火，漫上了天，她静静退后一步，不想叫火焰烧毁自己艳丽的裙摆。她是冷漠的，因为她知道，人来到这个繁复尘世都是有定数的，谁该走哪条路，谁该痛苦，谁该快乐都是上帝恣意调配的戏码，你可以异议，却不能抗拒，带上面具，踏进风雪乱舞的舞台，看着墨绿的苔藓爬满脚背，爬满周身，成了拍拖不了的责任和义务，累吗？累了！但又能如何，只能在稍微安静的时候，看看心底残留的幻梦，追溯轻烟醉荷的雅致，那不失是一种美好。不管上帝是何等强大，都入驻不了这里，所以请你好好把握，多积攒些叫他恼怒的筹码。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多像大观园中的林妹妹，虽得上天的垂怜，得到了旷世的才情，却依旧摆脱不了凡俗的烟雾。她厌恶，嘲讽，故而远远躲开，却因身世凄凉，以自尊掩饰自卑，用孤傲化解娇怯，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叛逆思想的光芒，她便只能是她了。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
张爱玲和赖雅选中了离文艺营不远的彼得堡松树街25号，一个带家具的公寓，交通很便利，房租61美元。由于是旧房子，公寓里常有蚂蚁光顾，当赖雅兴冲冲地从集市上购物回来，就看见张爱玲全副武装的，拿着杀蚁剂，如临大敌地满屋子喷扫，赖雅便送了她一个绰号“杀蚁刺客”。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张爱玲他们身上，我们却看到了虽然贫穷，却精神饱满的夫妇，在幽静里享受时光的美好。
因为公寓实在是太破旧了，她买来油漆，将房子当成作品一样地来完成。把赖雅的房间漆成绿色，希望赖雅的健康能受绿色的鼓舞。把自己的房间漆成了蓝色，希望自己的心情像蓝天一样的平静，平静才能有成果。成果是张爱玲一生都没有放掉的，它所代表的不单单是精神上的享受，更是物质的保证。
林黛玉在大观园，顶着亲戚的头衔，过着如梦如幻的完美生活，她虽苦楚，却不曾缺医少药，而张爱玲一生颠簸，闻到牛奶的焦香都会饿。而如今，身处异乡，租着别人的房子，用着跳蚤市场的家具，伴着病弱的老人，她所能求的只是一碗羹，一炉火，在寒冷的冬天亦能温暖。
就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两人开始了他们简单却又充实的生活。就像两个寄居蟹在仅可以避风的地方生存着，他们都是搞电影剧本的，对电影的欣赏简直就是职业性的欣赏。于是，看电影便成了他们晚上的主要活动，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电影。
在这期间，张爱玲的写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出版也是如此。以前出版张爱玲的《秧歌》的出版公司不准备出版她在文艺营改写的小说《粉泪》，但仍旧断断续续地付给她微薄的版税，也仅是300美元而已。
生活似乎被一屏幕的黑色遮掩起来，月亮和阳光沉淀在山谷深处，在这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生活里，张爱玲终于病了，将近一个多月无法写作。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子上若隐若现的窗花，她的心一点点融入在黑暗里，辗转着，徘徊着，慢慢被现实吞噬着，等她病好后，她便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为香港写电影剧本上，这些电影剧本多是描写市民搞笑内容的本子，但为了糊口，张爱玲仍旧接受了香港好友宋淇联系的剧本任务，因为写剧本的报酬还是很优厚的。
赖雅的背这时经常疼，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警告，是他的中风老毛病的前兆，他只是以为伏案太多的缘故，加之爱玲又会些穴位的按摩，在他疼得厉害时，也能按摩几下以缓和疼度。赖雅十分感动，他觉得他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和张爱玲生活在一起，简直是上帝给他的最大奖赏。
张爱玲现在每写完一章都要计算一下劳动所得价值几何。她看上去是这样的矛盾，她不在乎赖雅的贫穷，也不在乎赖雅治病所需的医疗费用，但她却明明白白地在计较着自己的稿酬收入，算计着她的用度是否超支。这些经济的计算是这样明显地左右着她的情绪，进项丰厚些，她的快乐就多一些；进项少一些，她的情绪就低沉下来。
赖雅在张爱玲的影响下，也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他要继续写他的剧本《克利丝汀》，还要帮助马克·休勒写《辛克莱·刘易斯》。而张爱玲也在繁忙的写作当中，改写两个剧本，每个可以拿到1500美元的稿费，她还通过宋淇夫妇的帮助，为美国香港新闻处做翻译。
生活如流水，匆匆划过，带过冬的安静，携走春的轻盈，迎来夏的璀璨，步入秋的沉寂，轻轻点点，静静悄悄，虽然贫苦，却也安然。或许这就是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昂首看过日落西沉，耳畔扫过落叶的轻灵，在凡尘俗世中有着欣赏一切的雅致，而少了妄自残杀的惨烈，那不是很好吗？生命不过短短数十载，何必苦苦算计，用尽心机。如果薛宝钗当初知道结果竟会那般不堪，她也会更多地去寻找快乐，去享受生命了吧？
张爱玲一生钟爱红楼梦，早已参透其中的微妙。她就是一个飘渺的灵魂，有了赖雅的依赖，她过得很快乐，是一种生存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