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8岁的我早早嫁给一个在本村教学的外岛教师。离开了那个叫人留连而又厌恶的老家，到外岛去谋生。我丈夫比我大一旬，政治生命同样有“残疾”。不过他吃苦的精神，工作的热情和勤奋、自强、自尊的志气，叫人心服。他对我的同情与爱护，让我感到靠山力量，家庭的温馨。这也是“鱼轧鱼、虾轧虾”吧，我也认命了。
时来运转。就在我新生活起步不久的1978年，我刚满30岁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们共同沐浴着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辉，丈夫头上那顶紧箍了20年的****帽子和我甩也甩不掉的船主子女的桎梏，被统统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想想那时刻，什么“春风”、“甘露”、“阳光”的比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只有感恩，感谢党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大无畏的气魄，感谢******光辉的思想理论，让我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走进了新时代。
从这以后，一些好心人纷纷相劝，应当向政府提出烈士父亲的问题。可刚刚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极“左”的余毒尚未从人们的骨血清除，在调查、取证、上访的过程中，民政部门连烈士的姓名都没有。知情的人，有一知半解的，有装痴卖傻的，有绕道躲闪的，更有妒忌观嘲的。一个“怕”字，把历史真实的天平给倾斜了。烈士父亲的英名，“官不正”、“民不顺”。
天无绝人之路。奶奶虽已去世多年，其男方尚有儿孙。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她有个孙子在吉林省白城市税务三所。于是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函，向着心中渴望的“吉临（吉林）”发去。果然，事隔一周，一封快件挂号信寄来了。信封被颤抖的手打开了，一个被尘封了47年的烈士证分成了4爿。信中说，在困难的年月，因为有这特别的“购物证”，曾得到物资供应的优惠。但它必竟回到烈士亲生的女儿手中，才有其真正的价值。烈士证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终于与亲人团聚了。
在“渡海参战船工家属证（病）”上，“顾本财同志系山东省长山特区钦道（岛）北村人，于五O年六月参加解放舟山战役渡海支前工作中，为人民光荣殉国，其家属除享受人民尊敬外，得按华东军区颁布之支前民工牺牲褒恤条例，领受抚恤，并得受烈士家属待遇。此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长的名字依次是：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锺期光、张凯。
烈士证书，字字铿锵有声，鲜红军印，犹如燃烧的火焰，它让我们挺直了腰，壮足了胆。想想当时的心情，好像在法庭上获得了胜诉，如同怨屈的陈案得到澄清。公正，在弱势人手中，显得那么力量无穷。从今，顾本财烈士得到民政局的认可，一个白理石的碑志在父亲墓前竖起。碑志，把过去、今天和未来连成一段历史。
“烈士父亲”，你虽然迟到了，但你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历史如何把我们带到今天，由女儿向你告慰。县委、县政府针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遗留，破格地给予了特殊的政策。从此，丈夫有了用武之地，为海岛的教育、史志和文化作出奉献，建树了成就，获得了荣誉；我也能幸福地度晚年，享受到老有所养的恩惠。在这里，我只想告慰父亲，在那特殊的年月里，在那人生择路的三岔路口上，你跟随共产党走的路子选对了，你不计前仇，不急近利，毅然决然地两次支前上前线，你用25岁的青春换来了人生价值，你把国放在前，把家丢在后，把生死都置于身外，这些美德善举，将与日月长存，万古流芳！而今，你的尸骨已被移进长岛烈士陵园。清明节，我携儿、女、孙去看望过你，你知道吗？
我那“迟到的烈士”父亲，安息吧！
一位台湾老兵的回首
1996年7月，我与县委台办主任王明勤来到原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叶永有老人家中探望。叶老原籍是砣矶岛北村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今，他回归大陆定居，住在长岛县城女儿家。看他的精神面貌、生活条件、身体现状和乐观的侃谈，知道他在幸福中安度晚年。
近半个世纪，这位72岁老兵的军旅生涯，随着海峡********解冻，也在戏剧性地演化着。而今，他告老还乡，为香港的回归感到欣慰，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充满希望。但他不爱去回嚼那些“陈芝麻乱谷子”。在我们再三地要求下，叶老还是叹着粗气作了简短的回顾。
“我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被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征集入伍的。那年冬天，保丁把我叫到井口村的老爷庙里，我看看被传唤的一帮青年，5个村都有，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大庙的周围，都有卫兵看守，不让回家吃饭。到第二天，我们一伙被押到长岛叶家村（今山前村）。
第二年春天，我被编在国民党海军陆战团二团一营五连当兵。团长叫何相臣，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小舅子。连队的兵源除了班排长外，都是咱岛中的青年。那时，在叶家村天天搞训练，对时局形势一点不知道。只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在南邦（蓬莱一带）备战，要攻打长山岛。白天训练很紧张，到了晚上，三日两头集合，队伍拉到鹊嘴码头，登上一条大运输舰。后来才知道，那是‘中美联合’舰名中的‘中基’号。大约在舰上活动个把小时，又拉回驻地。从此，背包、衣裤都随时准备好，就连鞋子也得摆顺，以备应急。
这天，我们又被集合到登陆舰的甲板上，清点完毕，见“中基”舰的前大门关了。我明白了，这是要走了。当时来探亲的家属们站在岸上，挥手和我们泪别，久久不肯离去。就在这揪心的时刻，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响了。从此，我们离开了家乡，要到哪去，去干什么，老天也不知道。那年，我24岁。
船到了青岛，开始不让下船，住几天后，随连队一起到戏园子看电影。这时候，当官的对我们看管仍然很严。班长和副班长坐在排椅的两头，把新兵夹在中间。记得当时有人借大小便的机会跑了好几个。班长见时间长了人不回来，没等电影演完就把队伍拉回营地，晚上加岗加哨。担任警卫的是葫芦岛人，他们是警卫连传令班的，都是连长的心腹。平时告假外出，很难批准。没法只好几个人一起外出，得定时回来。连里怕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组织我们做游戏，搞娱乐活动。
在青岛大约住了十几天，船开到上海。我借下地的机会打听往外走的路，我当时身上还有几个大头洋和金戒指什么的。那时，弃队逃跑的心仍然没死。在大上海，人生地不熟，问也不敢问，上海话又听不懂，往哪跑。万一逃不出去，抓回来就没命了。我的心情大慨叫班长看破了，叫刘洪令和我走坐跟着班长，行影不离。有一次，班长上岸理发，我借买烟的理由与刘洪令侦察了一大顿，也没找到逃走的去路。那时，胆惊受怕，问多了，怕人怀疑，问少了，又不明白。再说上海话根本听不懂，咱穿着军装，街上岗哨又严，真是插翅难飞。无奈，又回到理发店。
在上海的20多天里，舰上又来了不少家属，都是当官儿和传令兵的。有一次，舰离上海港，推进器被麻绳缠了摆。舰长刘光凯在广播里张罗，问谁会潜水割摆。当时钦岛、隍城籍的有三四个人下了水，事后每人赏给5个大头洋。这时，舰靠到了舟山的定海。几天后，舰又回到上海，装了一些机器、刨床之类物资，在甲板上封了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周，我们被运送到了台湾。
船在海上航行了几天也不知道，哪天是几号也不知道，只知道到了台湾，那天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五一’。
陆战团到了台湾驻在左营军港，那是日本人建的老式营房。台湾那地方四季常绿，阴历五月花都开了。天气特别热，初来乍到很不适应。水龙头的水都是热的，加上水土不服，营养不良，不少人都患了传染病。
我们的任务是整天打扫环境卫生、搞训练，排长给上军事课。这时节，何相臣仍在长岛固守，直到8月才撤回来。记得他兵败而归，气势汹汹地向他海军司令桂永清姐夫发脾气。向他要水雷、要铁丝网，要补充兵力，重整陆战团，打回长山岛，报一箭之仇。记得他在台上讲话时，大骂八路军，说我的弟兄都是好样的，最听他的话。八路的帆船所以能进岛，主要是海上没有障碍物，正在他讲话时，海边的军火仓库爆炸了，当时还怀疑是共产党地下人员干的。
何相臣这个人，很傲。因为他鲁莽，曾被******批令枪毙过。这次在舟山群岛又违军纪，把几个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装麻袋抛到海里。后被告到******那里，蒋听后很纳闷，说不是枪毙过一个磕巴了吗（何说话口吃），怎么又出来一个？原来，是何相臣的姐姐走了宋美龄的门子，说她只有这么一个弟兄，何家无后，这才瞒着老蒋保了他一条命。桂永清也贪污过，后来病死了，他老婆到美国嫁了人。何相臣退休后把儿子也送到了美国。
我们在左营时，住海军的旧房子。那时，陆战团在国民党的眼里是后娘养的，走到哪都比人矮一头，不像海军那样，耀武扬威。由于水土不服，当时不少弟兄的手脚、眼夹子都溃烂了，医疗条件又差，还得冒着高温在大贝湖一带盖营房。我们每人一把镰，跟车到深山里砍竹子，割茅草。营房是三角式的，叫克难营房。当时没有工兵，全靠自己动手。在台湾，风多、雨多、蚊蝇多，我们都穿着短衣、短裤。自己种菜、养猪，用于补助军需。海军陆战团共两个营，一营是以长山八岛的青年为基础的。后，改为陆战队第五大队。逐扩大到第五、六、八大队。
那时，******常到部队视察。一来，就是几十辆小轿车，谁也不知他坐在哪个车里。为了应付检查，把别的连队鸡鸭赶到一起，把别的连队士兵弄来顶数。后来，上司知道了这些假象，发身份证，标有符号，都是定人、定员，并有照片。原来，每个连都是120人，实为70-80人，都是补充定额，对我们管理很严。大约是民国四十年（1951年），我们调防到高雄县小港，住上了正式营房。我们也经常出去拉练，搞对抗演习，一直搞了半年的两栖演习，按着班、排、营、团的序列，进行跳伞、登船、攻占山头演练。
我们在高雄挖工事，伙食很不好，早晨馒头，糖水稀饭，中午吃不饱，每人每天27两草米。此间，除了少数人参与攻打东山岛外，我们都没有参加。记得那次战斗，国民党一个空军大队全被消灭。据说是走漏了风声，说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是大陆派来的。在广播中，一个电视剧、一首歌曲、一封信就是一个情报。从那时起，他们对内部控制很严，每天晚上都有宣传车到营区，大喇叭震耳响，说‘匪某自首，既往不咎’不管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长山岛来的，都要写自白书，几天一次。
在抗美援朝的年月里，台湾准备支援韩战，麦克阿瑟和******是好朋友，当时准备从鸭绿江反攻大陆。备战了一个阶段，我们到大街上游行，战车在基隆大街上浩浩荡荡，以显示威风。当时的口号是：‘八百万军民炼成钢’，‘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时称美国是老大哥。‘反攻大陆，杀猪扒毛’（污辱领导人）。**********期间，在台湾放映反映大陆的片子，是美国人拍的，卖给台湾。特别是吃大锅饭，土法炼钢和砸钢卖铁，印象很深。
******在世时，为鼓励老兵反共救国，曾许诺发给反共抗战救国战士‘授田证’。一旦反攻成功，则可得到良田30亩，从将军到士兵都有，后来，退休、病故的也有。到了******时代，不少老兵纷纷提出兑现老总统在世时的许诺，他们纠合在一起，到立法院大门去闹，要求答复条件。直逼得立法院研究到翌日凌晨两点，终于给予答复。那时，台湾有山东同乡会、退伍军人协会，他们组织上访，与行政院据理力争。原定凡有授田证者，兑现50万台币，但经测算，数额太大，国力不资，最后定为20万台币。老兵虽不满意，但也认了。从1986年始，老兵可持证到辅导委员会登记领取。凡校级以下的，均按每人20万台币发给，时叫‘变田为钱’。
虽说兑现了老总统的诺言，仍有不少退役老兵没有享受到这最终的俸禄，只好自谋职业。他们有的流浪街头，有的把在部队荣获的勋章都卖了。******知道此事以后，建立了‘荣民之家’，把老兵收容回去，由国家管理，以解没有退休金、没有生活保障之危难。凡有家眷的，可以不进‘荣民之院’，但发给生活费，不允许流浪街头。三军荣民总院设在台北，1993年，高雄建立第二、三军‘荣民医院’，只给军人看病。为了加强管理，把长山八岛的移民划在左营区埤北里义民巷，允许军民同乡互相走动。
在台湾，思乡是最揪心的事。我离家时是24岁，18岁结婚，有一女两男。夫妻在一起生活了6年。特别是逢年过节，我不乐意上大街，看见别人在放鞭炮、烧香祭祖的，不免心酸，触景生情。我第一年退伍下来，住在表姐家（井口叫宋子合）。心里难受时，到高雄体育馆去消磨时间，直到天晌才回来。我曾一度想去打鱼，一便寻找个机会逃回大陆，后来都没如愿。我是从新兵训练中心退役的，时任参谋副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