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炼钢铁的土高炉小高炉在全国每一个角落里冒起了黑烟，紧接着是取消家庭单位，全民吃食堂。家家的锅都被砸掉送进土高炉炼成了废渣，连各家的门环、家具上的活叶也拆下来送进土高炉了。不久又来了“深翻”，把耕地翻下1米多深，把熟土压在下面，指望翻到浮上的生土长出亩产一二十万斤的庄稼，放高产卫星。紧接下来是全民挨饿，妻离子散。这年的冬天，我们家5口人分到了5处：父亲在潍坊农场学习改造，母亲去石沟河村给参加“卫星营”深翻地的妇女看孩子，我在曲阜上学，妹妹在本村给翻地炼铁的妇女照望小孩，弟弟不知到哪个“卫星营”深翻土地去了。
这一年暑假后我到曲师上学去了。“****”儿子捞着上大学，不易，原本想珍惜这机会好好读点书，可一到那里这才发现，大学生也和农民一样，也是炼铁、深翻，没有多少读书时间。但大学生毕竟不是农民，到寒假，大概是怕学生回到家不成家的家里过年，产生“****”思想，所以学校根据不知哪里下来的指示，动员学生寒假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是不少同学还是找借口回了家。在腊月二十几听过不许回家的报告后，我想的办法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家里人赶快打一封电报，找个结结实实的理由叫我回家。信发出去后，急切盼着来电报，可是就不见来。直到腊月二十九晚上，才收到妹妹打来的电报，电文是“爷爷病重，速归”。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信在邮路上走得不顺利，过了好几天家里才收到。一看信，妹妹马上去打了电报。正巧后邻的三爷爷傍年根死了，这就成了电报的内容。我立即拿着电报去找辅导员请假，三十上午才找到辅导员，给他电报看，他问：
“你这个爷爷是亲的吗？”他对电报一类把戏是经多见广的。
我一向不会撒谎，一到非撒不行的时候，就脸变色，语发涩，谎还没等撒出来，就告诉人家“我要撒谎了”。我红着脸嗫嚅半天，到底说是“叔伯的”。其实连“叔伯的”也不是。我的几个叔伯爷爷早已不在人世，我的亲爷爷死得更早，我知道电报上说的这个爷爷是我家后邻那个“叔伯”了好几“叔伯”的那个岁数很大的王洪大三爷爷。
辅导员说：“既然不是亲的，就没有必要回家！”接着给我讲了一些“要听组织的话”的道理。一向习惯“听组织话”的我有些动摇了，及至辅导员说到“若走，必然在火车上过年”时，我一想，那一定不是滋味，就说：“不走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过年，不是滋味，心里老挂着家，想象着家乡贴对联、贴年画、上坟、拜年、吃年夜饺子这些年味习俗，再加上挂心着这个情况特殊的年家里人不知怎样过法，结果，使这个“革命化的春节”革去了年给带来的欢乐。兴味萧然地到了年初七八，这一天，我突然同时收到了3封信：一封是妹妹从家里写来的，一封是父亲在家过了年回到农场写的，两封信上都说家中一切都好，不要挂念，妹妹的信上还有她二哥在家很好这样的话。第三封是五舅从坊子写来的，说明庆弟年初二去了包头。我一看就明白，是五舅说了实情，我的眼泪立时就流了下来，像被雷击了一样，呆在那儿。稍一定神，第一想到的事，就是包头那地方的气温问题。我当即跑到了图书阅览室，找到了《内蒙古日报》。当时的报纸每天在“报耳”位置都有天气实况和预报，我从那报上看到了内蒙的最低温度，又找到山东省的《大众日报》，两相对比，见内蒙比山东气温低十二三度。那年很冷，山东一般是零下十三四度，内蒙零下二十五六度。我知道弟弟的衣服连我的也不如，如何能抗得了这样的高寒？我决定把我外出上学时父母特为给我买的绒衣绒裤寄给他。都已打包了，可是我没有他的地址，没法寄出。
明庆弟去包头的经历，在以后我回家听母亲和妹妹述说以后，特别是一年后弟弟回来亲述之后，我才知道了。那是在苦难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苦难经历。
我的家乡早就有闯关东、出口外的传统，每当苦难袭来，就有许多人家拖儿带女，离开乡井，投向那苦寒的大东北或大西北。我的祖父兄弟5人，就有两人下了口外，至今音信全无。上世纪50年代，下关东、口外曾有两个高潮：一是50年代初，一些地、富成分的人家在土改运动中偷跑到那些遥远的地方，一去不返乡。另一高潮是50年代末。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庄稼长得不错的一年，但那时自上而下的人们头脑都烧到了摄氏40多度，以为已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没有必要花力气收地里的庄稼了，还是让钢铁元帅升帐要紧，好多成熟的庄稼都烂在地里了。另一方面，当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又靡费了本来不多的存粮。结果，还没到年底，公共食堂的粥就越来越稀，分发的窝窝头就越来越小了。但是，饥肠辘辘的社员却还要深翻土地，干重力气活，一旦完不成分的地段，就要“拔白旗”，挨批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实在挺不住的人，就想跑到能吃顿饱饭的地方去。那时，西北正在建设包钢，需要大量的人力，听说到那里能吃饱饭，这在饥饿的人们心中是比什么都大的诱惑力。
我明庆弟去包头，想去吃顿饱饭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他人长得单薄瘦弱，干不动重体力活，而他的脾气又很倔强，吃不下别人过分的斥责，更容不下对他的污辱，动不动就和人家打起来（此时已不像父亲刚打成“****”时那样能忍气吞声了），又打不过人家，尽吃亏。而他是“****子弟”，欺负他是“立场坚定”的表现，所以他差不多天天脸上挂着泪痕回家。他自己和父母都知道，再这样下去，就没有活路了，于是动了去包头的念头。实际上，这是去逃命。
弟弟大过年的独自离家投向茫茫大西北的情景，相当苍凉！
1958年深冬，虽说是要“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可在冰冻三尺、土硬如铁的年前那几天，还是停工了。还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明庆弟就与中街西头的王恩暗中商议好，要趁过年时偷偷去包头。停工后，又极秘密地商量好了如何走，就分头准备了。说准备，也没多少可准备的，行李是不敢带的，最主要的是准备好一个小学毕业证。听从包头传回的信说，那里有培训工人的学校，但必须有小学毕业证书才行。中街的王恩小学毕业，有文凭，而明庆只上了四年学，哪有那物？正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妹妹想到了家中可能还保存着我的文凭，于是翻箱倒柜，几个人一起找，仿佛要找到的是一张走向光明的通行证，找六七年前那张纸，竟然成了为弟弟的远行做准备的全部内容。但这准备是徒劳的。文凭没有找到，没有文凭也要走，去包头的人有几个有文凭的？
好歹过了那个年。在年五更敬神的时候，一家人自然多了一项祷告的内容，那就是请天地众神冥冥中保佑明庆远行顺利。尤其是母亲，以她深深的哀痛诉说给神灵，十二分虔诚地求神庇佑儿子远行万里，平安无虞，尽管母亲并不信神。
年初一弟弟照例出去拜年，来我家拜年的也络绎不绝，他们看不出我家人压在心底的伤痛，无人想到这家人正面临着亲人离别的悲痛。
第二天，大年初二天还不亮，明庆弟就带着一点吃的，怀里揣着几块钱，暗暗来到约定的地点，见了王恩。两人就借着浓重的夜色偷偷地离开村庄，一路小跑，直奔坊子火车站去了。直到跑出好几里外已到外村地界，确信无人追赶了，这才放缓脚步喘口气。怕被人碰见，两家人都没有出来送行，把这两个还是孩子的人完全托付给命运了。虽然这一去吉凶难卜，可毕竟能脱离留在家里有可能被饿死、累死、逼死的险境了。
天还不大明他们就到了坊子，到离火车站不太远的五舅家落了落脚，接受了他的一些指点和给的一点钱，就到火车站去。按照在家里盘算好的办法，他们在坊子火车站花很少的钱买了两张短途票上了车，车上闹哄哄的，多是外出的农民。不知是过年查票松，还是对这些去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人格外照顾，他们竟然很顺利地到达了包头。
到了包头，只见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尘土中是干活的和找活干的人。初到的人，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碰乱撞。弟弟和王恩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招生的地方。王恩有文凭，被录取了，明庆没有，怎么说人家也不要，只得和伙伴分手了。分手后，明庆一个人在陌生的包头街上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饿了，啃几口从家里带去的干粮，到了晚上，就到车站候车室找个尽量靠火炉子近的地方蜷缩着过夜。一连两三天，干粮吃净了，钱也快花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找到活，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候车室里烟雾腾腾，或躺或坐，挤了满满一屋和明庆命运相同的人，这些人被称作“盲流”。确实是“盲”，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保障，又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的确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一种极大的“盲目”。明庆弟躺在人空里，心里开始后悔，一种无名的恐惧袭上心头，难道就这样死在这他乡异地？早知道是死，何如死在家里？正在他绝望地打量着目前的险境时，突然听到躺在身边的人在打算着要到“乌大”去，说那地方正在建露天煤矿，用人多，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吃饭的地方。可乌大在哪里？不用管在哪里，明天跟他们走就是了。明庆弟绝望中看到了一条生路。
天还不明，明庆就跟着那几个人偷偷地爬上了西去的一列拉煤的火车，把身子蜷到最小，黑黑的，像放在满是煤末子的角落里的一条装着东西的麻袋。车咣当咣当地开动了，尽管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觉得自己正走上了一条活命之路，饥饿就能忍受得住了。
明庆弟蜷曲在那个敞口车厢的角落里，昏昏地睡过去了。一阵剧痛把他疼醒。原来是车停在了一个小站上，查车的发现了他们，一脚把他踢醒，他们被赶下了车。他们在小站上转悠到天黑，又爬上了一辆货车。就这样，在被赶下去几次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乌大”，不知是什么地方。据明庆说，他们爬车走了几百里路才到那里，看来是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矿区，大概离贺兰山不远了。他们到了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用大筐从坑里往上抬土的活，只管吃、住，没有工钱。住，住地窝子，到睡觉时，人像老鼠一样钻到地下，虽不是人住的地方，却暖和，还算不错；吃的，却没法提了。说是“吃的”，不如说“喝的”准确，一天就管两顿粥。并不算稠的两碗粥下肚，当时就没有饱的感觉，抬一阵大筐，出一身汗，肚里又空空的了。空着肚子抬大筐上陡坡，实在叫人受不了，几天下来，明庆弟就觉得到这里也没有找到活路，要想活命，得赶快离开这鬼地方。
在一天清早，明庆从地窝子里钻出来，就离开了这里。好在不用收拾行李，因为没行李可带；不用办什么离开的手续，原本来这里就没有什么手续；也不用结算什么，因为除那两餐稀粥，再无任何劳动报酬。走是容易的，可走向哪里去，却成了问题。明庆曾给我讲他到少数民族牧民家中受到的热情招待，我分析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明庆弟离开矿区，漫无目的地走着，饿得实在不行了，只好走进牧民家中。兄弟民族有种淳厚的风俗：凡是进了家门（蒙古包门）的都是尊贵的客人，都要受到好好招待。明庆脸皮薄，真不好意思当贵客，只求一点残汤剩饭填一下饥肠就行了，所以对主人捧上来的酥油之类极力推辞。没想到这却惹恼了主人，以为是瞧不起他们。明庆弟只好以自己的空腹来盛主人的盛情了。就这样，在牧区游荡了几天，多日的劳累和身体的虚弱，居然得到了一些补偿。这看起来是在受牧民兄弟的款待，实际上是在沿路乞讨，自己竟然成了一个讨饭的乞丐了！
明庆弟在牧民家里，分明觉出他们的日子也是十分艰难的，用来招待自己的东西是从他们口中省出来的，实在不忍心再吃他们的东西。再说，离家万里跑到这里，是为了在这里当要饭的吗？得赶快想下一步的路！可是，路在哪里？从这里沿铁路线再远去吗？那将把自己迷失在更加遥远的地方，只有再回包头去。那里毕竟是“熟”地方，山东老乡也多，说不定会找到活路。
主意打定了，回包头的办法是现成的。明庆没干过铁道游击队，却逼会了爬火车，只不过不能飞车上车，得在小站上爬停在那里的车，预先在车上藏好，到时候车会把你拉走。关键是别上错了车，若上了西去的车，就把他拉到新疆去了。
明庆弟很腼腆，不好意思与生人搭话，是境遇改变了他的性格，到包头后，见人就搭腔，问哪里有干活吃饭的地方。方言口音是一个人十分真实的“名片”，明庆能从口音判定谁是山东人，一见是山东人，就觉得特别亲；人家也会把说一口潍坊话的明庆引为亲人，可惜碰到的老乡都是和明庆境遇相同的人。真是俗话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了，在问过好多人之后，终于碰到了一个能帮自己的山东老乡。那人姓丌，是益都人，益都今名青州，和潍坊是一个地区，在那么远的地方，一个地区的人就是很近的老乡了。那姓丌的老乡见明庆是个老实本分人，就带他去了一个安顿下来能吃饱饭的地方。这丌师傅不知今在何处，他实实在在是明庆弟、是我们全家的一位大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