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九年（1997年）六月十二日，妻子住院，接受了手术。她被诊断为原发性大肠恶性肿瘤，已经无力回天。我把医生那些宣告余生的内容隐瞒起来，只跟妻子说了个大概。
七月二日她暂且出了院，之后则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对我来说，除了努力排解妻子精神上的痛苦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写个短小的故事给她看如何？我有了这个主意。
妻子一直很爱看书，我的作品她也大都看过。或许这样能让她转换心情，并且我还听说，每天都保持愉快的心情和灿烂的笑容，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力。我想有必要试一试，与妻子商量了一下，她也愿意读我写的故事。
既然要写，就不能写只有我和妻子才能明白的故事，而得往能够发表并获得好评的方向努力，在这点上我与妻子达成了共识。
如此一来，我是这么觉得，它既成了我的一项工作，对妻子来说，那种“自己的病妨碍了我的工作”的心情也能减轻几分。
就这样，病中的妻子成了这些故事的第一位读者。我对自己的写作约法三章：第一，短篇故事写着写着很可能会偷工减料，但我不想那样。因此，每篇必须写满三张四百字的稿纸（我是手写派），就算写得再长点也无妨，不过一天必须得完成一篇，所以也不可能写得太长。第二，不能写成随笔，必须是个故事。第三，不能写那些刺激病人神经、关于疾病和人的生死、探讨严肃问题、居高临下地说教，或是炫耀学识的故事。另外，本来就不拿手的恋爱故事和官场小说我也敬谢不敏了。
同时，我想把它们写成——让人看了能“哈哈”或是“呵呵”一笑，并且不论多荒唐无稽也定然能与日常生活有某种联系的故事。
要想把上述的全都做到，可得费点脑筋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到家。
第一个故事写于1997年7月16日。标题上的数字是作品的编号，而每篇故事末尾的数字表示的是平成的纪年。
关于事情的前因后果，新潮新书出版的《献给妻子的1778个故事》中写得略微详细一点。
围棋
为了参加日本笔会（作者所在的一个文学组织）的理事会议，我得当天往返于大阪和东京。
和往常一样，我坐的是新干线。
归途，我想看看路上顺手买的书，便拿出了一本与围棋有关的书。要是能势如破竹地解开棋局当然很爽快，可若是碰上难题，便会让人犯困了。
反正原本就睡眠不足，我想这样也好，困了便睡上一会。
一题一题往下挑战，书上的字越来越看不清了，日头西沉，窗外渐渐变暗。我有老花眼，只靠车内的顶灯着实看不清楚。
想起头上还有阅读灯，我便打开了开关，书页浮上了一层暖黄色。
不仅如此，原本印刷出来的○和也变得忽闪忽闪的。
我用手指揉了揉眼皮，睁开眼睛……果真是○和在时隐时现。
我盯着那些○和，它们交替出现、增加，一起消失又再次出现，莫非，它们演示的是正确的走法？
看来，还真是这回事。
不过这种状态下要确认它的正确性还真有点困难。
我暂时关掉阅读灯，书页便恢复了正常，随后我用记事本附带的放大镜仔细看起来。刚才○出现的布局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
果然，是正确的，跟答案完全一致。
这可不得了。
我又打开阅读灯，看向下一个问题。
答案出现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阅读灯有什么魔力吗？
肯定有。
说来，只有我头顶的这盏阅读灯才有魔力吗？车内所有的阅读灯是不是都这么神奇？整个新干线的阅读灯是不是都这样呢？
不过……假如只有我头上这盏阅读灯是如此的话，要是把它带回家（当然是在交涉过的前提下），还会有魔力吗？
然而，就算它能在解答围棋的问题时使用，也基本没什么意义。因为这样根本就不能真正提高我的围棋水平。
硬要说能用，也就是在对弈的时候，或许能指示出下一步棋……
可是，要怎么安装这盏灯又成了个问题。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打瞌睡时围棋问题集已经从手头滑落在地。
然而，阅读灯仍亮在那里。
（平成九年七月十六日）
（第一篇）会写到围棋，也算是顺水推舟。
很早之前，在妻子还没生病的时候，她就去围棋学校学棋。我的一句“听说下棋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似乎成了契机。玩这种游戏会因为人上了年纪而进步迟缓，以至于跟我这种只在学生时代偶尔为之的“三脚猫”对弈时，我还不得不让她好多个子。然而，几堂课下来，她的水平迅速提升，搞得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去报个函授班了。
后来我听了妻子的话，也去那所学校学习。写本书的那段时间，我们养成了只要一有时间就下两盘棋的习惯。因此，我就这么把十分家常的围棋故事搬了上来，而作为一个写故事的灵感，我也必须承认它的确是再平凡不过了。
收录于《日课·每天三页以上》（私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