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知子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个夜晚，母亲与我一起看电视、喝茶的时候，从二楼书房传来父亲下楼的声响。不久，饭厅的门嘎啦一声打开了。
“写完了？”母亲问道。父亲则沉默着把写好的稿子塞到她手里。
拿到稿子的母亲会放下手中的事，或是先告一段落，开始看起稿子来。此间，父亲一直默默地站在她旁边，观察着母亲看稿子时的表情和动作。
过了会儿，母亲会抬起头，说一句：“还不错啊。”
在母亲患病之前，父亲写出稿子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情景。有时，他会一言不发地递出稿子，有时也会加上一句“不知写得如何啊……”看完后，母亲或是说“这故事太奇怪了吧”，或是仅仅点头。
偶尔，父亲也会跟我说“你读读看”来征求我的意见，不过那是有选择性的。让母亲过目这个行为则是完成稿子后必不可少的程序。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母亲好像会对父亲所写的内容甚至故事都做了详细的审查吧，事实上不是如此。她只是会指出错字或漏字，重复内容或出错的名称，另外，“这个问题上女人不会这么想”之类，“这样的主人公不会这么花钱吧”之类，从“对照常识此处该如何”这个观点出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受到提示的父亲，有时会恍然大悟立刻返工重写，有时也会反驳道：“不，我这么写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母亲不单有提醒，也会感叹道“真是这样呀”，表示同感，随后两人就这个话题聊上一阵。
全都OK之后，父亲会再次回到书房，用马克笔在商务信封上写好收件人的联系方式，将稿子塞进去。然后用厨房那只称食材的秤称个重量，从母亲买来的纪念邮票里选出相应邮资的邮票贴在信封上。
假如是深夜，父亲会去附近的邮筒把信投掉。回来以后他会喝个小酒，这已经是惯例。假如第二天我休息，我也会（事先声明，是碳酸饮料）陪他喝两杯。
聊天的内容从过去的外国电影、熟人的八卦消息，到政治经济或是海外话题，各式各样。聊到兴起时，父亲还会在便条纸上画一幅漫画。其中有一部分由母亲收藏起来，现在应该还放在娘家的某个地方吧。
有时空啤酒罐将近十个的时候，门外会传来有车停下并随即“咔嚓”一下的响声。这是附近的报纸专卖店投递早报的声音。此刻窗外已开始泛白，鸟儿也开始啼叫，我们之中会有人说一句，“得赶紧睡啦”。
超过截稿日的时候，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即便现在父亲都不用电子文档而坚持手写，过去家里连传真机也没有，甚至还曾求助于航空件。只要在傍晚前赶到梅田（大阪站）附近的运输公司，他们就能在当天夜里送到东京的出版社。
我很小的时候，总是很期待得到铁路旁的营业所里给出的那些“请勿倒置”“小心轻放”之类的贴纸。
稿子送出去之后，经常是去北区一带，或是看个电影或是吃个饭喝个酒。总的来说，父母在三四十岁的时候经常喝酒。认识很多熟悉的酒吧，不时还会带我去。
在这些店里，母亲总会在“WINE RIVER”这家小酒馆里唱《百万朵玫瑰》的卡拉OK，或是在“NEW SUNTORY 5”听爵士LIVE。现在再去那些店，经营者基本上都换了，还有些连店本身也不存在了。
父母之间有一个词叫“清空”。在写完稿子之后，父亲不把脑中清空就无法继续下一个工作，所以他就用出门散步或喝酒来转换心情。
如前面所说，既有一家子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就父亲一个人出门的情况也很多。那时他们之间仿佛心意相通，默契地确定当天怎么来“清空”。
双亲都很喜欢外出，并且，也不反感分头行动。最近我常跟人说，如今总算觉得父母像是一条心的夫妇了，而在母亲身体还好时，他们经常各走各的。
对于每月一两次因公出差去东京的旅行，父亲总是很期待，去各地采风或放松，他也习惯一个人。那时他常会寄来明信片。旅行基本上是两三天，很多次都是回家之后才收到。
母亲则是外出修习书道和围棋，也常去观剧。她入了剧团之友俱乐部，我到了一定年纪后，就带我一起去。她带我去看的泷泽修氏的《火人》，仲代达矢氏的《俄狄浦斯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在那儿认识了很多人，也会和这些伙伴一起去旅行。不过，她没有那种常见的、无时无刻必定要一起行动的女性朋友。似乎她并不擅长始终与谁一起行动。
现在想想，对父亲而言，在心仪的咖啡馆里独品咖啡、独自吸烟的时间算是一种“清空”，同样，对生活中的母亲来说或许也是必不可少的。
母亲生病以后，这样的日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听了医生的建议，父亲决定尽可能与母亲待在一起。控制不必要的外出，也不接受长时间受束缚的工作。
对于父亲决定每天写一个故事时那种心境上的变化，我知道得并不详细。我觉得，这是他尚未从心理打击中走出来，只希望能埋头于某件事才做出的决定吧。不过当时，父亲手头并没有需要忘却身边一切的连载大作，他也不是借酒或女人来逃避现实的人。
此外，就算想为母亲做点什么，他又不太会做菜，去附近买点特产回来也总有个限度。恐怕他会想，除了两人在家看看电视下下棋之外，自己究竟还能干点什么呢？虽然决定尽量增加二人在一起的时间，但他也期望能做点什么来排解这无可救药的闭塞感。
“我决定每天写一个短篇故事。”
接到父亲这通电话，是在母亲出院后大约两周，我回到东京的时候。说实话，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你想干什么呀老爸！现在可能会有人说，“你肯定被父亲的决心感动了吧”或是“多恩爱的双亲啊”，但对当时往返于东京大阪两地、为父母料理家务杂事的我来说，真是没法这样去想。
不过，父亲那种必须没事找事的焦虑，与母亲那种期望支持他的心情，我都感受到了，于是没有特别反对。
现在想来，母亲一直都在声援着父亲。虽然自己身患疾病，她也不希望阻碍到父亲的写作生活，不希望父亲因此与外界断了接触，也可以说，母亲的愿望与父亲的念头恰好不谋而合了。
最开始的时候，两人反复进行着调整，最后就跟以往的稿子一样，固定为“父亲写完母亲读”这个模式了。母亲的身体也一直持续着“小康”状态，他们会告诉我现在进行到第几个故事，那数字多有里程碑的意义啊，而我也会送花表示祝贺。
可是这平稳的日子并非一直那么平稳。时刻担心症状恶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感，使得些许的龃龉都会令父亲的情绪发生波动。因为总是想不出好点子，或为了每天能写出一个故事而没法顺利分配时间等，父亲常常会焦躁不安，而母亲也因此变得非常神经质。明明是想引母亲发笑而写的故事，这样一来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也常常为此对父亲发脾气。
不过即便如此，与母亲发病前相比，我家的氛围却也渐渐变得和谐而统一起来。换句话说，这就像我们常见的老夫老妻，他们之间少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险恶，而重新找回了当年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感觉。
夫妇各有不同，就我家的这对儿来看，母亲，是父亲的谋士，是父亲的秘书，是父亲的共同经营者，是父亲的战友。并且，她比任何人都期望父亲能把作家这个职业进行到底。
“我，可不会停止写作。”
父亲的《夕阳下的旋转木马》一书中，写到一个往来于平行世界之间，无论在哪个现实中都不放弃成为小说家的人物，他就是这么说的。
毕竟，自己能为患病妻子做的，就只有这个了，父亲笨拙地坚持着一个“写书人”的工作。而母亲并非作为“唯一的读者”，而是帮父亲对外推出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
如今母亲已作古八年。一时宛如游魂的父亲能恢复往日的劲头，继续伏案写作，毫无疑问正是得益于周围各方人士的亲切关怀，而那每天一个故事的岁月，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吗，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