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的加勒比海危机，把世界置于全球核战争的边缘……
7．5 航天日
季多夫在《宇航员》杂志第2期上提出，每年庆祝一次第一位宇航员飞行日。
他还准备了下列报告。
苏共**********：
1962年4月12日，是苏联人、共产党员尤里·加加林少校，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飞向宇宙空间满一周年的日子。
加加林少校的飞行是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是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开发宇宙空间的胜利。这一历史成就，是对世界科学技术宝库最有价值的贡献。
因此，4月12日，可以作为庆祝研究和开发宇宙空间的著名日期。
做到以下几点是合适的：
1．确定每年的4月12日为“航天日”。
2．苏联政府出面，建议联合国确定4月12日为国际航天日。
全世界人民对苏联宇航员的飞行壮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宇航员受到正式邀请，访问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26 个国家。我想，这一建议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而且，苏联宇航员的飞行，已经被国际航空联盟确认为国际纪录。
苏联宇航员季多夫少校
1962年3月26日
想法顺利得到上层的回应。1962年4 月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确定4月12日为航天日。
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大厦举行了庄严的会议，以庆祝第一次飞行周年。加加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但主席团成员中，没有一位总设计师，没有一位建造火箭和飞船的实际参与者。
那些使苏联成为先进宇航大国的人突然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的面孔呈现给世界，并得到应得的少许荣誉。政治家、党的领导者、元帅和将军们，很愿意故作姿态地和宇航员们一起，参加接见和各种国际会议，出版书籍和文章，甚至经常讨论一些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而真正的宇宙“将军”们却处于阴影中，不能叙述自己的事业，连向最亲近的人叙述也不行。
新闻检察员对待总设计师们十分严厉。他们发表的文章极其抽象，脱离实际，使人常常弄不明白作者与其所写的东西有何联系。所有“被保密”的专家都这样写其姓氏：“教授谢尔盖耶夫”（科罗廖夫），“教授波罗维奇”（格鲁什科），“教授伊万琴科”（劳申巴赫），“米哈伊洛夫”（梁赞斯基），“叶夫谢耶夫”（切尔窦克），等等。
最终陷入到了荒唐的境地。加加林飞行之后，出现了许多讲述革命前苏俄火箭制造历史的文章和书籍。自然，其中讲到了喷气推进研究小组。这一久远历史，好像并没有被保密。但是，没有一处提到科罗廖夫。更有甚者，涂改模糊的旧照片上，他还被修描了！这对于自尊心永远很强的设计师科罗廖夫，不仅是委屈，按现在的说法，简直就是侮辱。
但是，不仅仅因被置于阴影中而压抑了科罗廖夫，他是个聪明人，为了事业，他已准备好忍耐特殊环境。但是，越往后，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越利用航天工程，加倍地去达到实用主义的政治目的。本应按计划，把三乘员的“北方号”飞船修整至飞行样机水平，却将第一特种设计局的力量以总动员的方式，投入到了只追求创造新纪录上，而仍然使用虽经过检验，却很快即将老化的“东方号”工艺技术。苏联领导削减了用于新科研项目的经费，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选择：学术数据和工艺的完善不是必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再一次把美国“比下去”，美滋滋地伴着新的“航天英雄”，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批准以后的发射，只根据一个条件，就是它含有一点什么原则上新的东西，或震撼人的想象力，不再顾及设计师的意见了。也许这种战略在“冷战”条件下是对的，但对于航天事业却是有害的。
当要求第一特种设计局尽快发射三乘员机组的飞船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当时，“北方号”飞船还处在草图设计阶段，于是决定，改用“东方号”。但是，无论如何在飞船狭小的座舱里也放不下三个身穿宇航服的人，更不要说还有三个座椅了。这时候，科罗廖夫决定冒巨大的风险，下令研制“东方号”新的改型，即“上升号”飞船。弹射座椅被撤销了，乘员不穿宇航服，再入大气设备安装了软着陆系统。而“上升号”飞船，或许是历史上最不可靠的宇宙飞船，于1964年10月12日发射升空。不过，一切以完美告终。宇航员卡马洛夫、费科希斯多夫、叶戈罗夫胜利返回大地。
关于飞船的结构布局则照例保密。西方分析人员甚至不能想象，如何能够同时让三个宇航员坐在一个位置上。他们按自己的臆想，画出一个巨大而怪异的飞船，并称其为“战列舰”。
后来，1965年3月18日，“上升号2”飞船发射升空。“东方号”不得不根据非常独特的任务重新改造，即保证宇航员进行太空行走。这次，宇航员是别良耶夫、列欧诺夫，尽管这次飞行中记录下来的损坏、故障数量创造了纪录，甚至自动定位系统都出了毛病，故而“上升号2”不得不手动操作着陆，但是，宇航员们依然完成了任务。
苏联火箭人拿到一个又一个发明优先权，但是，最终在主要方面却落后了——失掉了月球。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大功率运载火箭“土星”和大型飞船“阿波罗”携带宇航员飞上月球并返回的时候，苏联没有什么可以与其媲美的。在费了很大劲把“北方号”飞船改造成“联盟号”，并于1967年4 月23 日将其发射至轨道后，直接导致了卡马洛夫的死亡。
结论很明显。美国人登上了月球，证明了自己技术的最高水平。苏联退出了月球的“竞赛”，以将遥控“月球车”送错地方作为结局。后来，苏联在军事计划框架内，开始制造和发展轨道站。光辉的突破时代被“忧郁的墨守成规”所代替。而到了1980年末，苏联公民中少有人理解，这些轨道站有什么用。
丧失热情的原因之一是，完成宇宙事业的那些人之间，以及普通苏联人之间的冷漠。孩子们仍旧幻想成为宇航员，而成年人则感觉不到，在现今世界上什么东西和他们有关。在航天时代的曙光中，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这一至高无上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但后来，参与感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失望。
今天，历史在重演。尽管火箭—航天企业已比较开放了，对于现代宇宙空间的探险，如果愿意，可以比对于加加林的飞行知道得更多。但，冷漠在增长，甚至那些关心祖国宇航事业，并为之尽力的人都不能说出来，身边什么事情和这种努力有丝毫的关系。航天是航天，我们是我们。而这意味着进一步的退化不可避免。宇航，这是宏大的事业，单个的人不能从事它。齐奥尔科夫斯基和灿德尔是天才人物，但他们永远也不能制造出宇航器。为使状况得到改变，需要新一代的热心人和专家。但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如果丧失了开发新世界的精神，社会精英们关心的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而宇航界老战士的意见无人在意，那么……
有人说，历史不会教导任何人也不会教会人任何事。让他们说吧，因为这不是规律。尽管人类第一次宇宙飞行已过去了50年，但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在威胁我们和宇宙最后一缕联系的消失。因为按照最严格的要求，除航天之外，我们对世界无可奉献。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冠军赛，可以不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也可以不参加。石油、天然气、木材，可以不在我们这里开采，也可以不由我们开采。但是，通向星球之路，暂时，通向小火车站秋拉塔姆航天器发射场的道路还存在。而这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走出任何危机之路，是赋予我们某种意义而存在于地球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