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培养措施（主要是对第一二类人员）
①必须亲自承担重要的科研项目，通过具体科研题目锻炼提高技术水平，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则在摸透工作中结合国内外的发展动向系统地分析资料，写出较像样的笔记。
②围绕科研任务的完成，进行外出参观访问，加强技术协作，搜集资料，优先参加所内外的学术活动，以不断扩大知识领域。
③争取聘请一些专家、教授作为他们固定的指导人，做不定期的登门访问。
④建立学习和提高检查制度，尖子和室主任的学习计划、科研活动由技术副所长、正副总设计师分工负责、定期检查，同样第一二类骨干也要分工2～3人具体指导别人。
⑤临时性的体力劳动一般不超过1小时，可以参加，但时间长的农业劳动尖子和室主任可以不参加，其他人可以少参加，并且对设计楼和宿舍值班均不参加。
⑥精简会议，提高会议质量，会议内容尽量事先通知，做好准备意见，速战速决，属于通知性的内容可由别人代替参加或出书面传阅通知。
⑦在条件允许时，个别人可以重点进修。
⑧室内各种事物管理工作，如总务、卫生、农业生产、文体活动、保密、学习（政治与技术）、宣传活动等等，应当指导员与助理员多做些，科研人员辅助，以尽量减少室主任在这方面的精力。”
一所当时确定的7个技术尖子就是由徐舜寿亲自提出的：
“在一所时，1963年间按院要求上报了‘尖子’名单为：方宝瑞、顾诵芬、管德、沙正平、冯钟越、陈一坚②、李文龙。这七人的名单是党委通过的，但主要是我们技术指挥线提的，而且主要是我的意见。”
（《****残稿》1967年检查提纲）
徐舜寿是一个非常讲求工作效率的人。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特别重视保证技术人员钻研业务的时间，把保证时间作为培养人才的第一要务。
当时的情况是，尽管科研十四条对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为他用。但各种政治活动、劳动生产等还是占用了设计人员不少时间。特别是一些技术骨干还担任着室主任等职务，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徐舜寿为此心里十分焦急。
有一次徐舜寿听说，某室有位女同志因为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连续找该室主任谈了好几个晚上的话，帮助她正确对待找爱人的问题。徐舜寿就说：“应该叫主任不要去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叫指导员去管。他一共只有这么点时间，天天去谈这些事情，怎么搞技术？”当时有一位指导员在场，就说：“人家找上门来，你管不管？”徐舜寿说：“最好是找上门来也不管。”
徐舜寿在党委会上提出建议：
“室主任和指导员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上应各有侧重。室主任侧重做那些与业务工作、技术方针政策、学习培养等方面有关的活思想，其他则由指导员去管。对于政工干部要少而精，根据六院规定，按照职工的3%～3.5%来配置政工干部。政工干部要结合具体情况和特点，深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针对各类人员的实际思想做细致的工作，讲究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切忌方法简单。政工干部要学点技术常识，将来要逐步过渡由懂技术的干部来兼任指导员，这样便于沟通思想。”
甚至在一次过年的时候，宣传科让几个人去帮助布置标语，因其中有设计员，徐舜寿就要宣传科做计划，要说明几个工时才肯批，而且事后还派技术处的助理员去调查，看是不是超过了计划。
一所党委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党委要把住关，不允许占用技术人员的科研时间；设计室上午一律不开会；机关上午不向设计室打电话、不找人等等。
在对科研技术人员的培养和设计队伍的成长上，徐舜寿始终有一种紧迫感。
“从整个技术人员来看，六分之五的时间保证是好的，但对技术骨干的时间保证是不够的。据统计，自1963年1月至8月，很多室主任只有45%的时间用在科研业务上，有的甚至更少，只有8%。
所里集中使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有时太多，如搞各种活动有时集中时间太长，使科研工作间断时间太长，对工作影响很大。个别指导员占用设计人员的业余时间过多。
在时间上，我有时和工厂做比较，我们是六分之五，而工厂是六分之六；我们每年有休假，而工厂没有。我们是两个六分之五的乘积为六分之四，我们的一年半等于工厂的一年。工厂的同志直接参加生产，对他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大有好处，这样我们的技术人员成长会慢得多。从时间上来说，对我们设计所的干部成长确实大有影响。”
这一时期，全所上下形成了一股钻研业务的风气。603所原副总师高忠社回忆：
“在六院一所的那个时期，徐舜寿领导科研队伍大兴读书之风，清晨树林下、草场上书声琅琅，夜晚全所灯火通明，图书馆的灯光通宵达旦。白天走进办公室鸦鹊无声，除了工作都在埋头学习。老一所的技术人员至今回忆，无不认为自己的成长是靠那几年钻研业务打下的基础。”
徐舜寿长期以来在培养人才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第一设计室几个型号以及一所摸透米格－21等项科研设计任务的锻炼，一支具有自行设计超音速歼击机能力的中国飞机设计队伍成长起来了。在这支设计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徐舜寿所期待的那种“真正能解决技术关键”的专家。
徐舜寿为此自豪地说：“我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本行上都比我强。”
领导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试验验证是飞机设计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环节。飞机设计研究过程中，通常要做以下几类试验：风洞试验，结构强度的动、静、热力试验，系统原理方案试验，系统地面模拟试验，环境条件试验，空中试飞试验等。
一所成立初期，科研试验设施几乎是一个空白，急需建设。一所一成立，所党委就提出了“边试验、边建设，以任务带建设，因陋就简、逐步发展”的原则。按照所领导分工，由徐舜寿负责试验条件建设。
徐舜寿从设计室抽调了十几名技术人员，成立了一个综合试验室。综合试验室包括结构、系统、特设三个专业组。其中，结构试验组内设：静强度、动强度、热强度三个小组；系统地面模拟试验组内设：液压、操纵、燃油三个小组；特设地面模拟试验组内设：无线电、仪表、电气、军械四个小组。
原设计室操纵组组长、哈军工一期毕业的詹心田担任了试验室副主任（主任空缺），负责领导试验研究工作。
1962年底到1963年初，根据摸透米格-21和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的总任务要求，所党委组织制定了《1963—1967年的五年基本建设规划》，并开始编制试验室设计任务书。6月，******批准了一所的五年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这对一所的广大科技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设计研究所不会再像当年搞歼教1、“东风107”、“东风113”设计工作时，由于没有试验条件而只能纸上谈兵了。
1963年6月下旬，一所成立了所基建规划设计组，由徐舜寿担任规划组组长。刘鸿志之所以委托徐舜寿亲自抓全所的规划设计，是因为这项工作不单纯是百年大计的事情，而且会直接关系到新机研制的质量和进度。
詹心田对刘鸿志所长的豁达大度和徐舜寿的认真负责、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由衷钦佩，他在回忆中写道：
“刘鸿志所长对徐副所长除了尊重、理解和支持外，还放手把他推到全所基建规划设计第一线，表示了刘对徐由衷的信任。而徐丝毫没有认为自己是国家二级工程师，堂堂的技术副所长去抓这样一项具体工作而有所懈怠；也没有像一般常见的那样，所领导只挂一个虚名，顶多开会时做几条原则指示就算完成任务。当时规划设计组集中在行政大楼一楼的一个大房间办公，徐的办公室在科研区二号楼，两地相距很远，而且当时正深入开展对米格-21的摸透工作，徐的工作很忙，但他还是经常深入到设计组内同大伙一起看材料、商讨问题。他对每个厂房承担的任务、结构布局、内部配套设备、外部辅助设施，一直到灯光的照度，墙面的色调等等，都一一审查，从不轻易放过一个哪怕是细微的问题。他经常说，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记得在讨论104号机械加工厂房工艺设计时，徐副所长提出，在厂房西头南北方向开两扇能通过大卡车的大门，以便机床设备、材料和产品的运输。他说我们搞厂房设计，就是要考虑方便生产，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者。”
随着摸透工作的深入和自行设计新机工作的临近，开展试验验证工作迫在眉睫，解决试验设备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解决试验设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购置，二是自制。所党委决定，标准设备从外边采购，非标准设备自己制造。1963年8月，刘鸿志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动员开展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工作。为了加强设备设计工作的领导，所成立了以徐舜寿为主任、黄志千为副主任的设备设计、生产领导小组。
在试验设备设计过程中，当时也存在“小而全”和“贪大求全”的思想。
徐舜寿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飞机设计机构如何建立试验设施有自己一套想法。他认为，飞机设计单位不要搞太多试验设备，能委托别的单位做的就由别的单位做，否则搞太多了就会分心，管不好飞机设计。对于测试设备，他也主张少做，多买现成的。在试验设备设计的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所党委确定的工作原则和“勤俭办科研”的方针。
在试验室的设计建造过程中，许多重大关键项目的决策都是徐舜寿亲自拍板。
“东风113”飞机结构部件静力试验厂房的规模，在最初的试验室规划中早已明确了，即只做部件静力试验，不做全机静力破坏试验。工艺设计也是按机翼以下（包括机身前段或后段）的结构部件静力试验设计的。但有人提出，要按全机静力破坏试验的规模来设计试验厂房。综合试验室组织了几次讨论，看法也统一不起来，最后只好请示徐舜寿。
詹心田向徐舜寿全面做了汇报。平时听取工作汇报，徐舜寿都是端坐在办公桌后面，很专注地听或记。这一次，他听后生气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詹心田一直记着徐舜寿当时说的话：
“怎么搞的，5公里以外（指112厂）有偌大一个全机静力试验室，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要再搞一个多少年也用不上一次的全机静力破坏试验室呢？国家的财力、物力不允许我们这么搞，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干，难道这还有什么思想搞不通吗？”
詹心田说：
“实践证明，党委确定的一所组建飞机部件结构静力破坏试验室的规划和徐副所长的拍板定案是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既满足了601所新机研制的需要，又符合沈阳地区的实际。如果113号试验厂房真的设计成全机静力破坏试验的规模，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还很可能完全落空，连部件试验厂房也建不起来。”
事实的确如此。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三线建设，缩小一线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尽管3220平方米的113号飞机结构静力、动力和特设试验厂房在1964年冬已全部浇完承力地轨的基础，但也要被消减下来，不允许继续施工。最后经过一所一再争取，唐延杰院长才同意，保留其中900多平方米的部件静力试验大厅，其余全部下马停建。
后来保留下来的这个部件静力试验厂房在歼8飞机的研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歼8研制的大会战时，有大量的机体部件试验是在这里完成的。
飞机燃油系统全模拟试验台，按照开始的设想，准备设计成可以模拟飞机的俯仰和横滚两个自由度，在试验厂房的工艺设计和初步设计中，都是这么考虑。到了开始试验厂房的施工图纸设计和非标准试验设备设计时，徐舜寿经过仔细考虑，在与黄志千等技术领导多次商议后，果断地提出了将两个自由度全模拟试验台改为单自由度（俯仰）全模拟试验台的意见。他说：
“更改的主要理由是我们在技术上还不成熟，基本上心中没有底，没有把握。既没有看到国外有关的报导，国内也没有哪个单位搞过，而且试验台的规模涉及到试验厂房的有效高度和地坑的深度，这两者都与厂房的基础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在对设备还是未知数的条件下来盖厂房。”
他提出，先搞一个自由度，可以叫它是引导试验，通过引导试验取得经验后，将来再建造一个两自由度的。徐舜寿甘愿承担责任。他严肃地说：“我宁肯将来检讨我的思想保守，也不干没有把握的冒险事，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够多的了。”
实践证明，徐舜寿、黄志千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具有远见的。当时，由于对两自由度试验台尚未开始具体设计，有关技术上、成品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如果当时真上了两个自由度的方案，其结果将会使试验台的建造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势必会拖歼8飞机上天的后腿。
经过三年试验条件的建设，一所的试验条件无论从规模、专业设置和设备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已基本上具备了研制马赫数为2.5一级歼击机的试验研究能力。
在科研设计一线
与徐舜寿共过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作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除了主持必要的技术会议，他更多地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坐到设计员的画图桌、办公桌边，与技术人员平心静气地讨论技术问题，与技术骨干认真、反复地研究技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