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稿》1967年6月21日）
就在这张纸上，他写下“以上是昨晚今晨向你们交代的主要内容”的字样。“昨晚今晨”——淡淡的、一带而过的四个字，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交代过程是整整的一夜。从那些“汇报”和“交代”中写到的，总是在晚上召开的“拼刺刀”批判会，我们不由不去想，在这样的一夜又一夜里，还发生了些什么？……
7月4日，“五七造反团”群众组织在斗争大会上勒令他，“每天写一次****言行的问题”。这个“勒令”的有效期似乎是没有截止时间的。各类的造反派组织，哪一个都有权力要他写交代。从他留下的残稿中可以看到，按照所有群众组织的要求，他一次又一次写下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汇报。
7月26日，徐舜寿在给“燎原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报告中写道：
“21日晚总部军训二中队批判我****言行，23日晚全所开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大会，24日晚红旗古田战斗队痛打落水狗徐舜寿，25日晚红造司一战团****分子徐舜寿拼刺刀。”
（《****残稿》1967年7月26日）
无情的迫害，摧残了徐舜寿的身体，也咬噬着他的灵魂。宋蜀碧回忆道：
“在那些日子里，舜寿经常会自言自语说：总理是了解我的，我的问题终究会搞清楚。
……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眼前发生的一件件事情，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忍不住小声地哭了起来。听到我的哭声，舜寿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俯下身，轻声问道：
‘如果我不在了，你能好好地活下去吗？’
我强止住泪水，点了点头。我想到在沈阳，舜寿在反****运动中挨批判时，112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振清要我注意他，怕他一时想不开。那个时候，舜寿是那么豁达、开朗。而在这个时候，在**********中，一切都不一样了。
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黎明时分，我听到他呻吟的声音，立刻起身，看到舜寿坐在小屋一隅的书桌前，他的手腕在流血。他用一个小小的刀片，割断了自己手腕处的血脉。
我一下子明白了昨天晚上他说的那些话。在说过了那些话以后，他一定是独自在书桌前度过了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
……”
（宋蜀碧访谈录）
慌乱中，宋蜀碧找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所领导。在他的帮助下，徐舜寿被送到172厂职工医院抢救。虽然失血过多，使他遍体鳞伤的身体更加虚弱，但造反派组织并没有放过他，当他脱离危险被送到十所卫生所后，他们用担架把他从卫生所抬到了一块空地上，以“对抗革命群众”、“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对他进行了又一次批斗……自杀成为他“新的罪行”，他不得不写下新的“认罪书”。
在保存下来的一份1967年8月17日的交代材料底稿上，字迹非常凌乱，多处留下的已经不是文字，只是一个个符号。其中写到为什么会自杀：
“……长期失眠，体力精神都逐渐支持不住，很痛苦，就产生了想解脱这种状态的念头……”
宋蜀碧回忆：
“有一天，舜寿对我讲，关押他的那些人说过，要给他换一个地方，大概是监狱。我当即安慰他：不要紧，即使去监狱，我也会和你一起去。
他还对我说过，在他被关押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与小三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地里掰玉米棒子……”
那时，被他们夫妻昵称“小三”的小儿子徐源不到10岁，上小学四年级。那个在烈日下干着农活的孩子让他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悲凉……一生中最冷酷的日子
在留下的那一本本厚重的****残稿中，有多页是徐舜寿向造反派组织汇报自己日常活动内容的。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尽管他病情越来越重，造反派对他的迫害却没有丝毫的放松。
1967年9月4日，他在“汇报”中写道：
“9月1日上午保卫科××同志通知我，可由卫生所出院，回家去住，后来×××同志也通知我，说只有脚上还有些脓肿，可以每两天换一次药，血尿是老病，一时也不能根治，所以可以出院了，中午我就搬回家住……
9月2日上午，因昨夜血尿很严重，所以去卫生所向胡医生请假，经化验后他同意休息一天，这一天在家没有上哪儿去。
9月3日，上午去卫生所换药，无人，随即去办公室，路过水泥球场，在将到办公楼前，注意看了一下海报，看晚间有没有会，下午上班后我也在办公室，在去和回家时都曾到卫生所，想换药，因没有人，未换成。
9月4日上午去卫生所换药，由×××同志给换的，换完后，即到办公室……中午听到广播，总部叫我和李纯彦立刻去，去后他们指示，不准乱说乱动。”
10月23日，他汇报：
“前天（21日晚上六点半）有些同志叫我到汽车班办公室交代一些问题，主要要我交代最近的活动和罪行。”
11月8日，他交代：
“9月间是每周向总部红造司汇报的，10月下半月也每周向联委会汇报……（近来要写的材料较多，故只简要汇报如上）”
在11月8日的交代中，他无奈而又倔强地写道：
“关于我是不是****分子，我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定我为****分子，党定我为****分子，那我就是****分子，如有****言行就是****分子，那我就是****分子。”
随着哮喘和血尿等病情的加重，1967年12月5日，体质虚弱的他获得141医院大夫10天病假的医嘱。此时，他连坐着都感到支撑不住，却还是不能获准住院治疗。每天仍要拖着病体，继续打扫卫生、参加批斗大会、交待问题，并完成每周一篇的检查汇报材料。
12月9日，由于血尿严重，徐舜寿终于因急症被送进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红血球已出现四个+号！医院决定做急症住院治疗。但一周后回到所里，他仍要打扫卫生、处理垃圾，参加******思想学习班，写材料。
宋蜀碧的回忆中记录着这样的事：
“1967年的冬天，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寒冷的日子。
一天早上，卫生所的申世柱医生来通知，说早饭后送舜寿去西安看病。于是我急忙给他做早点，同时叫小三儿把他的书包空出来，给爸爸放零星用品。小三儿一听说爸爸去医院看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一面急急忙忙把他书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不久，申医生回来，告诉我，舜寿已住院，让我去看他时把他要的毛选带去。听说舜寿已住院，我心里一下放松了，感到住进医院可以得到医生的照顾。就在我正准备去看他，给他送去他要的毛选时，忽然听说他给叫回来了！我正焦急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舜寿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原来，他住进医院后，所里有人去病房，将他拖了回来。叫他跪在锅炉房的炉渣上，一面打他一面叫嚣：‘还住不住医院！还住不住医院！’他们打够了，折磨够了，再命令他跑着回来，一面在后面顿着脚叫嚷：‘快跑！快跑！’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舜寿已不能跑动了。后来舜寿对我说，‘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两眼冒金星！”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1967年12月28日。这一天，他留下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份汇报稿。这份草稿没有开头，没有语录，应该是一份根据不同组织要求，分别抄报用的通稿。在这篇交代材料中，他要写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混进党内的？
在共和国成立的第18个年头，他为自己入党18年的历史真伪做着最后的申辩：
“在我到华东以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我党我军在全国大胜利，我看到全国形势这么好，很兴奋，认为过去自己也希望能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现在这愿望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所以有了争取入党，更好地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
……
入党仪式是12月12日在上海华东航空处政治部在郊区一个机场里一间小屋内进行的，在场的有李和一位组织科的干事等，宣誓后李和组织干事都讲了话。
我的候补期是两年，1951年底，我已调航空工业局工作，在1952年初讨论转正时，由于我1950年在航空工程研究室时曾支持并参与群众闹情绪原因，而延长候补期一年。到1953年12月，1954年初我在一机部四局生产处支部，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转正，但是当时正又审干，所以局机关党委没有批，一直到1956年初，审干办公室……通知我，已经对我做了历史‘清楚’的结论，机关党委书记……也通知我党委批准我按原期（1953年12月）转正。以上是我入党经过，请审查。”
（《****残稿》1967年12月28日）
此前三个月——9月26日，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过回答。那时，他还在用微弱的声音抗争：“我还不以为我是混入党内的。”而这一次，他只能再一次向一个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写下自己的入党经过。由群众组织来审查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政党学研究中最为奇特和荒谬的历史现象。不幸的是，徐舜寿遇到了。
9天以后，1968年1月6日——徐舜寿嗑然长逝。
宋蜀碧回忆道：
“1月5日晚上，我们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谈到怎样对待疾病：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舜寿说：‘看来，我的药是吃得太多了。这些药还吃不吃呢？’我没有多考虑，没有任何犹疑，就对他说，‘既然给了，还是吃罢。’事后听说卫生所的医生曾提出给舜寿的药是抑制呼吸的，在他患有肺气肿的情况下是不应服的。这位医生当即受到批判。长期以来，我对自己的轻信一直后悔不已。
回来了。1月6日清晨，舜寿叫 用大一点的铝锅多烧点热水，放在屋里，让屋子暖和一些。后来，我出去时，他对女儿说：‘我得多喝些绿茶，这些药是故意给我吃的，让我吃了不能说话。’”
女儿对父亲最后的日子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8年的新年是爸是我是全家的噩梦。身心饱受非人摧残的爸卧床不起，对妈轻语‘Exhausted’。6日上午，我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我的问题如果搞不清，就会影响你的前途。我对不起你，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那交织着深爱、愧疚、委屈、无奈、不甘、痛苦的眼神就此火烙刀刻般地嵌入我的脑海，融入我的生命。当晚，爸永远离开了我们。”
（徐 《音容犹在 慈爱永存》）
宋蜀碧记述了最后的时刻：
“这天早上，舜寿明显地消瘦，精神更加不济，到中午几乎没有进食。我看见×××医生从窗下走过，焦急地叫住他，请他来给舜寿看看，没有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不该我值班！’不肯进来。显然是因为送舜寿去医院，受到了压力。这时，舜寿忽然说：‘打吧！你们打吧！’我感到他在说胡话，心急如焚，急忙跑去找到卫生所负责人，告诉他舜寿病重，心律120次，开始说胡话。他说：‘没有问题。’我急得说了一句‘出了问题你负责！’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守在舜寿身旁。不一会儿，来了个护士，她一看就说：‘哎呀！应该打强心针，输葡萄糖有什么用呢！’随后，卫生所的负责人终于来了，给舜寿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就这样，舜寿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航空事业。
到舜寿火化时，火化工人说：‘这个人是非正常死亡的人，火化后骨灰是白色的，而这个人的骨灰火化后是发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