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 二机部在南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口头通知111厂负责包建420厂。会议结束后， 111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绕道成都察看了新厂厂址， 了解筹备工作情况。回沈阳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分厂转移的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成套支援”转厂的方针、原则， 多次召开党委会， 就支援420厂建设的组织领导、分厂原则进行充分酝酿讨论， 做出了5条规定， 确定了420厂的党政负责人为党委书记崔光炜， 副书记仉锦堂， 厂长杨诚， 总工程师柳毅， 副厂长李立德、郭永顺、孙光远等。
按规定， 111厂应向420厂输送生产工人3841人。各种大型、中型设备及标准机床设备400多台份， 还有各种试验仪器、非标设备、工装检测工具。要求全部转移人员及设备物资， 从1959年1月开始， 分3批3个月内完成转移到位。
1958年12月3日， 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 国营111厂党委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向全厂职工进行了支援新厂和建立试制厂重大意义的教育、动员， 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广大干部和职工通过大会、小会的动员， 弄清了支援新厂的重要意义， 克服“三怕”（怕吃苦、怕离家远、怕生活不习惯）， 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全厂很快出现了积极争交申请报告， 志愿到祖国大西南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高潮。此时， 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 111 厂却一派热火朝天， 到处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的豪情壮志； 广大职工心中激荡着“到内地去！ 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
然而， 毕竟到420厂去的职工多数是在东北土生土长的， 有浓厚的乡土眷念之情， 与不能随迁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感情上也一时难以割舍。想着一旦分手，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支援内地， 到西南安家， 就意味着要在祖国大后方战斗一辈子， 以至繁衍后代……一系列后顾之忧在内迁职工脑海中跳荡， 各种思想和情绪在激烈交锋。
家中的老人担心过惯了北方生活， 睡惯了北方火炕， 到成都后水土不服； 有的人固守“破家值万贯”的观念， 焦虑用惯了的盆盆罐罐如何带走； 孩子们问， 滑冰用的耙犁那边能不能用？ 总之， 人们即将远离世居的热土， 思绪万千， 疑虑重重。但是， 这些老兵工们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 为了党的事业， 为了国防事业， 最终放弃了个人利益而服从了国家的大局。
当时反反复复的思想动员工作， 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 职工回家积极做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属的工作。木工李呈祥迁往成都时， 父母死活不让走， 甚至要儿子丢掉工作也不去成都， 李呈祥耐心说服父母及家庭成员， 按时离沈到岗。还有一位老职工， 妻子身体不好， 担心到成都水土不服， 不愿走。这位老同志耐心做工作， 终于让还生着病的妻子同他一起转移到成都。李秀智同志转移时已59岁了， 转移前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房子， 家里养了很多猪， 并有其他家产， 当组织动员时， 他二话没说， 表示“虽然我快退休了， 组织上需要我， 我无条件服从， 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的建设多作贡献， 在420厂再立新功。”虽然他到岗时已年届六旬， 仍人老心红， 处处起模范作用， 不分昼夜， 不分工序和年轻人比着干， 传为一段佳话。
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 佟富臣、李秀智、李呈祥、陈国清、刘明亮等30多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房屋和家具以低价出卖， 或送给亲属， 把自己养的猪、鸡、鸭等牲畜全部处理完。
刘明亮同志看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两间住房处理了， 向党支部表示：“我房子已经卖了， 什么时候叫我走， 我马上奔赴内地。”又说，“我不怕成都热， 再热没有我心热。”许多职工表示：“我们卖房子， 不是把心卖散了， 而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心更实了。”有的职工说：“暂时抛弃小家利益， 开赴创业征途， 为航空事业奋斗， 是无比光荣的。”
111厂广大职工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 打消了各种顾虑， 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纷纷用大字报、小字报和书面申请等形式向党表决心， 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全厂很快出现了丈夫说服妻子、妻子动员丈夫、儿女说服老人、老人支持儿女的动人场景。
千里大转移
回忆40年前的分厂大转移， 许多老人一提起便眉飞色舞， 心情激荡， 自豪不已……
1959年1月9日， 国营420厂正式成立并启用印章。与此同时， 沈阳111厂在俱乐部召开热烈的欢送会， 拉开了转移的序幕。
从东北沈阳搬迁到成都， 那么多机床物资、设备器械， 那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 那么短时间， 那么长行程， 在20世纪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的条件下， 情况极其复杂， 任务非常艰巨。
周密详尽的组织工作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转移指挥部”， 李立德任总指挥， 李广才、黄公略任副总指挥 （李广才负责设备、物资转移， 黄公略负责人员转移）， 并从各科、车间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专门机构， 实施人员转移的周密措施。
针对小孩上学、临时病号和生产需要暂时留人等情况， 党委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成立“留守工作组”， 处理部分职工不能如期离沈的遗留问题。留守组工作人员有于长恩、王家凡、朱广义、黄志家等人， 由厂工会副主席汪志富负责。当时安排上车订票、物资托运都由张贺春、韩长杰负责。
在成都终点站成立接待安置组。先期到达成都的党委负责同志极其重视这项工作， 安排了思想政治强的干部， 先遣人员李学文、李成修、汪波等同志完成社情调查后， 按党委要求会同先期到蓉的运输科张凤力、马如林， 行政科林均寿， 教育科宋爱光， 保育科于莲英等组成厂接待工作班子， 废寝忘食地迎接安置来蓉职工， 工作分外辛苦。
沈阳是转移始发站。当时在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张连生， 负责联系送站订票的是张贺春， 因种种原因， 经常发生退票改坐情况， 他们都全力以赴满足要求， 同时负责货运车皮联系工作， 忙了这头忙那头， 日夜不停； 他们在各科室、车间领导支持下组织队伍， 办理手续， 发放差旅费， 订票， 送站， 收发行李， 负责和北京联络站联系， 根据成都传来的住房分配情况安排转移人员， 始发站工作繁忙、辛苦， 自不待言。
就这样， 以沈阳指挥部为龙头， 成都终点站为龙尾， 一前一后， 中间设立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接待中心站， 环环套扣， 使规模宏大的分厂转移工作忙而不乱， 涌现了许许多多好人好事， 他们勇于自我牺牲， 夜以继日， 辛苦操劳， 为工厂前期创业做出了贡献。
从东北沈阳到四川成都， 横跨7省市， 陆路行程2889km， 水路航行3521． 5km， 加上成渝段行程， 共4422km， 从东北向西南， 经过大半国土。分厂转移路线有3条：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 从沈阳经北京到郑州， 然后经陇海线到宝鸡抵达成都。
第二条路线是水路， 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 改乘海轮到上海， 逆长江而上抵重庆， 再改乘火车到成都。
第三条路线是从沈阳乘火车经北京到郑州， 从郑州南下到武汉， 再乘江轮到重庆， 转成渝线到成都。
以上3条通道各有利弊， 运行过程中大多采用前2条路线。
人员转移在实际操作中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 都得到了中央、部、省市各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北京联络站的工作量最大， 工作很出色。这个联络站以吴增瑞任组长， 房学泮、杨景宇、彭国良、姜馨、刘绍舟等先后在联络站工作。他们昼夜接待， 安排住宿， 办理订票、换乘等手续， 夜间便和沈阳、成都联络， 对临时发生的变故， 如有人生病、家属和小孩走失、铁路塌方引起停运等意外， 事无巨细， 不分日夜地解决。北京联络站的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 有时一天接待几十户家属、100余人。有一次有80多人到北京换乘， 临时找不到交通工具， 联络站人员便帮大家背行李， 带领老老小小队伍走了十多里路， 把他们一直送到住处。
全体联络站人员， 不分白天黑夜， 风里雨里， 泥里水里， 从接待安置到吃住供应， 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不等不靠不埋怨， 积极主动满足中转职工要求，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他们自己的家属却时常不得不托付别人照顾， 或让其自行随队伍到成都。
对北京站的工作， 厂党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 为便利周转， 银行开了专户， 厂领导每次到北京， 在部队拿到几张剧票， 自己不看， 派人送给联络站的同志们看。有一次， 24户家属80多人到达北京， 他们考虑招待所离火车站有7． 5 km路程， 又有老人和孩子， 坐公共汽车和步行都有困难， 便到航空局请求派客车支援， 因缺少司机， 王局长便步行上班， 要司机早上8时准时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人， 大家才安全及时被送到招待所。
种种转移中的轶事， 难以尽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59年1月， 成都新厂急需生产准备人员到岗， 刻不容缓。111厂党委便立即着手实施转移计划。首批转移人员 （工具及毛料系统人员） 500多人由沈阳出发前， 忽然传来宝成线塌方的消息， 转移受阻。而当时家家户户连锅盆碗盏都已装箱托运走了， 怎么办？ 面对新情况， 党委当机立断， 指示指挥部“旱路不通走水路”。
于是， 立即派人赴大连， 在有关单位领导支援下， 顺利包租了一艘海轮， 全船员工在船上政委带领下， 对住处、伙食都做了专门安排。船上设施好， 有大餐厅、休息厅， 还可以看电影， 大家情绪很高。船一驶离港口， 不久就遇到风浪， 宽阔无垠的大海鼓动着胸脯， 欢腾的波浪蒙着白雾， 在向所有第一次坐海船的人们问好！ 经过三摇两晃， 船上的人们晕的晕、躺的躺、吐的吐， 孩子们叽叽喳喳， 大人自顾不暇， 既新鲜， 又难受， 到后来竟然晃得鱼肉无味， 平时喜爱的白米饭端起又放下， 这可难坏了总领队徐立祥、谭振庆和随队医生， 更忙坏了船长、政委和船员。
关于这次转移， 马桂群同志写了一篇回忆， 记录了他随队经历， 让我们一同去追忆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景吧！
得到宝成线塌方的消息， 我们工具系统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到达指定岗位， 组织上决定我们由水路入川， 发给每人路途生活补助费， 其他费用全由组织包干。……1月19日下午4点过， 转移人员全部登上海轮“民主十二号”， 一切都感到新鲜， 加上船上食品都是细粮，大家争相购买， 广播里不断发出“保证供应， 请大家不要拥挤”的声音。
晚上八九点钟， 启锚开船。漫长的海上航行开始了， 起初大家有说有笑， 多数人没坐过船， 海风一吹， 船开始颠簸摇晃， 人都好像飘起来了， 不少人呕吐起来， 有的吐入痰盂中，来不及的便吐在甲板上了。呕吐好像会传染， 有的人见别人在吐， 自己也禁不住“哇”了起来。住通舱的尽量缩小自己的地盘， 生怕弄脏别人的东西。由于行程中大家又困又乏， 一时疏忽，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王心成同志才几个月的小孩睡梦中被压死。大家都很悲痛， 在船上召开了临时支委会进行妥善处理， 要求大家以此为戒， 互相关照， 注意途中安全。
第二天黎明， 船仍在大海中航行， 湛蓝的海水一望无边， 浩瀚的天空连着海水， 海轮像大海中一片漂浮的树叶， 在鼓浪的海上一会儿落入低谷， 一会儿浮出海面。
21日晚，“民主十二号”抵达上海， 两天两夜航行中， 我们得到船上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照。8点左右， 我们从吴淞口上岸， 只见两岸灯火通明， 船只如织， 波光粼粼， 下船时人声鼎沸， 码头的夜景使人难忘。上海接待站的张连康、林渭海等同志早已在码头迎接， 从物流供应到人员休息均已安排停当。记得码头上供应了大量的糕点， 大家对面包最感兴趣， 多的有人买了几十个。
尽管不少人下决心不坐船了， 但他们未料到， 才下海船， 又登江轮， 他们又将逆长江而上， 经南京、武汉直奔重庆， 开始新的江上航行。
船至南京， 停靠码头两个多小时， 大家纷纷上岸观览古城风貌， 马路上全是我们的人，好不热闹。1月24日晨8时， 船抵武汉， 忽使人想起崔颢那“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 暗思幸好没有安排我们上岸观赏名胜古迹， 不然定会惹出许多乡愁来。
经过数天数夜航行， 记不清是30号还是31号， 工具系统首批转移职工及其家属580名人员终于抵达重庆， 欣喜心情， 溢于言表。那天中午， 工具科科长邹化教， 厂接待组李学文、林继振从成都远道赶来迎接， 他乡相见， 无比亲切。大队人马下船后稍事休息， 便集体步行到重庆火车站， 进入事先联系好的3节车厢。次日我们到达“八千里路”西进的终点站———心中向往已久的成都。美丽的蓉城张开双臂， 欢迎远方建设者的到来。
……
回忆这次大转移， 无论陆路水路， 艰辛万种， 佳话多多， 难于尽述。仅此依稀之言， 供后来者凭怀， 以志420厂初创之艰辛。
记陈毅司令员视察“上海解放”号飞机
张达孝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了。上海的大场机场、江湾机场在惨遭仓惶出逃的国民党军队洗劫之后， 到处是一片破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