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勒令离开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开，就有好多人从邻近地区来看我，尤其是伯尔尼邦人，他们用最惹人讨厌的虚情假意来奉承我安慰我，向我保证是有人利用了放假和参议院成员缺席的时机，出台并向我下达了这道命令；他们说所有“两百名参议员”都愤慨不已。在这群安慰者中间，有一些是来自比埃纳市的，该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叫韦尔得勒迈的年轻人，他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在那个城市享有最高的声望。韦尔得勒迈代表他的同胞，真诚地劝我到他们中间去避难，向我保证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接待我；而且说他们把帮助我忘记过去我曾受到的迫害当作一种光荣和责任，在比埃纳市，我根本无需害怕伯尔尼人的势力。他还说，比埃纳是一个自由之城，不受任何人的管辖；而且他们全邦上下都万众一心，是不会听从任何对我不利的请求的。
韦尔得勒迈见他无法动摇我的决心，就请求比埃纳和邻邦的其他人来作我的说客，甚至有伯尔尼邦的人，其中还有我已经提到过的基什贝尔格。他在我隐退瑞士以后就一直想和我交朋友，他的才学和人生信条让我颇感兴趣。但是更出乎我意料、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请求。他和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力劝我接受后者的邀请，他对我热切温厚的关心让我惊讶。我根本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从他的言语中透露着朋友般的温暖和热切，我知道他真的非常希望能说服我在比埃纳市落脚。他用最言过其实的语言把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夸奖了一番，他似乎和他们关系太亲密了，以至于好几次在我面前，他都把他们称作自己的恩人和父亲。
巴尔泰斯先生的这番举动扰乱了我所有的猜测。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受的一切迫害的幕后主使。驻日内瓦法国代办以及驻索勒尔大使的举动，只能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和讷沙泰尔的遭遇，都是受到法国的暗中影响，而且我认为我在法国惟一一个最有力的敌人就是舒瓦瑟尔公爵。那么，对巴尔泰斯先生的来访和对我命运的那份温厚的关心，我将如何看待呢？接二连三的灾难并没有摧垮我与生俱来的那种轻信，经验并没有教会我透过表面的关心去识别圈套。我感到非常惊奇，因此试图弄明白巴尔泰斯先生对我盛情有加的原因。我不会傻到去相信，他此举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我从他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了一种夸示，甚至是矫揉造作，这正表明他包藏祸心。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小官吏身上发现当初我在类似的岗位上时，时常令我热血沸腾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无惧无畏。
我在卢森堡先生家里的时候，对波特维尔骑士略微有一点了解，他也对我很友好。他做大使以后，也向我表示他并没有忘记我，还曾邀请我到索勒尔去看望他。尽管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我还是深为感动，因为我不大习惯身居高位的人对我如此礼遇。因此我推测，尽管波特维尔先生在与日内瓦有关的问题上不得不奉命行事，但他仍然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并通过他的私人努力，使我能在比埃纳避难，在他的帮助下，我可以在那里清清静静地过日子。我感谢这种关爱，尽管我无意于利用这种关爱。而且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柏林了，非常热切地等待着我和元帅勋爵重逢的那一刻的到来。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恒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陪我到了比埃纳。我发现韦尔得勒迈和其他一些比埃纳人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在一家客栈吃了午饭，我到达那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雇了一辆车，因为我打算次日早晨就动身。餐桌上这些先生们再次表达了他们要我留下来的请求。他们的请求是那么温暖，信誓旦旦颇为动人，以致我本来的决定和本来就无力抗拒温情的心灵被他们感动了。他们看到我开始犹豫不决了，就乘胜追击加倍努力说服我，最后我成功地被他们征服了，同意留在比埃纳市，无论如何也要住到次年春天。
韦尔得勒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向我隆重推荐的竟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小房间。这间房子在一个四层楼的后面，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展览着一个皮货商人令人讨厌的各种皮毛，以飨我目。我的房东是一个矮小的、一脸下流相的男人，是个十足的无赖。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一个浪子，还是一个赌棍，在这个地方臭名昭着。他既没有妻小，也没有仆人。我将自己悲悲戚戚地关在这座孤独的小房间里，虽说是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却在这样一个呆上几天就会忧愤而死的房间里住着。最让我痛心的是，尽管他们告诉我，当地居民很渴望我到他们中间去，但是我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并不见他们有什么礼貌的行动和友好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决计留在这儿了，就在此时，甚至就在第二天，我听说、看到，而且自己也觉察到，该市正要爆发一场针对我的可怕骚乱。有几个人“助人为乐”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我就将被通知尽快离开该邦，也就是说，要立即离开该市。我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了，所有那些敦劝我住下来的人已经作鸟兽散了。韦尔得勒迈消失了，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巴尔泰斯先生的消息了，而且似乎他向我吹嘘的那些恩人和父亲，并没有因为他的劝告而对我有半点厚待。有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在比埃纳市邻近有一座相当不错的房子，虽然他是伯尔尼人，但他请我在此期间到那里去避难，他希望如他所说的那样，待在那所房子里可以防止我被乱石砸死。这个建议似乎不足以诱人到让我想继续留在这群好客之民中间。
我经过这个波折就耽误了三天，我已经大大超过了伯尔尼人给我的二十四小时离境时间了。我已经知道他们是粗暴无礼的，因为我总在担心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过城邦。就在这个时候，尼多的法官先生及时为我排解了困难。他公开表示了自己对当局采取的粗暴措施的不满，他相信自己宽容大方，有责任公开证明他与那些暴行没有任何瓜葛，并且他有勇气离开他的辖区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他是在我离开的头一天来看我的，不仅不是乔装来访，甚至还有些郑重其事——他盛装出行，乘着马车，秘书随行，给了我一张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这样我就可以在伯尔尼邦畅行无阻，不怕遭到拦截了。他的拜访比那护照还令我感动良深。即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在我心头产生强烈影响的事情了——这是急人所难，是为帮助遭受压迫的弱者的英勇之举。
最后，我历经艰难终于找到了一辆车，次日早晨我就动身离开了这块凶残的土地，在那个预备给我致敬的代表团到来之前就离开了，甚至没能见到戴莱丝。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在伯尔尼长驻，就给她写信，请她来与我团圆，我几乎没有时间写几行字叫她别来，并告知她我遇到了新的灾难。如果我还有精力写出第三部的话，人们将会看到，尽管我本来想去柏林，实际上却到了英国；也将会看到那两位夫人怎样想尽办法控制我的行动，在将我用一连串阴谋诡计赶出瑞士之后——在瑞士，我并不在她们的完全掌控中——最后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
我把《忏悔录》读给埃格蒙伯爵夫妇、皮尼亚泰利亲王、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了之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有人发现事情和我刚才叙述的相抵触，即使那些事情被千百次地证明了，那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虚假的，只是冒名顶替。如果他拒绝在我还健在的时候和我一起来调查和探究这些事情，就表明他既不热爱正义也不热爱真理。而我，则公开地、勇敢无畏地宣称：不管是谁，即便没有读过我的着作，在用他的眼睛验看了我的性情、我的人格、我的举止规范、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的习惯之后，如果还认为我是一个可耻的人，那么他自己就应该被掐死。”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朗读，读毕四座俱寂。埃格蒙夫人似乎是惟一一个受到感染的人，她明显地颤抖着，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又重新和在座的宾客一样沉默了。以上就是我这次阅读和所作的声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