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如愿以偿了。他告别母亲的这几个月，经过万里迢迢的旅行生活，饱尝了异国他邦的风霜雨雪，他不觉得苦。因为他的心中有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一种期望，就是到这个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求学。如今这种向往、追求和期望变成了现实，他却又觉得是这样突然，如在梦境。入夜，萧劲光久久不能入睡。莫斯科的夏夜，暖风徐徐，万籁俱寂，不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在宁静的夜空中显得特别清晰、凝重。他翻身起来，看看左右的同伴，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几个月来的生活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经历了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当牛做马受尽压迫的旧世界，一个是当家做主人的新世界。有比较才有鉴别，他热爱这个新的世界。
他们过着红军士兵的生活。出过早操，吃过早饭，他们走进课堂，学习俄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工人运动史……由于俄文水平低，上课由瞿秋白和李宗武给他们做翻译。
瞿秋白是以《晨报》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他是北平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俄文水平较高，萧劲光对他印象颇好。这个清癯、瘦弱的白面书生，文质彬彬，严肃沉静，说话慢声细语，没有一点架子。瞿秋白不仅上课翻译认真，不厌其烦地解释每一个问题，课下也是有问必答。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谈心。“我和共产主义本来没有直接关系，也是苦于没有出路。由于自幼喜欢文学，想到俄国来专修文学。恰巧北京政府和俄国改善关系，有一列车小米要送往俄国赈灾，我就和李宗武以《晨报》记者的身份乘这辆列车来莫斯科了。”瞿秋白这样对萧劲光说，“到了这里以后，十月革命后的一切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就这样留下了。”
青年人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首先是为了找一个出路，而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了共产主义真理，在革命的感召下，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实践，才逐步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是每个革命者成长的必由之路。
他们的学习很紧张，首先要通过俄文这一关。他们每天读啊，念啊，早起晚睡，吃饭、散步时也要记几个单词。他们进步很快，其中最突出的是罗觉。他聪明过人，又善于交际，很快能与俄国人对答如流，做一些初步的翻译工作。他是团支部的成员，又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威信很高。彭述之也是他们中学习上的佼佼者，是他们的团支部书记。然而，他却总是那样不苟言笑，煞有介事。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人若有病就要看医生，社会若有病就要革命”，大家送他一个雅号“孔夫子”。十几个年轻人性格不同，但相处得很好。
莫斯科漫长的冬季来临了，大约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他们都生活在冰雪世界里。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般的尖利，柳絮般的雪花几乎天天飘，温度总是在零下二三十度，最冷时达零下40度。这下可苦了这帮南方娃娃。他们唯一能挡寒的衣服就是那件呢大衣，白天穿在身上，夜间盖在身上。然而，最伤脑筋的还是饿。因为冷还有法对付，白天，可以跑步取暖；夜晚，他们挤在一起睡觉，相互借体温取暖。可是饿，却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这一天，萧劲光和任弼时两人结伴到4楼教室上课，走到2层，两人就气喘吁吁了。
“劲光，我们休息一下吧。”任弼时站定，喘着气说。
萧劲光也觉得两眼直冒金花，两腿发抖，他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才觉得好受些了。
“早上吃了多少面包？”萧劲光问任弼时。
“全吃了，想图个饱，谁知还是饿。”任弼时说。
“嗯，我也是。我刚吃下去就饿了。这面包根本不在胃里停，直接到肠子里了。”萧劲光开了个玩笑。
任弼时也笑了，两人站起身来，继续往楼上艰难地爬。他们怎能不饿，薄薄的一片两个巴掌大的面包，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天天如此，他们的身体都虚弱极了。
下课后，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他们饿得发慌，便到宿舍里躺下了。
“听说了吗？有人要求提前回国了。”任弼时开了话头。
“为什么？”胡士廉问道。
“这里太苦呗，太饿呗。”任弼时说。
“哦，这样的没有骨气。”萧劲光也发言了。
“你们想不想回去？”任弼时又问。
“现在回去算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学成。不管谁要回去，我是不回去的。”
萧劲光说。他和任弼时是一起来的6个小伙伴中的核心，他们两人的意见往往是举足轻重的。
“我也不回去。”胡士廉说。
“我也不回去。”任岳也说。
“是，我也坚决不回去。苏联人对我们这样好，还要回去，说不过去哩。人家比我们还苦，怎么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任弼时说。
萧劲光也是这样想的。他觉得，在苏联，再苦再难，有一条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主人的地位，他们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才来的吗？不就是为了员、中央局委员。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学一身本领，使自己的国家也走上这条道路吗？怎能半途而废呢？
在这年的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了党支部。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成为他们中的第一批党员。1922年底，由彭述之、罗觉介绍，党支部批准萧劲光转党，他成为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到一个党证，党证上写着他的俄文名字——查戈洛斯基。
刚进东大的时候，他对做一个军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校的志向调查登记表上，他郑重地写了“军事”二字。如果说，那时还属于一种朦胧意识的话，那么现在，却已是他的明确理想了。他感到，苏联十月革命是枪杆子打下来的，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军事家是不可少的。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任弼时、罗觉，和他的同乡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谈了，他们都很赞同他。“查戈洛斯基要学军事”，迅速成为东方大学中国班学生们尽人皆知的事。在萧劲光到苏联的一年以后，他得到了第一次学军事的机会。那是莫斯科的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送去学习。他们是我党最早涉足军事领域的人。
1923年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到了苏联，萧劲光等4人被通知回校听总书记的报告。在国外见到党的领导人，他们像见了母亲一般的亲切。可是，萧劲光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到来，中止了他的第一次军事学习。
“听说你们4个人在学军事？”陈独秀在报告后和青年们的谈话中问起这件事。
“是的。”萧劲光点点头。
“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陈独秀突然光火起来，“京汉铁路的大罢工都失败了，中国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胡闹什么？立即回东方大学。”
没有什么可说的，萧劲光尽管恋恋不舍，但党的指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只有回东方大学。
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一回东方大学，他们每人领了一份慰劳品。因为总书记的到来，共产国际给每个中国学生发半磅米、半磅咸猪肉、一磅土豆，每人一小包糖。这真是珍奇之物。
“我们到教室去会餐。”萧劲光提议。
4个人兴高采烈地提着开水罐，来到4楼教室。大家一起动手，把土豆和猪肉胡乱切了切，与米一起放进开水罐，拌上糖，煮了满满一罐。
这一顿大杂烩饭，他们吃了个饱。直至数十年之后，萧劲光将军回忆起来还似乎余味未尽，“那是在苏联吃得最好最饱的一顿饭”。
1924年春，萧劲光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被召回国。原来，自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确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以俄为师”的口号下，国民革命军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干部，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陆续应中央的召唤而提前回国。党组织派萧劲光到湖南安源路矿工会做宣传工作。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萧劲光代表安源党组织，携带几万元捐款和慰问信，去上海慰问受难的工人阶级。这年秋天，党组织派萧劲光去广东工作。他到广州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他谈话，要他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萧劲光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
萧劲光到职后，首先向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宣传三民主义，讲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宣传孙中山的遗嘱，灌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官兵平等和遵守革命纪律的自觉性。经过教育，部队的政治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不久，萧劲光和师长戴岳率第六师参加北伐。北伐军分三路进军。西路，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三个军，向盘踞在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发动进攻。中路，以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向江西境内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部进攻。东路，以第一军为主，向福建、浙江进军。萧劲光同师长一起，指挥第二军第六师，参加攻打南昌城的战斗。在战斗中，他亲临第一线，冒险深入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鼓动官兵英勇杀敌，坚守阵地。经过1个月的艰苦奋战，于11月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城。
南昌战役之后，根据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萧劲光同师长率第六师单独南下，与十四军共同截击妄图袭击北伐军后方的福建军阀周荫人部。第六师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南进，由建阳直趋建瓯。进建瓯后，逮捕了反动县长，解散了欺压老百姓的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帮助建立起县行政委员会和国民党县党部。为宣传和发动群众，萧劲光主持召开了庆祝北伐军胜利进军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讲。在北伐军的影响和支持下，建瓯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扬眉吐气。1927年1月底，萧劲光等奉命率第六师离建瓯赴浙，参加杭州会战。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杭州。尔后，北伐军乘胜向长江下游进击，准备夺取南京和上海。此时中路军已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在南京外围展开激战。萧劲光等奉命率领第六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3月19日进抵株陵关。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到第六师慰问，对萧劲光等说：第六师赶到，南京即日可下。第二天，萧劲光与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观察敌情，发现敌人的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以东敌人阵地。敌阵地被突破后，萧劲光等率部乘胜追击，攻占雨花台。北伐军终于攻占南京城。
攻下南京不久，蒋介石乘炮舰到南京下关，萧劲光和师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下关，上舰谒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询问了南京的情况，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了。蒋介石对攻占南京的第二军和第六军怀有戒心，为扫除障碍，到上海后即下令第二军渡江追敌，而将他的嫡系何应钦的第一军薛岳师派驻南京。萧劲光等率第六师随第二军军部开往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中共党员奉中共中央指令撤离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枪杆子，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面临着反动派的屠杀，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投入了战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党痛感失去对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危害，倍觉军事人才缺乏。因此，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党将一批优秀人才送往苏联。
萧劲光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受党的委派，第二次踏上异国的土地，来到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格勒，进了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这是一所以在保卫列宁格勒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政治委员托尔马乔夫的名字命名，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学校。和萧劲光同班的中国同学有刘明先、刘伯坚、傅钟、曾涌泉、朱务善、伍止戈、李特，还有蒋经国。萧劲光做了第一任的党支部书记。
在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他们支部在一段时间的组织活动是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有关决议。他对共产国际决议中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策略的3条主要路线极感兴趣。第一条路线是直截了当地变成孟什维克的路线，就是在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毫无保留地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为此要做出任何让步，如制止和反对土地革命，制止工人运动等。第二条路线是托洛茨基“左”的路线，在原则上否定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和结盟的可能性，而不管革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第三条路线是列宁主义路线，就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一定条件下，必须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但当条件发生变化，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必须中断这种合作，并要同这个盟友作斗争。这些理论上的总结使萧劲光茅塞顿开。过去，他只凭着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理论问题却很少关注。他潜心学习，认真思考，渐渐悟出了一些道理。他联想到大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在一定阶段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正确路线，使革命获得了澎湃之势。然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及时中断这种合作，反而以妥协投降去维护这种合作。结果资产阶级彻底叛变，导致了大革命失败。他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得到了理论的升华。
人们在失败的痛苦中得到的东西，往往比在胜利的欢乐中得到的要深刻得多。
在托尔马乔夫学院，萧劲光读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当他读到“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一著名论断时，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武装，武装，中国革命失败之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正是在于此吗？
托尔马乔夫学院不仅给了他觉悟，也给了他力量。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学校60%的课程是政治课，40%是军事课。他一丝不苟地学习，最使他着迷的还是军事。这不仅是他在第一次到苏联时萌发的理想的延续，更重要构是，他在失败的痛苦中认识到，离开了军事，就救不了中国。萧劲光学习了军事理论，从步兵操典、战斗条令，到战术学、战役学，从指挥学到军队政治工作，他一一涉足。他认真做每一个沙盘作业、战斗想法，他认真参加每一个实战演习，他学习了苏联红军若干个优秀的战例，他用这些理论知识判析了自己在北伐战争中参加的诸战役、战斗，他军事理论的根底逐渐丰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