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7岁的时候，家境艰难，他不得不拿起鞭子，成了放牛娃。他11岁时，母亲生小弟许德强得了产褥热，不久便死去了，恰巧大伯父许长龄没有儿子，他把许光达过继来为他传宗接代。在大伯父的坚持和资助下，许光达成了许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19年，11岁的许光达考入了朗梨镇的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
1921年，许光达由朗梨高小毕业，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该校不收学杂费，只收膳宿费十二三元。许光达生活清苦，以校为家，刻苦攻读，甚至连寒、暑假也很少回家。
许光达来长沙师范读书时，马列主义已经传播到了中国，一些觉醒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许光达也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他开始知道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状及根源；晓得了世界上有一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马克思主义，他的视野开阔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不久，长沙师范也有了秘密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邻校长沙女子师范的一些进步教师，如徐特立、周以粟、陈昌甫，他们等常来讲演和学生讨论时事。他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刻分析，对唤起民众，起来抗争的巨大热情，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少年的心灵。许光达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1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强行租借旅顺口条约满期了，然而，他们却拒不归还，妄图长期霸占。消息传来，长沙人民十分气愤，成立了以郭亮为首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6月1日，一艘载有日货的日本轮船从武汉开抵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立即派出检查员前往检查。学生、市民数千人聚集码头为检查员助威，与轮船上的日本士兵发生了冲突。日兵开枪射击，打死学生二人，打伤数十人，造成惨案。6月2日，悲愤的学生集会抗议，并抬尸游行。日本兵的暴行，深深激起了许光达的爱国心。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残害自己的同胞，作为一个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他真的愤怒了。在学生会的组织下，他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在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六一惨案”真相，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天，他忘记了饥饿和疲倦，几乎跑遍了长沙的所有街道。6月4日，长沙学界举行“六一”死难者追悼会。许光达一清早就来到了会场，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会后，他又和请愿群众一起到赵恒惕政府请愿。林立的军警挥舞着木棍阻止群众。许光达头上被打出了几个大包。他愤怒到了极点，奋不顾身地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冲破军警重重把守的三道门。“六一惨案”使他看到了中国的现实，抛弃了“埋头读书做个人上人”的幻想，从此，他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5年5月，许光达由毛东湖、陈公陶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发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广州成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到了1925年冬，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掌握军事。许光达被省委选调，于1926年春和谭希林等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经3个月入伍生期，考入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攻读炮兵。
那时，黄埔军校允许学生公开阅读马列著作，每逢星期六，军校都组织学员过组织生活，许光达与其他共产党员由长州岛乘船过海，徒步进城，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或到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接触了社会，丰富了知识。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11月，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并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黄埔五期奉命迁鄂。许光达随五期编入武汉分校炮科学习，被选为炮科党支部宣传委员。他写诗、编壁报，在军校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在武汉许光达一直处于昂奋的精神状态中，他的床头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有《向导》《中国青年》《创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赤恋》等，他不断从书中汲取营养。
1927年初，反革命的气焰嚣张起来，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以戴季陶主义为护身符，与北方“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对革命实行反动。整个武汉笼罩在疑云迷雾之中，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学校。随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唆使北伐军倒戈向内，纠集各地反动势力向革命反扑。
革命面临着难关。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校方要对学员的政治身份进行清理，提出军校的跨党学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二者必居其一。而军校的共产党员原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规定，大都跨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许光达也具有双重党籍，现在重新登记，是“分共”的信号，面对校方挑衅，许光达轻蔑一笑，拿过登记表，郑重地写下：“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宁汉分裂。5月，驻鄂东的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随叶挺讨伐夏斗寅。许光达随军出征，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
7月，武汉政治形势逆转，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逐渐暴露出假革命的真面目，政局动荡。在此形势下，武汉军校将五期提前草草毕业。
根据党的指示，许光达和其他共产党员学员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利用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争夺地盘而盗用的“东征讨蒋”的名义，打进第二方面军，积蓄革命的军事力量，迎接突然的“事变”。许光达被分配到张发奎的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这时，汪精卫举行了“分共”会议，公开与蒋介石携手，宁汉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进入了最低潮。虽然，许光达读过郭沫若名震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但他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声有色的国共合作，一下子付诸东流了；为什么蒋介石能倒转革命的车轮？他才有两年的党龄，还不懂得党内的错误会对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他苦闷、彷徨，不知道革命会向何处去；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这个普通党员应当做些什么,他比往常更沉静了。宁汉合流以后，张发奎把他的部队拉到南浔铁路两侧，自己跑到庐山上静观局势的发展，以便伺机而动，左右逢源。因此，四军里的共产党人还比较自由。九江街头的饭铺茶肆里，常常有一些武汉军校的学生相聚而谈，传播各种消息，评论局势的变化。许光达正是为此而来到九江街头的。他要寻找革命的动向，探索革命的进程，决定自己的步伐。他不能在迷惘中徘徊，不能在苦闷中坠落。他要寻觅一条前进的路。1927年8月1日，一则消息震惊了九江城：叶挺、贺龙率部在南昌暴动了。《工商报》号外，套红刊登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还有《革命委员会公告》等。这个消息在炮兵营的军校学生中，特别是那几个共产党员的心中引起了裂变。红旗又打出来了！他和同伴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