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打法，这简直是开玩笑！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有什么？还要“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送死吗？他按捺不住心头的烦躁，拿起电话，找到了军团长彭德怀。
彭德怀也正在发火，这仗越打越窝心了。敌人十一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沿着盱江两岸十华里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广昌推进，我军应当跳到敌侧后去打击敌人，可是，中央却命令一、三、五、九军团的9个师，也在这一地区构筑碉堡，准备与敌决战，这不是要拼掉红军的老本吗？正好李德到广昌来亲自指挥，彭德怀直抒己见，他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但李德十分固执，根本不听。黄克诚的意见，彭德怀是赞同的。但是作为上级，他不能鼓励部下去违抗中央指示。他和军团政委杨尚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起来到四师。他们对黄克诚说，你的意见有道理，但是命令还要服从，不然要戴机会主义帽子的。
有什么法子呢？意见再大，仗还要打。敌人却最欢迎红军来拼命。前几次围剿时，总是摸不着红军的影子，这下可好，红军就在面前了。敌人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红军却要死守阵地。敌人从工事中出来，向红军阵地冲锋，红军便跳出战壕去“短促出击”，敌人一缩回碉堡，红军就又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中。总是这么循环，红军受到极大损失。从4月10日到4月28日，战斗打了18天，广昌仍然失守了。黄克诚清点自己的部队，痛心极了，有1个营竟然只剩下了11个人。同志们的血呀！白白地流在这片土地上了。
战士的血并没有使教条主义者清醒，他们仍然坚持分兵把口和阵地抗击，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总是跟着敌人打仗。部队连续作战，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毫无休整，连以下干部几乎3个月就全部换一次，扩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也来不及，到后来，仗完全要靠干部打了。红军的元气大受损伤，根据地则越来越小。
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漂亮仗也没有打，黄克诚心里烦恼极了。他常常想起前几次反围剿的情形，那时，尽管也是敌众我寡，但我军屡战屡胜，捷报频频，而现在呢？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简直是天上地下！
在这种极其艰苦、极端险恶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竭尽全力，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不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最伟大的战士！
蒋介石夸陈赓是好学生
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中一部分人拿起武器去武装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春天，当谭政去当毛泽东秘书的时候，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办了一个学习班。抽调有关人员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斗争，怎样保卫自己和如何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人讲课。在武汉时期，中央军委就曾设立过“特务工作处”，惩处了一些内奸、叛徒。不久，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周恩来便在上海筹建了中央特科。
当年4月，陈赓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参加了中央特科工作，并化名王庸，担任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同时，党组织又安排他给主持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当副手。每当顾顺章因事外出时，就由陈赓代理顾顺章的职务。从那时起，陈赓在中央特科与国党特务和党内的叛徒进行了3年多的殊死搏斗。
当时，陈赓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爱人王根英便搬来与他住在一起。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搬家成了常事。从1929和陈赓一起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王根英。
王根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王根英与陈赓相识，并结为夫妻，
随后两人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在秘密战线上，王根英全力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同志。1939年，王根英为保护党组织文件和公款，被日军杀害。
年到1931年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5次家。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陈赓不但要经常变更住址，还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形象。幸好他自幼擅长辞令，会说很多方言，在学校里演戏时，扮演过各种角色，这时都派上了用场。此间，他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时而身着短装，头戴鸭舌帽，扮演敌特捕房的“蟹脚”；时而长袍马褂，礼帽缎鞋，俨然巨商大贾。就这样，他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参加，法租界巡捕与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蟹脚”，独自把守一个出口，悄悄地把同志们放了出去。
由于“知己知彼”，能够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上海党的秘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曾有多次，党的机关眼看就要被破坏了，由于事先知道了消息，同志们及时地转移，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缉捕。有的时候，有些同志被捕了，陈赓和同志们仍能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者通过同情我们党的社会人士进行援救，想方设法把同志们救出来。也正是有了这些关系，能常常办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同志外出，身上带着重要文件，不慎在电车上被窃，陈赓就利用流氓里面的关系去找，未出两天，就把文件找回来了。
根据党的指示，陈赓经常单枪匹马，深入敌人心脏活动，严厉地惩治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党分子。陈赓的活动，使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就咬牙切齿，千方百计地想捕捉他，杀害他，曾为他的头颅悬下了巨额的赏格，却无法找到他的身影。实际上，那时的陈赓经常往来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发现他就姓陈，更不晓得这位常见面的王先生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过程中，陈赓体会到，地下党反击敌人阴谋破坏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入敌特的侦探机关，建立反间谍关系。陈赓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选中了杨登瀛。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自幼留学日本，交际很广。早期曾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五卅”运动中，常去上海工会，并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这时担任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也是广东人，杨登瀛认识他后，关系很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东省投靠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1928年初，杨剑虹到上海参加建立以陈立夫为首的特务机构时，便选定了他的同乡杨登瀛。
杨登瀛也认识一些共产党人，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当国民党要他当侦探时，他思想上非常矛盾。觉得如果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能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特务机关，那么，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正当他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时，恰逢共产党员陈养山从浙江回到上海，住到了北四川路的杨登瀛家里。他俩是1925年结识的朋友。杨登瀛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杨剑虹两次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当局拉关系等情况，全部告诉了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共产党。陈养山感到杨登瀛的态度诚恳，消息很有价值，就向中央写了请求共产党的第一个反间谍人物——杨登瀛。报告，建议同杨登瀛建立工作关系。党组织决定由陈赓去同杨登瀛见面，争取杨登瀛给我们工作。陈赓接到党的指示后，先后同杨登瀛长谈了两次，促成杨登瀛与中央特科合作。从此，杨登瀛就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按照我们党的要求，也适应国民党的意图，制定了一个“反共”计划。
陈赓为了加强对杨登瀛的领导，经常同他见面，大力在政治上争取他，并让他利用陈立夫、杨剑虹的关系，大胆地接触敌人，进行活动。陈赓考虑，杨登瀛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得送给他一些共产党的文件，经请示获准后，陈赓就把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逐期优先送给杨登瀛，作为他接近敌人、取得敌人信任的资本。有时，也给他一点有关党的活动情报，真真假假，迷惑敌人。此外，陈赓还给杨登瀛一笔活动经费，以便他请客应酬。为了及时得到杨登瀛手上的情报，陈赓又派地下党员连德生以他保镖名义进行工作，有了情报马上就可以送到陈赓那里。这样，敌人在上海的专业反共侦探机关，基本上就在陈赓的控制下进行工作，每当敌侦知我党机关的办公地点时，都能立即报告党组织，使有关同志及时转移，党的组织免遭敌人破坏。
是年10月，杨登瀛被陈立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这个命令则是由蒋介石签署的：“特派杨登瀛在沪协理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于是，上海各警探机关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从而为他的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杨登瀛取得敌方信任后，陈赓决定利用杨的关系和身份，帮助党派更多的人打入敌特机关，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特科的传奇人物宋再生就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1928年“五三”惨案之后，宋再生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同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并领到了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利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广泛的联系。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铮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家伙见到宋再生就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失口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他当时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宋再生开口，这家伙忙问：“你晓不晓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宋再生淡淡一笑：“十足照付，不过事要稳当。”
姓黄的一拍胸脯：“以命担保！”“那好！”宋再生立即与他约定：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
宋再生打发了那个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吧，到时候把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去，我自有安排。”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这天上午，姓黄的果真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宋再生把他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赓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窍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可以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在中央特科主持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3名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赓领着此人进来，便迎上去高兴地说：“王参谋长好！这位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赓点头回答。
顾顺章请他俩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遂又吩咐左右摆出上等酒菜款待客人。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姓黄的走出门去。
这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到界探范广珍，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人。经介绍知道年轻人姓顾。当这位年轻人知道宋再生就是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宋再生的住处。年轻人一路大献殷勤，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听说赏格5万时，就要求宋再生带他去见警备司令。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国外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相见，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窍，竟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来了。在这到处布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对于这样的一个叛卖革命的败类，是不能容忍的！陈赓便采取断然措施，为党和人民除掉了这一祸害。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召开军委会议（白鑫是中央军委秘书，常由他通知开会）。下午4时许，突然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和敌探将会场团团围住。他们拿出一张名单，逐个核对，把彭湃等5人全部逮捕带走，对白鑫夫妇却置之不问。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帮人把白鑫夫妇也“抓”走了。
事情发生后，陈赓马上叫杨登瀛去打听。原来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秘密自首，为了获取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和一大笔奖金，就把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的消息密告了敌人。这天，周恩来本来是要到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敌探带走白鑫，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在了解向敌人告密的是白鑫以后，陈赓立即报告给周恩来，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马上侦察白鑫的行动。由于彭湃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下令立即杀害彭湃。不久，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位同志被敌人杀害了。彭湃等人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大家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特科抓紧了对白鑫的侦察。杨登瀛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并从其口中得知，他要到南京出卖党的机密，回来对党搞大破坏。陈赓遂叫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严防这个叛徒离开上海。几个星期后，经过地下党的周密侦察，终于获取了白鑫住址的情报：白鑫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范争波的公馆和合坊第4弄43号。陈赓得知消息后，立即租了一间与43号对面的房子对其进行监视。白鑫素知红队镇压叛徒的厉害，他恳求主子批准，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我党决定在他动身那天将他处决。这天，周恩来听过陈赓的汇报后，又和顾顺章、陈赓等对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了一次研究，还亲自到白鑫的住处观察现场，制定出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特科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