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会师后，返回永新召开了会师大会。在会师大会上，张云逸回顾了红七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高度赞扬了全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殊死战斗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他指出：“虽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部队一度受到挫折，但经过残酷的斗争考验，红七军锻炼得更加坚强了。”1930年10月到现在，历时半年多，辗转数千里，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胜利地来到了湘赣根据地，一度被敌人截断而分开活动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现在也胜利会师了。这证明红七军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是不可战胜的。他最后勉励全军指战员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七军的优良传统，在保卫根据地和反‘围剿’战斗中，英勇奋战，夺取更大的胜利。”由于长期艰苦环境的折磨，张云逸身患疾病，由李明瑞任河西总指挥，张云逸任参谋长。为了配合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张云逸和李明瑞指挥部队攻打安福城。在攻城一天一夜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他们立即命令部队主动撤退30里，诱敌出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又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敌人1个团，俘敌七八百人，缴枪千余支。战后，部队在永新进行休整，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的战斗任务，改选了前委，张云逸作了会议总结。会后，张云逸同李明瑞指挥部队开赴莲花，解放茶陵，乘胜直捣安仁，敌人闻风溃逃，又顺利解放了袁州（今宜春）、酃县、遂川等县，连战皆捷，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1年7月11日，张云逸同李明瑞奉命率军渡过赣江，在于都县桥头圩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成为红一方面军的组成部分，参加新的战斗。不久，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回师赣南，张云逸、李明瑞去瑞金壬寨参加军事会议，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表彰红七军，特奖锦旗一面，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转战千里。这既是对红七军的赞扬，也是对张云逸这位智勇将军的褒颂。
罗瑞卿虎口脱险成虎将
1931年5月，罗瑞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第四军军长是林彪，比罗瑞卿还小一岁。
罗瑞卿打仗向来勇敢。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队作战时，军事指挥员在前面，政委在后面。但是，只要枪声一响，罗瑞卿总是一边组织部队战斗，一边提着手枪奋不顾身地往前冲。
那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当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起把部队带到东固附近的观音岩时，国民党军队纠集在一起，凭借自己的武器优势猛烈地射击。观音岩地区易守难攻。罗瑞卿和曾士峨师长都在前沿指挥，敌人的子弹从他们的身边嗖嗖地飞过。山路陡峭，战士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往山顶上攀登。
短兵相接了，罗瑞卿挥起手枪，高喊一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上！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观音岩上，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也许因为罗瑞卿的个子高大，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头部，鲜血立刻涌出来，眼前模糊了，罗瑞卿什么也看不到了，魁梧的身体不知不觉地倒下去了……当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阵地时，罗瑞卿已经不能说话了。
鲜血把担架染红了。医生包扎了几次，血还是止不住。将军生命垂危，医疗成了一个大问题。
而这次战争也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以后，蒋介石贼心不死，他又调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个师、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3个师（其中有关树人的骑兵第一师）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等部队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仍留在中央苏区的残余部队，总兵力达20万人。
蒋介石看到鲁涤平打了败仗，就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要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于3月下旬把部队调到预定集结地域，航空第一、第二、第五队在南昌、樟树镇、吉安机场做好准备，随时支援“围剿”军作战。福建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也做好了防堵红军向东南方向转移的准备。何应钦雄心勃勃，企图为蒋介石立大功。
4月初，何应钦指挥四路军队向苏区大举进攻。何应钦这一次耍了些新花招，采用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特务手段相结合的办法进攻红军。在军事上，何应钦要求各级将领严格遵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规定各部队一天只能前进5里、10里或20里。每走一步，都要派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后，大部队才推进。部队占领了一个地方，马上要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
在政治上，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以后，要尽快把地主豪绅召回来，让他们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对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何应钦在更加严密地对苏区实行封锁外，还怂恿反动军队在新侵占的地方大肆抢劫、烧杀，肆意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人心恐慌，增加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
处于第二次反“围剿”的特殊环境下，红军的医疗条件极差。医院里，常常只有几把镊子、剪子和一些纱布、棉花，碘酒时有时无，磺胺更是珍贵得像金子。看到几度昏迷的罗瑞卿，医生们十分着急，没有条件治疗呀！
罗瑞卿被抬上了手术台。医生拆开纱布，没有打麻药就开始做手术。子弹击中了头部左侧靠近太阳穴的地方，颅骨都打破了。医生看了看伤口，不敢把碎骨头取出来，太阳穴，太危险了。没有办法，外科医生只作了一些简单的清创就缝合了。
“这个病人恐怕活不了了，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医生在罗瑞卿身边嘀嘀咕咕。伤势太重呀！谁知罗瑞卿这一刻正好清醒过来，医生讲的话他都听到了。
不一会儿，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拉锯做棺材的声音。其中一个人说：“这具棺材得做得长一些，你没看见，那个伤员个子长得好高呢！”指挥四路军队围攻苏区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
听到这话，罗瑞卿昏昏欲睡，心里想：这一次恐怕斗不过死神了。
罗瑞卿曾经同死神较量过一次，发高烧，昏昏沉沉五天五夜……他得了可怕的伤寒症。
那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长沙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北伐战争失败，无数革命人民惨死在反动分子的屠刀下。当时，武汉政府的军队正在北伐，武汉城内空虚，夏斗寅、杨森等人乘机率领军队向武汉进攻。
5月15日，夏斗寅指挥的第十四师进抵埔圻，血洗了当地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屠杀共产党员。
5月16日，这路敌人占领了距武昌仅仅只有26公里的纸坊。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罗瑞卿所在的武汉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不辞而别，罗瑞卿等人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一起编为中央警卫师，归属叶挺指挥，配合叶挺独立师作战。
罗瑞卿编在第一团，他所在的班是全团的尖子班。部队编好后就急行军上前线。
天黑时，罗瑞卿所在的部队在武昌以南的纸坊、土地堂地区同敌人接上了火。叶挺指挥的“铁军”果然名不虚传。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敌人溃退了。战斗结束后，罗瑞卿调到团里当传令兵。这是他参加的第一仗。
由于当时形势复杂，部队回到武汉后，又三天两头拉到郊外去。有时候是训练，有时候是有敌情。盛夏，武汉酷热难熬，部队频繁行动，许多人都患病生疮了。
不久，罗瑞卿所在的部队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师，每人发一支三八式破枪、5发子弹。罗瑞卿为二连副班长。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部队改编完毕，即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从武昌坐小火轮拖的木船出发了。船还没有出武昌，有人悄悄对罗瑞卿说：“这次东征，是蒋介石和唐生智两大军阀之间的一场混战，我们不值得为他们卖命。有机会时可以离队。”
罗瑞卿心里想：这个人大概是共产党员。
船到九江，忽然传下来一道命令：全部人员上岸，把枪架在马路上。
缴枪？罗瑞卿感到莫名其妙。这么随随便便就把枪缴了？
等了许久，又传来一道命令，要他们把枪背到张发奎指定的地方去。然后他们被关在一个医院的草坪上，周围的电灯都被拆除了，黑得吓人，热得难受。真见鬼！罗瑞卿暗暗骂了一句。
门忽然开了。张发奎带着几个警卫员走进来，扫视了一眼人群，气呼呼地说：“我不说你们也知道，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南昌进行暴动，把我的部队都消灭了。南昌方面对不起我，我可要对得起他们。你们中间有谁是共青团员？站出来嘛！你们不愿意在我张某人手下干，我可以把你们送到南昌去。我张某人决不加害你们。”
战士们心头笼罩着一种悲观、低沉的情绪，谁也不知道这支部队的前景如何。罗瑞卿的脚上生了疮，伤口感染，他开始发高烧，拉肚子，病魔无情地向他袭来。莫名其妙的缴枪，使他对这支队伍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找个机会，同一名叫冯开琮的黄埔学生一起回到武昌。
罗瑞卿和冯开琮是四川同乡，两人在武昌住进四川会馆背后的一个小旅馆时，罗瑞卿大病发作，躺倒了。
一连3天，罗瑞卿病情丝毫未减，两只手在胸前乱抓，不时地说胡话。冯开琮着急了，把罗瑞卿送到武昌昙花林一个叫仁济医院的教会医院去看病。
医生一看罗瑞卿的脸色，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当他们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脉，冷冰冰地说：“伤寒。”
伤寒，那是足以致人死命的疾病。罗瑞卿的心都凉了。医生说：这种病必须住院，必须隔离，还要吃流食。医院可以收这个病人，但要先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罗瑞卿重病缠身，只好向医生说好话，又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医院才勉强把他收下了。
住院之初，冯开琮还经常来看他。后来因为院方经常向他催要住院费，吓得他也不敢来了。交不出钱，医院不肯用药。那些天，罗瑞卿眼睛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整日高烧不退。
死神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医院把他推向死神那一边。他被赶出医院。罗瑞卿不能走路，医生就在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把他拖回那家小旅馆。
旅馆老板看到罗瑞卿病得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肯接收。黄包车夫无奈，只得把罗瑞卿拖回医院。
院长发怒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不会拖到四川会馆去？”
现实多么冷酷。罗瑞卿被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屋内。小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块刚刚能躺下身子的木板。罗瑞卿身边除了从军校带出来的那条棉被，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几天，罗瑞卿几乎绝望了。
他想到了死，想到自杀……
后来，他回忆说：“在会馆里待了多久我不大清楚。那时候对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太明确了。稍微清醒的时候就想想自己的事情：举目无亲，又无友，大病缠身，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间黑屋子里。看看四肢，只剩下皮包骨。陷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自以为绝没有活的可能，曾想自杀以结束痛苦，但是当时却连动一动的劲也没有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四川会馆里一位姓熊的人走进这间黑屋子。当他发现重病缠身的罗瑞卿时，不忍心让这个四川人年纪轻轻的就死去。每天吃饭时，他给罗瑞卿送来一碗稀薄稀薄的米粥。
罗瑞卿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那碗米粥，一口接一口地喝了下去。他万万想不到，这些稀薄的米粥使得被细菌侵袭的胃肠道得到了休息和恢复。他连喝了几天稀粥，觉得手上、脚上有些劲了。
罗瑞卿终于挣脱了死神的魔爪。
大病初愈，罗瑞卿恍若隔世为人。他格外想念家里的亲人，就给他父亲和外公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悲惨情景，并希望家里能寄点钱帮他渡过眼前的难关。
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信中没有告诉他汇款的好消息，而是一连串的责骂和讽刺：你是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要家里接济？你心里还有这个家？
家庭对他的冷酷态度是罗瑞卿不曾想到的。他发出了“宁做千秋鬼雄亦死不回家”的信念。
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封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武汉的白色恐怖，特别是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便更加严重。四川会馆里经常有人被捉。当时反革命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通过南充中学的一名同学的帮助，离开了武昌，奔赴上海。
当时，武昌城里大批大批的工农群众惨遭屠杀。罗瑞卿离开四川会馆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就把会馆包围起来，抓走了一些人。
……
也许因为在武昌死里逃生，所以，罗瑞卿对自己的伤势坦然多了。
做棺材就让他们做去吧！他心里想。他还想着要到阵地上去。战斗那么紧张，留在阵地上对大家也是一种鼓舞呀！罗瑞卿没有想到，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胜利了。那是从破译敌人的密码开始的。
黄昏，星星从苍白的天空深处出现了。山坡上的树木像狰狞的巨人似的站着，枝叶的罅隙中似乎有千百双小眼睛，在窥视这神秘的大地；房屋成了一团黑影了，躁动了一天的大地显得平静多了，无线电台上的信号比白天更清楚了。忽然，王诤耳朵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信号：“我们现在驻富田，明晨出发。”王诤立刻判断出这是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的电台，在同另一个师联络。王诤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你们到哪里去？”
“东固。”
……
王诤等人立刻把这份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指挥所。朱德和毛泽东看到红军的电台及时收听到了敌人的动向，非常高兴，他们详细分析敌情以后，于5月14日相继下达了歼击由富田出犯之敌的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5月15日晚，毛泽东特地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到附近村子里去找向导。在向导的帮助下，选择了从东固到中洞大道南侧的一条小路作为红三军主力的前进通路。
为了一举歼灭敌第二十八师，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以彭德怀为总指挥的第三军团为左路军；朱德和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军团兵分两路，黄公略的第三军为中路军，林彪、罗荣桓的第四军为右路军。同第一次反“围剿”一样，朱德把彭德怀、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等人率领的部队部署在主要方向上。
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去指挥作战。15日夜晚，朱德同方面军总部和警卫连的同志们一起，从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道西进时，突然同敌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遭遇了。朱德立刻命令大家往山坡上散开，边打边退。天太黑了，敌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红军，还以为进了红军的伏击地带，行动极为谨慎。山谷里，枪声时而激烈，时而消失，朱德和警卫连的同志们一起同敌人战斗了近3小时，阻止了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