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孟子面对齐人的责难，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离开齐国时的心情。由此可知，孟子为什么在齐国呆了二十多年；已决定离开时，为什么又不肯马上就走——因为有一个伟大的理想（“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藏在他的心灵深处。现在，孟子说出来了，使责难他的尹士十分震动，这才发现自己站在孟子面前实在太渺小了。原文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弟子充虞在路上问孟子：“老师您好像不高兴似的。以前我曾听您说过‘君子是不怨天，不尤人的’。”
孟子说：“那时是一种情况，现在又是一种情况。从历史上看，每过五百年必有一位明君兴起，其间还一定要有辅佐他的命世之臣出现。从周建国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看已经超过了；从当前的时机看，正是时候。天不想使天下太平罢了，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当今世人，能辅佐明君使天下太平的，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
解读
孟子十分推崇孔子，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章句下》第一章）。又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大约都经过了五百年。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年，孔子到他那时又有一百多年，加起来有七百多年了。因此“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孟子这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是不正确的。孟子以前的几个朝代虽然都大致经过了五百年，但作为一个历史观，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不对了。汉以后的各朝，一般只有二三百年。孔子就没有这种历史观。
但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把在天下实现理想政治，使百姓过上安定生活的这份沉重责任担当起来，而且为之奋斗一生，实在令人敬佩。几千年来，孟子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
原文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这个地方。公孙丑问道：“做官却不要俸禄，是古时的办法吗？”
孟子说：“不是。在崇，我见到了齐王，回来就想走，想法定了不想改变，所以不接受俸禄。接着齐国有战事，就不能申请离开了。长期留在齐国，不是我的心愿。
解读
公孙丑认为，做官受禄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对孟子在齐国最后一段时间不要俸禄就难以理解。孟子给他作了解释：自己决心离开齐国，不能对齐国再做贡献，怎么能还要俸禄呢？
活学活用
人和至上：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已成为千古名句，对国家，对集团，对个人都有其永恒的真理性。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但他的地位却受到生母和胞弟的威胁。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要求郑庄公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制邑是军事要塞，郑庄公没有同意，武姜又替共叔段要求易守难攻的京城，郑庄公答应了。
共叔段一到京城，就加高加宽城墙。郑国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对郑庄公说：“各种等级都邑城墙的高度，先王都立有规定。如今共叔段不按规定修城墙，您应及时阻止他，以免后果难以收拾。”
郑庄公说：“我母亲希望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共叔段看哥哥没有对自己采取限制措施，便更加放肆起来，下令让西部、北部的军队听命于自己，并私自接收了周围的城邑来作为自己的封地。公子吕对郑庄公说：“应及早下手制止他，否则周围的战略要地都会慢慢被他掌握！”郑庄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用不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对君不义，对兄不亲，这样不仁不义的事做多了，即使占据再多的地方，也会自取灭亡。”
共叔段看到哥哥没有其他动静，更加放手聚集粮草，聚敛钱财，扩充部队，准备攻打郑庄公。共叔段治下的百姓对此都十分不满，纷纷跑到郑庄公的地盘上。
这时，郑庄公说：“时机到了！”他派人探听到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后，派公子吕率领两百辆战车攻打共叔段，共叔段只好逃亡。
智慧金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尽管现代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古代文明，但对现代人来说，要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人心向背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过则改之：知错就改，虚心纳谏
有一次，唐太宗下令，想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还会株连九族。
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
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知错就改，善于虚心纳谏。
智慧金言孟子指出，古代的君子“过则改之”，犯了过错就改正，因而受到百姓的景仰；而如今的君子不仅“过则顺之”，将错就错，还为过错编造种种借口。
生财有道：领导爱财，取之有道
陈臻说：“以前在齐国，齐王送您上等好金一百镒，您没有接受；在宋国，宋王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国，薛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在齐国不接受赠金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接受是正确的话，那么以前的拒绝就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情况中，您必定处于其中的一种了。”
孟子说：“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要长途旅行，远行的人必然需要路费，宋君说：‘送点路费给你。’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国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遂有戒备之心，因而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所以送点钱给你买兵器。’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没有理由而送给我钱财，这是收买我啊。哪有君子可以被人家用金钱收买的呢？”
陈臻是个耿直的学生，对老师前后不一的行为迷惑不解，于是将这两种行为作了一个“两难推论”摆在了孟子面前，是与非，任选其一。这个问题够难的。
好在孟子对于问题的认识有自己的想法，不但轻易地化解了陈臻的疑惑，还提出了“君子不可货取”的著名论断。这一观念是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影响着他们的道德操守和价值判断。从孔子时代到战国时期，乃至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就是自身道德的建设，至圣先贤的许多观念得以延续、阐发、秉承，并灌注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世界，成为省身治世的金玉良言。
春秋时，有一宋国人获得一块美玉，奉献给大夫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这块玉拿给玉匠鉴定过，认为是宝贝，所以才进献给您。”子罕说：“你把玉作为宝贝，我把不贪作为宝贝，如果你把玉给了我，我接受了你的玉，我们两人就各自都丧失了自己的宝贝。不如各人都保有自己的宝贝吧。”这里子罕的自律就是君子的道德恪守。一个人应该守护自己最宝贵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不能让物欲迷惑了自己的眼睛。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君子的行为准则作过充分的论述，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君子品格的道义基础、立身原则和价值判断。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把利放在末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并将义利之。便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指出二者对于价值判断的着眼点有极大的差别：前者以义为目的，后者以利为目的。
那么，在古人那里到底什么是君子呢？儒家诸子和后世学人强调君子应该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积极人世的社会价值取向；应该追求道德素养的完善，举善隐恶的行为的张扬；应该具有与人为善的广阔胸襟，济世扶危的远大志向；应该具有引领道德风尚的行为魅力，鄙视小利而以天下信义为重。
让我们看一看先贤们的论述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四道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这是衡量君子的四个重要原则：恭行、敬事、惠民、使义。
孔子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是君子的道德素质，应该“善与人同”，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礼记·哀公问》中说：“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先进》）这是君子之德的社会效应，它可以引领好的道德风尚。
荀子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这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应以公正为据。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是君子的社会作用和应该具有的抱负理想。
可以看出，在这些先哲那里，对于君子的认定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君子应该以善性为基，以善行为墙，以善举为梁，构筑自己作为君子的道德屋宇。在《论语》和《孟子》中，他们对君子的期望值极高，因为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他们所崇尚的君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论语》中涉及“君子”的论述多达84处，在《孟子》中也多达83处，对于君子的论述构成了他们对于道德修养、社会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基本论点。
当然在对君子的认定中，荀子的一个说法值得我们关注，他认为：“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也就是看人不看身，而看心。心术正的丑人再丑也是君子，心术不正的美男子再帅也是小人。这可以让我们戴着世俗有色眼镜看人的诸君有所省思。
孔孟认为，作为君子，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必须贯穿到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重建自己的道德体系不能肆意，放逐自己的欲望心性，不能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当然，欲望是人的基本构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如果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孟子的有所取，有所不取，才能够让我们心悦诚服，孟子才会面对陈臻的诘问回答得那么理直气壮。
“道”是第一位的东西，“富与贵”是第二位的东西。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荀子也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荀子·修身》）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基本的人生追求是“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也就是说道德素养、道义准则是一个君子的生命。生命中可以没有轻裘肥马，但不可以没有正道直行。这是君子的原则性问题。
孔子对于君子曾经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君子不器。”表面的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像一个器具一样。孔子的比喻到底说了一种什么观念呢？《论语正义》中解释说：“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见机而作无所不施。”按这一解释，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种限定的功能，因为器皿一旦被制成，从形式到内容就定格下来了，不变、僵死，便成了它永久的特性，君子不应该成为只能一用的工具，而应该是主导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他必须适应各种社会行为的需要。
但是谁也不是孔子，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由于孔老夫子没有说全，所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综合考量，大概有这几种解释：
一是君子不能以“成器”为人生目标，成为政治的工具，如果以为成了王侯将相，就达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观念对君子来说是不对的，他还需要更高的精神追求。
二是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能做一种事情，像碗只能盛水、篮子只能装东西那样，限制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应该适应不同的社会需要。
三是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成为主人把玩的对象，而应该有自主精神，即具有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君子不是‘东西’”，也就是君子应该有自身的价值。如果君子是东西的话，那当然可以买来卖去，身不由己，也就落入了孟子所说的“可以货取”的悲惨境地了。
总而言之，作为君子应该化解私欲的折磨，摒弃个性的弱点，完善自己的道德素养，追寻人生的最大价值。虽然，我们不可完全抹杀“利”在人生中的必要性，但对“利”的求索应该置于“义”的约束之下，“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权》）。要达观通便地去对待利益，这样才是君子所为。正像孔子所言，应该“见利思义”，这样才能够最终达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澄明境界。
但是现实的困境并不像我们纸上谈兵那么来得容易，社会中浮动的欲望总能够轻而易举地攫取人的心灵。古代先贤有过对世风的哀叹，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深陷物欲的泥潭呢？道德的滑坡、操守的沦丧、市场的诱惑、现实的竞争，大多都是不可遏制的欲望在作祟。
智慧金言孟子说，“君子之守也，修其身而天下平”。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社会的道德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君子不器”真的变成了“君子不是东西”，那将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多么大的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