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人。双方的地点相隔一千多里，时代前后相距一千多年，但是他们在事业得意的时候，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先圣舜后圣文王，他们的修身治国之道是一样的。”
解读
孟子称舜为先圣，称文王为后圣，虽然二人一是东夷人，一是西夷人，就时间说，二人相距一千多年，但“其揆一也”。从什么地方看出二人一样呢？首先二人都不贪图权势。“舜视弃天下如弃敞屣”（《尽心章句上》第三十五章），而文王已取得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他依然向纣称臣，最后到武王才把纣推翻。
其次，二人都是仁者，治国都施行仁政。舜得天下后，封一直要杀害自己的弟弟为诸侯，表现出一个仁人“不藏怒，不宿怨”的胸襟。孟子赞扬“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尽心章句上》第四十六章）。文王治岐，“发政施仁”，首先照顾鳏、寡、孤、独四种生活困难的百姓。
凡是圣人，都已领悟世间至理，其为人处事，治国安民，自然要遵循正道，先圣后圣不会有差别。
原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译文
子产在郑国当政的时候，曾用他自己所乘的车帮助人们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子产这是只顾给百姓施小惠，却不懂得政治。如果十一月建成走人的小桥，十二月建成走车的大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发愁了。君子只要把政治搞好，他一出行鸣锣开道都是可以的，哪里用得着对百姓一个一个地去救济呢？所以为政者一个一个地去讨人欢心，时间也就会太不够用了。”
解读
郑国在东周初期，郑武公、庄公时，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大国。但庄公死后，内忧外患不断。子产在公元前554年（孔子诞生前三年）登上郑国的政治舞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整顿国家制度和井田制度，任用贤能，惩办贪官污吏，使郑国政事井井有条；在乡校中，提倡国人议论执政的得失；在财政上施行丘赋制度；在法制上，他把刑法条文铸在一个大鼎上（铸刑鼎），公之于众。郑声公五年（前522年），子产去世，《史记·郑世家》说：“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论语》中，有三章赞扬子产。
这里孟子对子产的“惠民”——用自己的车帮助人们过河，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他主张一个政治家应该首先把国家的政治搞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难，如在河上架桥，就可以不必用自己的车帮助人们过河了。一般地说，孟子的主张是对的，但对子产来说，他是只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的为政者吗？大政治家也不能眼看着个别百姓的困难不管。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得像自己的手脚一样，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像自己的腹心一样；君主把臣下看得跟狗和马一样（随意役使），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和陌路人一样；君主把臣下看得像泥土和小草一样（随意践踏），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像仇敌一样。”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对过去的国君得服一定的孝。君主怎样做，臣下才会为他服孝呢？”
孟子说：“君主对臣下的直言劝谏能照办，臣下的建议能听从，对百姓广施恩惠；臣下因故离去，君主能使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并派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做好安排；离开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叫做‘三有礼’。这样做，臣下就会为他服孝了。如今做臣下的，直言劝谏君主不照办，建议也不听从；君主对百姓不施恩惠；臣下因故要离去，国君就把他拘捕起来；他无论到哪里去，都让他不得好；他离开那天，就马上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叫做仇敌。对仇敌一样的昔日的君主，臣下还服什么孝呢？”
解读
礼为帮助人我之间通情达意而设，当然应该由双方共同维持。君臣关系，也是双方的。君主只要求臣下而不要求自己的做法，不合乎设礼之意。做臣的对国君不能愚忠愚信，根据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为臣的也应当调整自己的态度与行为。
齐宣王显然不赞同孟子的主张，他提出礼制“为旧君有服”的规定，想让孟子承认君主高于臣。君主生前无论怎样无道，为臣的，甚至已经离职的臣下，也得为死去的君主服孝。孟子结合这个问题，提出：想做到“为旧君有服”，君主生前必须做到“三有礼”，让为臣的心服。否则，像如今的君主那样“三无礼”，臣下就只能把你看成仇敌。一个人怎么能为仇敌服孝呢？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
孟子说：“士人没有罪而被杀，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了；百姓没有罪而被杀，那么士人就可以搬往别处去。”
解读
士人有知识、有骨气，如果一国国君无故杀戮士人，说明他已憎恶士人。他知道因为自己无道，士人一定要起来反对，所以杀戮士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朝为官的士人——大夫，如果你不想助纣为虐，就应该赶紧离开这个暴君；否则，灾祸必将落到自己头上。等国君到了滥杀无辜百姓的地步，这个国家已经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有志之士只有离开这个国家，才是唯一出路。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应验了孟子的话。可惜战国末期，知道孟子的人并不多！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
孟子说：“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
解读
一国国君的思想作风，必然影响百姓的思想和社会风气。孔子也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第四章）本章的内容已在前篇第二十章出现过，这次重出，是根据篇章内容的需要吧？本篇第三章和第四章也都是在谈国君言行的巨大影响。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译文
孟子说：“不合礼法的礼，不合正义的义，品德高尚的人是不干的。”
解读
一般人有时不明事理或拘于情面，干出不合礼法、不合正义的事情。品德高尚的人，能够随事顺理，因时制宜，不合礼义的事是不干的。正因为“有所不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请参看本篇第八章）。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译文
孟子说：“按常理讲，走中庸之道的人，养育熏陶不走中庸之道的人；有才干的人，养育熏陶没有才干的人。所以，人们都喜欢有贤德的父兄。如果走中庸之道的人放弃不走中庸之道的人，有才干的人放弃没有才干的人，那贤德与不贤德的差别都不够一寸了（相差无几）。”
解读
孟子的意思是让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和有才干的人负起教育“不中”、“不才”的责任。如果只顾自己，对“不中”、“不才”的人（主要是年轻人）不管不顾，任其自由发展，那他的“中”，也就不能称为“中”了（已经偏离正道），而他的“才”因为不往正道用，也就不能称为“才”了。原文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解读
学习本章应参看本篇第六章：“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你有所不为，不干非礼非义的事，说明你对自己要干的事，是有所选择的，你所干的必是合礼合义、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这样，你必会有所作为。反之，假如一个人无所不为，非礼非义的事也干，则只能危害国家和人民，给自己招来祸患。
第六章是说：“有所不为”，本章是说“有所不为”的结果——“有所为”。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宣扬别人的不好，如果引来后患该怎么办呢？”
解读
本章是孟子从“言人之不善”的消极后果，来告诫人们不要宣扬别人的不善。其实“言人之不善”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因而受到孔子的批评：“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第二十九章）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自己的进德修业上，不能在评论别人上花很多时间。否则，“心驰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朱熹《论语集注》）。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译文
孟子说：“孔子是做什么事都不过火的人。”
解读
孔子一生的言行都符合中庸之道，既不过分，也无不足，但孔子绝不是乡愿派。乡愿，不说好，也不说坏，给人以谨慎厚道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是与世俗同流合污、求媚于世的伪善者。所以，孔子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第十三章）孔子是好就说好，坏就批评，并且分寸恰当。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
孟子说：“品德高尚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贯彻始终，根据是否合乎正义来定。”
解读
说话讲信用，做事贯彻始终，这是好的品质，但不能绝对化。你为了赢得有信用的美名，不论是非好坏，一律坚守不变，一律坚持到底，有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孔子周游列国时，想从陈国到卫国去，中途经过蒲这个地方，蒲与卫有矛盾，蒲人扣住了孔子一行，不让走。弟子们起来反抗，蒲人害怕了，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就放你们。”孔子答应了。可是，孔子被释放后还是去了卫国。子贡问老师：“你不是答应蒲人不来卫国吗？”孔子说：“是他们威胁我才答应的，这不能算数。”所以，当我们对别人有一个承诺，后来发现这个承诺错了；或者，当我们做一件事，中途发现错了时，都不必坚持。我们根据什么做这样的决定？根据是否合乎正义。这里有一个良心问题，正确的决定，应出自良心。这叫做“良心自律”，由此而产生的道德行为（义行）叫做自律道德。自律道德与外界规定的他律道德是有原则区别的。儒家所主张的当然是自律道德，《孟子》中有许多章都是阐述自律道德问题的。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译文
孟子说：“所谓圣人，就是没有失掉他的赤子一般纯一无伪之心的人。”
解读
这里的“大人”应讲成“圣人”。
人之所以会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没有失掉他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人性本有的善心，就是赤子之心。可是经过后天的长时间的不良习染，人本有的好善之心会逐渐泯灭。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能不失掉人本来的好善之，心——赤子之心。
不失掉赤子之心谈何容易。圣人一开始也和常人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大染缸之中。可是，圣人的赤子之心始终没有失掉。颜渊问仁时，孔子告诉他要“克己复礼”。我想这也正是孔子自身的心路历程。经过这样的克己复礼的心路历程，彻悟了人原初本有的心性，而能守住不失，这就是圣人。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译文
孟子说：“养活父母不算什么大事情，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一件大事情。”
解读
《论语·学而》第九章，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的意思是：对死者送终之礼要谨慎地办理。孟子在这里对“慎终”更强调了一下。为什么“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朱熹解释说：“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
根据孟子的这番话，后来孝子在为父母办丧事时，灵棚上的横批常用“可当大事”四个字。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用合理有效的方法来达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对所认识的深信不疑；对所认识的深信不疑，就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
解读
孟子认为，我们必须用合理有效的方法才能得到高深的造诣。什么是合理有效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能使学者“自得”。什么叫“自得”？就是自觉地有所得。所谓“自觉地有所得”，就是学问、道理自己真正体认了，变成自己的血肉。譬如有人告诉你：为人应该诚实，自己也认识到诚实是一个很好的道德品质，但对本人来说，这毕竟是外来的。一旦听另一个人说，诚实者吃亏，而据你自己的观察，社会上诚实的人很少，不诚实的人却很吃得开。这样，你对“为人应该诚实”这句话可能会产生怀疑，乃至放弃。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不是由于自己体认而得到的。自己体认得到的，才深信不疑（居之安）。对一个道理深信不疑了，我们对它的内涵义理才可能深入挖掘，细细品味，并随着生命经验的积累，进一步拓广对它的认识。例如，自己体认到了“为人应该诚实”，那么落实到具体生活上，怎样的行为才算诚实？一旦诚实吃了亏，自己应该怎样调整心态？等等。诚实逐渐成了自己的性格，要说谎先脸红，心里忐忑不安，到这地步，你从心所欲，也不会违背“诚实”，可以说是取之不尽，“左右逢源”。
学习能“自得”，才能有积累，才能有深入，才能有提高，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所谓“德者，得也”，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读书，详细地解说其理，在融会贯通以后，回到能简略地述说其内容大义的地步去。”
解读
读书贵博，更贵能由博返约。“博”就是要多读书，“约”就是从大处用心，进行归纳会通。博及群书后，由博返约，是读书的重要方法。读书不能由博返约，你读多少书，也不能见成效。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口头讲很好的道理想叫人心服口服的，没有能够服人的。用很好的道理来熏陶教养人，这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口服。天下人不心服而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解读
“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你想用强力使人心服，即使你讲的道理再好，人们也不会相信。你想用强力给人“洗脑”，人们表面可能顺从了，但力量一松，就会反弹。
本篇第十四章孟子提出的培养人的最合理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自得”。叫人“自得”要“善养”，就是要熏陶、教养，不能强迫。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译文
孟子说：“说话没有实际内容是不好的。这种不好的后果（使贤者不被任用），将由蔽贤者来承当。”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