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天子能向天推荐人，却不能叫天把天下给予这个人；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却不能叫天子把诸侯的职位给予这个人；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却不能叫诸侯把大夫的职位给予这个人。从前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是用行动和工作暗示给人们罢了。”
万章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这是怎么回事？”
孟子说：“叫他主持祭祀，所有的神明都来享用，这就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工作，工作搞得很好，百姓对他都满意，这就是百姓接受了。是天授予他，百姓授予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授予人。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一共二十八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做到的，而是天意。尧死了，三年之丧完毕，舜为了让尧的儿子继帝位，自己躲到南河的南边。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打官司的，也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讴歌人的，也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国都，登上天子之位。如果自己住在尧的宫室里，逼迫尧的儿子（让位给自己），这是篡位，而不是天授了。《太誓》说：‘上天的看法，出自百姓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出自百姓的听闻。’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把政治的本质提升到道德的层次，要以道德规范权力，使仁政得以施行，不致腐化泛滥。其中，权力的转移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国国君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要行仁政，把希望寄托在掌权的国君的自觉性上是靠不住的。由此看来，国君在位，在仁心仁政德化礼治之余，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天下找到理想的领导人，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儒家经过反省，认为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子孙未必贤德，所以主张传贤不传子的禅让制度。禅让制度有三个优点：一可以避开打天下的权位之争；二是能使有德者在位，可使国治天下平；三是旧君对未来新君有一个认识扶植的过程，在这中间也能了解百姓对新君的态度。
孟子认为尧把帝位传给舜不是出自个人的独断，因为做天子的，也不能擅自把天下传给哪一个人。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是谁传给他的呢？孟子回答说是天传给他的。孟子认为，“天与之”，实际是“天受之”，就是天接受了尧的推荐。天所以接受尧的推荐，是由于舜常行美德。由什么地万能看出天接受了尧的推荐呢？按孟子的解释是百姓接受了尧的推荐。舜由尧推荐，而决定在百姓。
舜相尧，就是尧把舜推介到人民的面前。舜辅佐尧治理天下，前后达28年之久，而且政绩斐然，这不是人为所能，而是天意的所在使然。尧去世后，三年丧礼期满，舜退避到南河之南，把天下让给尧之子，可是天下诸侯朝拜天子时，不到尧之子那边去，都到舜这儿来；百姓有纠纷、打官司，也不到尧之子那边去，而到舜这儿来；歌功颂德的人，也一样不到尧之子那边去，而到舜这儿来。所以说，舜即帝位是天意所在。一直到这时候，舜才回到国都即位。
其后，舜荐禹于天的禅让，其精神也在“天与之”、“天受之”与“民受之”上。儒家的理想政治就是这样。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毫。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到禹的时候道德就衰微了，所以帝位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这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天要授予贤人，就授予贤人；天要授予儿子，就授予儿子。从前，舜把禹推荐给天，十七年后，舜死了，三年之丧完毕，禹为了让舜的儿子继帝位，自己躲到阳城去。可是，天下的百姓都跟随禹，就像尧崩之后，百姓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把益推荐给天，七年之后，禹死了，三年之丧完毕，益为了让禹的儿子继帝位，自己躲到箕山的北面。朝见天子和打官司的人都不到益那里去，而去启那里，都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呀。’讴歌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都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呀。’尧的儿子丹朱不好，舜的儿子也不好。而且舜帮助尧，禹帮助舜，经过的年岁多，对百姓施恩的时间也长。启很贤德，能认真地继承禹的传统。益帮助禹，经过的年岁少，对百姓施恩的时间也短。舜禹益之间相距时间的长短，以及他们儿子的好坏，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而竟这样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竟来了的，就是命。以一个普通百姓而竟得到天下的，其德行一定是像舜、禹一样，而且还要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得到天下。因世袭而得到天下，被天所废弃的，一定是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所以益、伊尹、周公所遇君王并不暴虐，没有得到天下。伊尹帮助汤统一了天下，汤死了，太丁未继帝位就死了，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最后太丁的儿太甲继位，太甲破坏了汤的法度，伊尹就把他流放到桐邑。三年后，太甲悔过，悔恨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桐邑就以仁居心，唯义是从。三年后，以能听从伊尹对自己的教训，又回到亳都做天子。周公的不能得到天下，就像益的在夏朝、伊尹的在殷朝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的禅让，夏、商、周的子孙世袭，道理是一样的。’”
解读
本章是前一章的继续。孟子还想用“天与之”的理论阐述“天受之”、“民受之”，为禹的传子不传贤寻求理论依据。不过，禹向天推荐的是益，不是启，但后来还是启做了天子。最后，孟子得出新的结论是：“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我想，孟子并不是在这里称赞世袭制度，而是提倡“传贤”，不管传者和继承者是否有血缘关系。同时，帝位传承的最后决定者是“天”，实际上是“天受之”、“民受之”。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伊尹是以给汤烹调美味来求得汤任用自己的，’这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在莘国的土地上耕田种地，而喜欢尧、舜之道。如果不合正义，不合正理，即使以天下的财物作为他的俸禄，他都不会回头看一下；有四千匹马系在那里，他也不会去看一下。如果不合正义，不合正理，一点东西也不会给别人，一点东西也不会取于人。汤王曾派人拿礼物去聘请他，他却安闲自得地说：‘我为什么要接受汤王的这些聘礼呢？到汤王那里去哪像呆在田野里，以尧、舜之道为乐更好呢？’汤王多次派人去聘请他，不久，他就完全改变了态度，说：‘我与其呆在田野里，以尧、舜之道为乐，哪像使现在的君主成为尧、舜，使现在的百姓做尧、舜的百姓更好呢！哪像我亲眼看到这巨大变化，把理想变成现实更好呢？上天生下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先觉者来使后知后觉者觉悟过来。我，是百姓中间的先觉者，我要以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有所觉悟。不是我去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去呢？’伊尹认为：天下的百姓，如果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妇女，没有沾润上尧、舜之道的恩泽，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到山沟里去一样。他是像这样地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自己肩上，所以到了汤那里，就用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道理来说给汤王听。我从未听说过自己不正，却能匡正别人的。更何况自己遭受侮辱，却能匡正天下的呢？圣人的做法不同，对国君有的远，有的近；有的离去，有的留下来；都是要使自己的品德保持纯洁。我只听说伊尹是用尧、舜之道求汤了解自己，没听说用烹调美味求汤了解自己。《尚书·伊训》说：‘上天的讨伐，最初是在夏桀的宫室里由他自己造成的。我不过是从殷都亳邑发动罢了。’”
解读
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就曾赞扬过伊尹，说他“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是一位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政治家。他是以先知先觉自居，以救民自任。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章句上》第八章）与人为善之道，就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尧、舜之民，都能成为先知先觉。这是儒家的理想境界。
至于伊尹和汤王的结合，孟子认为不是像传说那样，伊尹先“辱己”做了厨师，以关味取得汤的欢心后，汤王才起用了他，而是从一开始伊尹就乐尧、舜之道。汤王开始以币聘请，他都没有答应。后来汤王又多次聘请，唤起了伊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归服汤王。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原文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住在卫灵公所宠幸的宦官痈疽家里，在齐国住在宦官瘠环的家里。这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编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住在颜雠由家里。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住在我家里，卫国的卿相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一切由命运决定。’孔子依礼而进，依义而退，至于官位的得与不得，他认为那就由命运决定了。如果他住在痈疽和瘠环家里，这么做就是无视正义和命运了。孔子在鲁国和卫国不得意，又碰上宋国的司马桓魋要拦截他并想杀死他，他只得更换成平民的服装悄悄地经过宋国。这时候，孔子正处在困难的时期，就住在司城贞子家里，做了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过，观察在朝的臣子，看他所招待的客人；观察外来的臣子，看他住在什么人的家里。如果孔子真的住在痈疽和瘠环的家里，还怎么能算是孔子呢？”
解读
孔子是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离开鲁国到了卫国，时年55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找一个信任自己的理想的国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不是到各国去找官做。其实，孔子在鲁国曾任大司寇，鲁定公也没有免他的职，他是因为看到鲁国君臣没有希望才离开鲁国的。此前，孔子在鲁国出仕前，季桓子家有权势的家臣阳虎，曾想拉拢孔子，但孔子婉言谢绝了。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时绝不会为了做官和宦官之流勾结。另外，孔子也一再告诉弟子们交友要慎重，要“无友不如己者”（《学而》第八章）。在子贡问为仁时，孔子告诉他：“……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第十章）所以，万章告诉孟子关于孔子和宦官接近的话，纯粹是好事之徒编造出来的。
孟子在本章用史实说明孔子去齐国、卫国、陈国时都住在谁的家里，批驳了好事之徒编造的谣言。
原文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以五张羊皮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并替人家养牛，以此来求得秦穆公任用自己。’这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是好事之徒编造出来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所产的驾车的良马向虞国借路，来攻打虢国。当时的虞国大夫宫之奇谏阻虞公不要答应，而百里奚却不去谏阻。他知道虞公是不可以劝阻的，就离开虞国去了秦国。这时他已七十岁了，竟然不知道用给人养牛的办法来求得秦穆公的任用是污浊的行为，这能说是聪明吗？但是，他预见到虞公不可以劝阻就不劝阻，这能说是不聪明吗？他预见到虞国将要被灭亡就先离开了，这不能说是不聪明。他在秦国被推举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和秦穆公在一起能有所作为，因而辅助他，这能说是不聪明吗？为秦国的卿相而使国君秦穆公名扬天下，并足以流传于后世，不是贤者能够如此吗？卖掉自己来成全君主，连乡村里洁身自爱的人都不肯干，难道说贤者能干这种事吗？”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