貉稽说：“我被人家说得很坏。”
孟子说：“没有关系。士人很讨厌这种随便议论别人的人。《诗经》说：‘我的心里愁闷，是因为深遭那群小人怨恨。’孔子可以说是这样的。又说：‘虽不能消灭它的愠怒，但也不失落自己的名声。’这说的是文王。”
解读
貉稽受到别人的毁谤，有些想不开，孟子用《诗经》和孔子、文王的事迹来劝说他，劝他不要把别人的毁谤放在心上，而要像《绵》所说的那样：“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即自己加强修养，依道而行，尽其在我。
原文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文
孟子说：“贤德的人先使自己明白了，然后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糊糊涂涂，却想使别人明白。”
解读
这段话，应令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深省。一个教师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但不可能，而且说明自己没有责任心。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好：“为教而学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更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陶行知文集》第190页）
没有责任心的教师是在误人子弟，不仅误人子弟，而且影响国家的发展。所以，做教师的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粱启超先生说：“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饮冰室文集》第13册第15～16页）
原文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译文
孟子对高子说：“山路上行人常走的地方，坚持不变地走下去，就成了一条路；只要有一个时候不去走它，又会被茅草堵塞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解读
本章孟子用山间小路的成与废，来比喻人心的通与塞。高于原是孟子的学生，因学不见道，不免心里犹疑，孟子就用这个比喻来开导他。一个人想达于道，就必须像山间的小路一样，不停地去走，即不停地加强修养，如此才行。看来，学道也并不容易，但失道却很容易，只要你稍有懈怠，就像山间的小路一样，几天不走就杂草丛生，而不成其为路了。人只要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私心杂念就会乘虚而入，就会离道越来越远。
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所以，你只要顺着本性去做、去想，就会成为君子。但要不间断地去做、去想才可以，你只要心一怠惰而不思，就会为私欲蒙蔽，变得昏聩糊涂而自我迷失了。这就是孟子说的：“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
由此看来，人犯错误、变坏，是不能怪别人怪环境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自己身上。
原文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译文
高子说：“禹的音乐高于文王的音乐。”
孟子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子说：“因为禹传下来的乐钟的钟钮都快断了。”
孟子说：“这怎么能足以证明呢？城门洞里的车辙那样深，难道只是几匹马的力量吗？”
解读
禹在文王前一千多年，禹王的钟钮，到战国时期已有一千八百年，即使不用也该断了。高子据此说禹王的音乐高于文王的音乐是没有道理的。
孟子解释说：“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意思大概是：城门洞很窄，只容一辆车进去，所有进出城的车都要走这条路，所以其车辙深。城门内外道路宽，可以并行几辆车，其车辙自然就浅了。孟子的意思是不是说：禹时钟的数量很少，所以利用率高，钟钮就负担重，而到了一千年后的文王时，生产发达，文教繁荣，钟就多了，每个钟的利用率相对就少了？
关于本章的真义，朱熹《四书集注》说：“此章文义本不可晓，旧说相承如此。”
原文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译文
齐国遭了饥荒。陈臻对孟子说：“齐国人都以为老师会再度劝齐王打开棠地的粮仓来赈济灾民呢。您大概不会这样做了吧？”
孟子说：“再这样做就成了冯妇了。晋国有个人叫冯妇，善于打虎，后来成了善人，就不再打虎了。有一次他到野外去，看到许多人在追老虎。老虎靠着山角顽抗，众人也不敢上前去打。他们望见冯妇了，就迎上前去，请冯妇帮忙。冯妇就捋起袖子伸出胳臂下了车，大家都高兴了。但作为士的那些人却讥笑他。”
解读
冯妇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打虎能手，后来学好不干了，但一有机会就又干起来，因此受到士人的耻笑，留下“下车冯妇”这样一句成语，讽刺那些重操旧业者。
孟子用冯妇的故事，表明自己不会再向齐王进言。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疑此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将去矣，故其言如此。”
原文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译文
孟子说：“口的对于美味，眼的对于美色，耳的对于美声，鼻的对于芬芳气味，四肢的对于安逸，这些爱好，都是天性（生理欲望之性），但是得到与否，却属于命运，所以君子不把它们认为是天性之必然（不是非有不可，没有也一样做人）。仁的对于父子，义的对于君臣，礼的对于宾主，智的对于贤者，圣人的对于天道，它们能否实现是属于命运，但也是天性之必然（没有就难以做人），所以君子不把它推给命运（努力求其实现）。”
解读
这一章是孟子说“性”与“命”二者关系很重要的一章，义理精切，含意深远。
希望得到美味、美色、美声、芳香、安逸是人的生理欲望之性，是人的天生欲求，但由于种种限制，不可能全都如愿。小人活着就想方设法要使这些生理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君子则不把生命的自然之性作为本性，认为顺生理欲求而奔波，并不是人生价值所在，人活着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他会安于所受的限制而不恣肆。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而人们赞扬颜回“乐天知命”。
仁、义、礼、智义理之性以及天道，实现它们会受到种种限制，使人感到无可奈何，但君子不会因为其中有种种限制就放弃。一个有德之人，不论他父亲是否对他慈爱，他一定以孝事父；不论对方对自己如何，也一定以礼待人。圣人知德行道，无尽无休，毫不停顿，不把限制推给命运而解脱自己。
朱熹在评此章时说：“愚闻之师曰：‘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美味、美色、美声、芳香、安逸）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仁、义、礼、智及天道）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张子所谓，君子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其言约尽矣。”
原文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译文
浩生不害问道：“乐正子是怎样的人？”
孟子说：“是好人，信实之人。”
浩生不害说：“怎么叫好？怎么叫信实？”
孟子说：“值得人取法就叫做好，那些好的品质实际存在于他本身就叫做信实，本身充满了好的品质就叫做美，充实而且光辉地表现出来就叫做大，把大化掉（和平常人一样）就叫做圣；圣德到了不可知的境界就叫做神。乐正子是介于好和信实二者之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
解读
乐正子名克，是孟子的学生。《孟子》中有五章写乐正子。《告子章句下》第十三章，孟子具体介绍了乐正子的“善”和“信”。本章是孟子通过乐正子谈什么是善、信、美、大、圣、神。他把人的进德分成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先是自外而内（善——信）；然后自内而外（美——大）；再次自外而无（大——圣），以至不可知（神）。一个人的修养能到自外而内，像乐正子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如能继续前进，能够力行其善以至于实实在在充满其身，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美在其中者，如颜回，如曾子，一言一行皆可为外界取法，以至影响百世，可以说是“大”。“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如孔子，“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可以说是“圣”了。圣人是至人，是人修养的极点。如果圣人做到人所不能知，就“神”了。
原文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译文
孟子说：“逃离墨子一派的，一定归于杨朱这一派；逃离杨朱这一派的，一定回到儒家来。既回来，就接受他算了。今天与杨、墨两家相辩论的人，好像追赶逃走的猪一样，已经送回猪圈里了，还要把它的脚捆住。”
解读
战国时百家争鸣，这期间，各派人士由于认识的转变，难免有由这一派转入另一派的现象。据说，孔子的学生开始就有许多转入其他派然后又回来的。战国时代，这种现象也经常发生。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回到儒家的人呢？孟子主张“归，斯受之而已矣”，即不追究既往，欢迎他的归来。但当时有些儒者，与杨、墨经常辩论，对他们的信徒也成见很深，有人来归，则另眼相看，怕他们再“叛变”。在这里，孟子批评了这种狭隘不能容人的思想作风。儒家对杨、墨的理论，批判十分严格，寸步不让，但对那些能认识到杨、墨的错误回到儒家来的人是宽容的。结果，信仰杨、墨的人越来越少，而信仰儒家的人日渐增多。
原文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译文
孟子说：“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谷米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君子于三者之中，用其中一种，其余两种暂时不用。如果同时用其中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人。三种都用，父子就要离散了。”
解读
古时粟米之征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孟子主张在征收粟米的时候，不要再加其他的税收。在秋天“粟米之征”结束后，到了冬天可以有力役之征，这就是所谓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五章）。“布缕之征”一般在夏季。总之，要“用其一，缓其二”。如果同时“用其三”，家庭将要破碎，父子将要离散，就会“国将不国”了。
在上者应该牢记“民为邦本”，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
原文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
孟子说：“诸侯的宝贝有三样：土地、百姓和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贝的，祸害一定会临到他头上。”
解读
国君以国家三宝为宝的，国家稳定；不以国家三宝为宝，而只想获取珍珠美玉，甚至为了珍珠美玉而出让国家三宝的，国家就危险了（请参看《离娄章句上》第九章说解）。
原文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译文
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会死的。”
盆成括被杀，弟子问道：“老师您怎么会知道他会被杀？”
孟子说：“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但不知道君子的大道，而那将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罢了。”
解读
为什么小有才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生在乱世，他所在的齐国又是重法不重情。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春秋末期，可以说是天下无道，孔子就教育弟子们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国家有道，要说话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要行为正直，说话谦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之大道”吧？盆成括生在战国时期，有点小聪明，但“恃才妄作”，行为不检点，说话又说别人所不敢说的，以显示自己的不凡，这就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有小聪明而吃亏的人很不少。
原文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
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
曰：“殆非也。”
“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到了滕国，住在上等馆舍里。有一双没有织成的草鞋在窗子上不见了。旅馆中的人寻找不着。有人就问孟子说：“我们找不着，是跟随您的人把它藏起来了吧？”
孟子说：“你以为他们是为着偷草鞋而来的吗？”
旅馆中人说：“大概不是的。”
孟子说：“我开设课程，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只要他们怀着学习的心来了，就接受。我的弟子不会拿别人的东西。”
解读
本章最后一句，各书有出入。朱熹的《孟子集注》是：“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这句话好像全是旅馆中人说的。这样一来，那双草鞋是否是孟子的弟子拿的，也不清楚了。而且，旅馆中人不可能说出：“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这样的话，只有孟子本人或亲近孟子的弟子才能说。
最后这句话是孟子坚决否定旅馆中人的怀疑，认为自己弟子是来学习的，不会拿别人的东西。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恬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这种不忍心扩充到所忍心干的事上，就是仁。每个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这种不肯干扩充到肯干的事上，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想害人的心扩而充之，仁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的心扩而充之，义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扩而充之，那无论到哪里都合于义了。挖洞跳墙都指什么说的？一个士人，本不可以同他谈论却去同他谈论，这是用言语诱他以便自己取利。本可以同他谈论，却不去同他谈论，这是用沉默来诱他以便自己取利。这些，都是属于挖洞跳墙这一类型的。”
解读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人皆有，这只是仁义之端，必须把它扩充，人才能成为仁义之人。怎样扩充？就是本章所说的“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所不为，迭之于其所为”。
在士人中，常犯所谓穿窬之类的毛病——如“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但这个毛病人们并不注意，常常认为是一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有取于人的，和穿窬之类没有区别。因为它隐蔽，所以孟子在这里特别指出来，要人们扩充其无穿窬之心。
原文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译文
孟子说：“言语浅近，意义却深远的，是‘善言’。所操持的简单，效果却广大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是常见的事情，可是‘道’就在其中。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去影响别人，从而使天下太平。人的毛病就是放弃自己的田地而去种别人家的田地，要求别人的很重，而自己负担的却很轻。”
解读
孟子开始言“善言”、“善道”，是想说“道”就在我们常见的事情之中。君子的操守，不求深远，就从自己的修身开始，要严格要求自己，找自己的不足，不要专挑别人的毛病，要克服“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的毛病。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