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拯救民族危亡，寻求振兴之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最早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们从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并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缺点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之根本矛盾，“一旦供过于求，遂至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他认为，“余值”（即剩余价值）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所以，马克思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不公”，“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政治上，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殖民政策，他们利用自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侵略和剥削别国，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写道：“帝国主义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和其他资本国家争夺市场非得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在道德上，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将大多数劳动者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牛做马连机器都不如，“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的色彩呵！”
李大钊、陈独秀的以上观点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为了避免中国重走欧美的资本主义老路，他们提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实业，主张用革命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党的一大党纲中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从1921~1927年间党对外资的思想和政策是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外国在华投资。首先，反对外国援助，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党在三大中对国民党“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认为是“错误观念”。党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他们利用自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勾结军阀谋求自己的在华利益，导致战争不断，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其次，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党认为“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工厂和矿山、交通工具及其他企业，是直接榨取中国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血汗，使中国工农劳动群众陷于饥饿痛苦的地位，这些企业又同时增强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的与军事的统治作用，因此一概收归国有。”第三，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党的三大党纲中提出：“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销外国海陆军”，“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华设立教会和学校。”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他们把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简单的看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排斥资本主义，认为近代的中国“受资本主义发展至最厉害的坏处，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伟大的好处。”由于不能正确区分合法的外援和外资活动，党在这一时期对外资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开始，由于根据地群众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经济建设成为可能而且必要。为了建设根据地，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加强对外贸易，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利用外资。1931年苏维埃政府宣布允许外国某些企业在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下，重新另定租借条约，继续生产。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文件中，在实践中毛泽东在多次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都谈及了利用外资，他在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就说：“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纷纷解囊相助，向中国抗战捐献了大量的财物，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利用外援所起到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他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必要的。而且在抗战时期，党在根据地内已经有了雏形的工业建设基础，但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技师成为最大的困难。因此，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从多方面提出了利用外资的政策。
第一，奖励私有企业，保护私人财产。党明确提出根据地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一切抗日人民不问其属于任何党派任何阶层，均有其土地与财产之所有权，任何个人、团体或机关，不得加以干涉与侵略；一切人民均有营业与营业之自由（除政府规定的违禁物外），任何个人、团体或机关，不得操纵、限制于没收；欢迎海外人士向根据地投资，发展生产事业，并保障其安全。
第二，欢迎外资到根据地投资兴办实业，但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租界、银行、海关、航业、矿山、工厂等）禁止外资进入。党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欢迎海外人士及敌占区同胞向根据地投资，发展生产事业。”但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党早在1931年就提出：“为保障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解放起见，苏维埃政府将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航业、矿山、工厂等）。”1940年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他引述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强调：“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三，承认合法投资，反对政治借款。对于以借款方式出现的外资，党认为，“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都是合法的，承认合法的外国投资，但反对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外国借款。毛泽东说：“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或者用以制造内战进攻红军的借款，以及一切不为中国大众谋福利的借款。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利用外资的区别是：国民党利用外资主要目的是从事军阀混战，或者进攻红军，并且他们一向对外借款总是损失了无限的主权。”
第四，投资目的以发展基础工业和农业为主。党提出在利用外国借款或投资时，只能用在发展中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基本生产上，特别是用在建设基本的基础工业和农业生产。毛泽东说：“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和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
第五，允许外资开展文化实业与宗教活动。党提出：“在尊重中国主权及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进行实业文化宗教的活动。”“欢迎一切文化工作者、专家、科学家、学者来根据地共同建立抗战文化教育，并予以优待。”对于占用土地，兴建教堂和教会学校的，党认为只要在尊重中国主权，及遵守边区政府法令之原则下，经专员公署以上政府机关之批准，可以依法租用必要的土地，办理实业文化公益及宗教事业，但违反中国法令时，政府可以随时撤销其租用；外国传教士以私人名义购置或捐募之土地，改为有关教堂或教会学校所公有，依照边区政府法令免纳赋税，其收益作为教会公益经费及办理教育之用。
党在这一时期科学的认识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客观要求是扫除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不应该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能禁止它的发展，因此，党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政策。尽管党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政策有一些还是对未来的设想，仅仅只停留在理论上，但这些认识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实践中解决外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一座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如何对待和管理这些从城市中的外国在华企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党在1949年1月19日《中央关于外交关系的指示》中表示：“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政府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予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只对其人民经济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禁止的命令。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6月，毛泽东进一步表示：“要与外国人做生意。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因此，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恢复生产和稳定人民生活的需要出发，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外资公用事业和一些企业，派驻了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并由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会组织监督和帮助其进行正常生产，严禁怠工和破坏。具体政策如下：
第一，对外国侨民、教堂、学校和医院的政策。“在原有解放区遇到一些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学校、教堂、医院等。在新占领区和城市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以至外资开办的工厂、矿山、商店等，甚至有外国领事馆及外国银行者。我们目前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等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国家机关一般采取保护政策。”
第二，对外国在华投资设立工厂的政策。党对外侨为维持在华生活而开办的小型工商业，允许他们守法经营。对于申请歇业者，只要其无未了结事项，一般给予批准。但对于申请新开业的，则从严控制。具体如下：“凡遇有外人投资设立并主持之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我军到后，暂不加以没收，也不许加以破坏，并可与之商定继续营业的临时合同，规定在服从民主政府法定及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如原主逃走，则由政府接手经营之。但在接收时不得加以分散或损坏，以便能继续开办。如原主回来视情况，得与之订立公私合办的合同，或仍按前述规定，交回其自办。凡外人开设之商店，不进行破坏活动，并服从民主政府法令者，均可允许其继续营业，并受民主政府保护。如店主逃走，并关闭其商店者，则由政府负责保存，限原主或其委托负责人，于一定期间内，回来恢复。逾期不回，即有政府接收经营。不论公营，私营工商业中之外人股份，一律承认其股权有效。”
第三，对外国银行的政策。“凡遇有外国银行或其代办所，不管其是否由于两国条约有互惠规定和特许，一般的应先停止其营业，并审查其业务情况。如认为某种范围的规定内，确有另其继续营业之需要，亦须经中央批准，并与之订立临时合同后，方得允许其重行营业。至对其财产，不论重新开张与否，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1949年后，中国沿海口岸与美国还有一些贸易往来。因此，党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指定大通、花旗、美国商业三家美国银行为外汇指定银行，允许其经营一部分外汇业务。
第四，对外国私人、团体和政府在中国所拥有的房地产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外人教会和外人在华房地产的处理原则》开始处理外国私人、团体和政府在中国所拥有的房地产。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许他们买卖或继承土地；对外国人占有的农田和农村空地予以没收或征收，对有建筑物的基地随同处理建筑物予以收回，土地不计入外国人资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和在军事上侵犯新中国，而且在经济上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到这年年底，美国政府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冻结我国在美国各银行的存款及在第三国银行的美元存款，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对于美国这一封锁禁运政策，我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1950年11月5日，外交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外资企业处理办法的初步意见》，区别外资企业所属国家，首先应以美国在华企业为主要对象，对英资及其他外资企业亦得加强管制使之适应中国的需要。然后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立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和清查：“中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区人民政府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自此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宣告中断，中美两国银行间也断绝了往来，美国花旗在华银行相继申请停业。
从1953年开始，中国在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按照“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清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产业”和“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个别处理”的政策全面清理在华外资。到1956年底，美国在华产业得到全部清理，英国在华企业总资产的93.1%得到了清理。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资产以收购、代管、接管、对价转让、自行歇业等方式基本清理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