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那么人在实践中就不得不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从出生之日起就“遭遇”到了既定的且是不可更改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总是带着预期的目标计划。一定的目标计划是属于思想领域的东西，是来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们在实践前形成的目标计划就是对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一般来说，“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但是人们对这个背景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不会完全合二为一地把握即不可能达到主观等于客观的程度。“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在这样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会走向失败也就具有了必然性。人不可能摆脱“错误”这个“烦”的纠缠。所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是很少的。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人在实践中犯有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错误的产生是具有合理性的。错误的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因此，我们的思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会落后于现实的，我们的实践也就必然会走向失败、错误。然而，现实是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发展的。要使人的思想紧跟变化发展着的现实，就必须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加深认识。“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可以说，没有错误也就无所谓正确，正确是从错误中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走向了正确。因而，人不会永远生存于错误之中，总要不断改正错误，走向正确，这样人的生存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因此，人在实践中是会犯错误的，错误也并不是可怕的，是可以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和改正的，使人们不断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走向成功。错误在人的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由于错误的存在，促使人们不断实践，摆脱错误，实现人的生存从“烦”到“不烦”。错误也就成了促使人们不断实践、实现人的生存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将错就错。在这个意义上，错误也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及规律还认识不准，导致了实践中的失败。对自己犯有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然后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以及做好自我批评；最后就要积极地予以改正。所以，正确是从错误中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随时修正错误”。毛泽东还时时告诫全党同志如何对待那些犯有错误的人：“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的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定要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效果。因为“我们工作中的是与非的问题，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说话的方法。”
人在实践中犯有错误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又恰恰是在不断排除错误这个“烦”的基础上前进的。人的生存是实践，实践让人在生存中产生了“烦”，“烦”的排除还是要依赖于实践。人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排除“烦”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人实践的最终归宿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复归”，到那时，人的生存才是社会性的生存，异化、剥削之类不平等的东西才会完全消除，人也就完全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自由地生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用“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从私有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人的实践方式的变革。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就是人的实践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共产主义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因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才是真正的人的、自由的生存，是自由王国。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生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敌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人们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按需分配来实现了，“阶级差别消失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也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也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才是真正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去除了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人的实践才是真正的自由了，进入了自由王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实践是绝对的自由了，因而就不会犯错误了，错误就已经消除了。这是对共产主义人实践的空想，是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人类社会就会没有发展。共产主义主义也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先进与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所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正确代替错误，先进代替落后。人的实践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向前发展的。
论计划与市场视阈下邓小平与斯大林
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赵，洋
【摘要】邓小平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经济手段，辩证的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思想，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了体制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斯大林对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作用的过分强调，使他对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采取了“限制”的态度。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必要性及其作用的论述，构成了斯大林市场理论的基本内容。斯大林虽然承认商品交换的存在，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他却把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放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计划根本对立的位置上。
【关键词】斯大林；邓小平；计划；市场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在任期间，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他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学术界关于邓小平和斯大林计划与市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甚少，笔者认为在计划和市场视阈下对邓小平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厘清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探索
（一）邓小平按照世界市场经济产生、演化的实质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1979年11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
首先，按照世界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化的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邓小平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次，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市场是手段，属生产力的方法论范畴，社会主义可以利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再次，对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经济作了概念性的界定。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就严格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区别开来了。
（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属于“经济手段”范畴
首先，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就已经把市场“当作经济手段”看待了，1987年提出了定性概念“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延伸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其次，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1982年将该思想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企业家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次南方谈话，邓小平坚定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观点。
再次，深刻地揭示了计划和市场的功能利用二重性。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这就从大前提上确定了生产手段、方法的功能利用，均有二重性的特征。计划和市场既然是经济手段，那么，它们的功能利用必然具有二重性。正如邓小平明确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三）邓小平阐明了计划和市场之间优势互补的辩证关系，促成了两者的历史结合
首先，能否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我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全党关注的焦点问题。1982年10月邓小平认真地总结研究了几年的改革经验后，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就把问题提到了改革成败的高度，引起了全国人民广泛的重视，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次，计划是市场结合利用，不搞主辅之别，相互占比没有谁多谁少之分。邓小平指出：“我们以前学习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将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就是说，两者结合，不能有主辅之别。由于受到以前教条主义的影响，在结合利用计划和市场的过程中，人们总在各占多大比例上绕来绕去，老怕市场经济占比一大，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就影响了思想的解放和改革的深入，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深刻揭示了两者同属经济手段范畴，在结合过程中，谁多点还是少点，都改变不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探索
（一）斯大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