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二次大退让。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打击和削弱中共、扩大反动势力、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事件和重要步骤之一，这次事件是蒋介石阴谋打击共产党的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演习。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苏俄军事政治代表团负责人布勃诺夫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仓促得出主张妥协退让的应对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为了“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为“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以应该顺势而下”。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顺势而下”的“让步”策略就这样出台了。究竟如何“让步”呢？在军事工作方面如何“纠正错误”呢？布勃诺夫指示：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俄国顾问突出自己以及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与此同时，要减少国民革命军里中共党代表对将领们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更加谨慎即不要大讲特讲新式军阀、小资产阶级性等。布勃诺夫在3月27日给鲍罗廷的信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采取灵活的态度，善于利用各种条件，而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为了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他通知鲍罗廷说，“军政代表团已决定解除南方苏俄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和参谋长罗加乔夫等人的职务”，并说：“这是根据三二○事件的形势采取的措施。”同时承认：“这些结论是初步的，因为许多材料和听到的报告，使团还没有作充分的研究。”月29日，鲍罗廷根据信件的指示，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君子协定”共产党员接受蒋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蒋同意鲍的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明确表态支持北伐战争。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要求共产党无代价地为国民党作嫁衣裳。这种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多多配合，绝不要与国民党中派势力决裂和妥协退让方针使蒋介石的反动意图得以实现，中共因而又受到一次严重打击，放纵了蒋介石以后更肆无忌惮地反共，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5月17日，布勃诺夫使团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使团在华两个半月工作总结中，完全坚持对三二○事件的最初结论。甚至提出：三二○事件“突出说明，‘左倾’危险是领导国民革命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主要危险是‘左倾’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在目前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三二○事件使蒋介石“在精神上占了优势，在政治上得到极大的成功”。
“整理党务案”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三次大退让。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提出旨在全面限制和削弱中共、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同鲍罗廷商量时，鲍罗廷竟然对蒋介石“态度极为和缓”，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反而受到鲍罗廷的认可。鲍罗廷又令张国焘和谭平山向蒋介石表示支持会议的决议，保证共产党“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压力下，在会前中共中央不得不致函国民党，申明“整理党务案”原本是贵党内部问题，他党均无权赞否。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张国焘、彭述之最后按照与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及苏俄代表的意见，要求与会中共代表签字接受，并保证中共决不“倒蒋”。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这是蒋介石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的阴谋，蒋介石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此，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乘机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等大权，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中共在国民党内领导权损失殆尽。
“三大退让”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指导，决定了中共政治、政策和策略的走向。从此以后，中共实际上就放弃了在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的领导权，沦落为“尾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了他本人应负政治责任外，还不能不特别指出与共产国际错误地把蒋介石当成了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有重大关系，否则是不会两大反动事件后仍把党政军大权统统拱手于蒋介石的。共产国际一切为了统一战线，采取纵容妥协的态度，对新老右派步步退让政策成全了蒋介石，使蒋介石的势力不断膨胀，国民党新右派或右倾势力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权，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革命性越来越变质，奠定了以后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各种基础，大革命已经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形势，国民党新老右派也暗中汇聚起来开始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以中国问题为议事中心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因此，他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指出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主义，联合左派，批判并把中立派拉过来，确立又联合又批评之政策。把蒋介石定为左派至少是中派，汪精卫也是左派。决议没有把中共领导革命武装提到议事日程，却肯定“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只是在国民党中组成左派即可。共产国际把蒋、汪之流看成了左派是阶级分析法上的严重错误，使处境已经相当困难的中共不得不再一次强调名存实亡的国共合作，其中当然包括蒋、汪集团。使中共不能也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随时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此时，无产阶级领导权从议会斗争到国民革命皆丢失殆尽。
1927年3月16日，苏俄《真理报》发表题目为《中国革命与国民党》的社论，虽然改变了过去的一贯提法，把蒋介石划入国民党右翼及靠近右翼的人士，但仍未彻底抛弃对蒋介石的幻想，仍希望蒋介石转变，称赞蒋介石遵守国民党的纪律。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干部会上称蒋介石“遵守纪律”。同日，陈独秀与汪精卫也联合发表“汪陈宣言”，粉饰太平，为蒋介石辟谣，还在白日做梦般幻想国共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由于共产国际在蒋介石即将发动政变危机时刻，表现了严重右倾麻痹，对于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手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清醒认识，毫无准备地跨进了一个需要立即作出决策重新考虑如何进行革命的新时代。特别应指出，到了此危机的关键时刻，罗易甚至提出他与鲍罗廷或魏金斯基要到上海会一会蒋介石，尝试继续与蒋介石“周旋”，以“弥和分歧”，“共同的和解”。4月12日，罗易还致电蒋介石，与虎谋皮，天真地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甚至电报的最后还说道，如果蒋介石接受忠告，则愿意亲赴南京“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此时的蒋介石已铁心反共，四一二政变震撼了忙于筹备中共五大的中共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人。4月21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还在强调：“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已经“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要求“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即武汉政府，认为，中共与武汉政府合作“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苏俄代表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魏金斯基、米夫出席。据党的五大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回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大纲是罗易规定的。罗易也说，政治报告的内容“在共产国际详细讨论过”，即贯彻执行的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主张。罗易在五大上先后作了六次发言，为当前中国革命提出了“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组织农村自治政府、建立国家民主专政和“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等五项任务。会上鲍罗廷还公然站出来为国民党拒绝土地革命的做法进行美化和开脱。他说：“国民政府反对在土地问题上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并不是从实质上反对，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需要保持指挥人员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应当在实施这些措施不触及国民革命军指挥人员的利益。”
因为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是土地所有者。从4月初罗易到武汉以来，他与鲍罗廷的矛盾和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罗易在中共党的五大闭幕前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发电报给斯大林。电文开头就写道：“局势是危险的。没有发出真实消息的渠道。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同鲍罗廷有分歧。”大会接受了去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据此精神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幻想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权独裁制。”由于罗易与鲍罗廷在北伐、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意见冲突，大会没有能提出任何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当前紧急危机的切实可行办法，没有能担负起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中共五大后，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做一切问题的中心。共产国际过高估计武汉政府，罗易大肆吹嘘汪精卫，为了拉住“左派领袖”汪精卫和“左派军人”唐生智等不与中共分裂，竟不惜压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牺牲革命利益。5月21日，许克祥在反动军人何健授意下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马日事变”的爆发已经使国共关系处于全面的动摇之中，国共合作接近尾声。然而“马日事变”的发生却不曾惊醒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鲍罗廷竭力把它解释为个人的行为和地方事件，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
鲍罗廷在处理“马日事变”上，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方面责怪农民运动过火，企图以压制农民运动的方法挽救已经笼罩武汉的政治危机，另一方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唐生智身上。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由鲍罗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佬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的法令。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廷一致。
这种压制工农运动，屈从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此时才传达到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发动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两万党员、五万工农编成新军队，惩办反动军官等。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干了一件世界上最大的蠢事，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看，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汪精卫很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不能组织有效反击，大革命彻底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及其代表在很多方面瞎指挥的失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指示、指导和领导有直接关系，反映在中共中央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观点、主张左右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中共独立性大受影响。而党内没有足够的权威制止这些错误，更没有正常渠道向莫斯科反映逐渐抬头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失误在较大程度上是主观失误和其驻华代表的政治素质、性格和应变事态的指挥艺术不足，被迫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资产阶级两面性认识不清；对联合和斗争、独立与统一问题认识模糊；也不重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领导权等问题。总体上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左派的真实力量，同时也低估了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及其坚持反革命活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实践活动都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所进行的，发生的错误大部分亦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对合作的破裂应承担主要责任。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试论毛泽东廉政思想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赖施云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廉政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廉洁奉公；廉政教育；整党整风；健全人民民主制度；法律制度；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探讨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腐败；廉政思想；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研究和分析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更加有效防治腐败的思路和对策，更好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不变色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投身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廉政思想极为丰富，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毛泽东认为，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生活腐化、挥霍浪费、蜕化变质、官僚主义等都属于腐败的范畴。必须坚持反腐倡廉、勤政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