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的成功爆发，湖南人民功不可没。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是由湖南人民率先发动，此外，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也发生在湖南，它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此两举皆为“首动”；辛亥革命的战略方针以及革命之后湖南省率先宣布独立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湖南省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积极响应的省份，此乃“首应”。因此，湖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英勇斗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爆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湖南；“首动”；“首应”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从而引发各地掀起群众性的“保路运动”与反帝爱国热潮，尤其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突出，并因此成为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而彪炳后世；湘川两地在近代史上都是革命大省，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斗争中更是同仇敌忾。然世人皆知四川保路运动乃辛亥革命之导火索却已忘当年是在湖南保路运动及广大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才导演了一场辛亥革命的预演；随着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掀开了旧中国的民主与革命道路崭新的篇章，正是在这革命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时期，湖南爆发了自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一次具有其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武装起义，它如狂风突起，不仅给清政府及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还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中国人的革命斗志，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与革命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然而，湖南人民的两大“首动”之功却也在历史灰暗的光环下渐渐褪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光复，揭开辛亥革命序幕。10月22日，湖南率先宣告独立，中国局势瞬间为之改变，共和大业甫定。“首义”（本文特指武昌起义）之举，彪炳史册；“首应”（在本文特指辛亥长沙起义）之功，亦永载千秋。曾也是他们共同促成了革命形势的成熟，并最终制定了“湖北首义、湖南首应”的战略方针，然而，时人往往只知湖北“首义”之功，忽略湖南“首应”之劳，不免厚此薄彼。本文主要从湖南人民的“首动”（本文特指湖南保路运动与萍浏醴起义）与“首应”两大历史壮举来深刻剖析湖南之于辛亥革命的特殊意义。
一、湖南人民的“首动”
（一）“湖南保路运动”
当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顿时全国大哗，湖南首先兴起反对的保路运动。“铁路国有”，旋即批准的《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其具体利益涉及包括四川、湖北、广东、湖南等地，但“首动”发生在既不是处于铁路枢纽中心，又不是最大利益受害的湖南，其原因是值得深思与推敲的，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腐朽的清王朝已然成为一个卖国的、反动的政府。因此，无论是“保路运动”还是其他任何一次暴动，其矛头都是直指清政府的。清政府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严重危害了湖南人民的利益，是所有湖南人所不能容忍的卖国行径。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所有湖南人民心中的愤怒之火，并最终燃成燎原之势，至反动的清政府于毁灭之中。其次，从地域上来说，湖南人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主义精神，“舍得死，瓣得蛮”也是所有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正是所有湖南人秉承了这一富有英雄与斗争色彩的个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历史关头都能清晰地听到来自湖南人民的呼声；再加之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前赴后继，革命斗争的气焰也蒸蒸日上，人民的反抗精神也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于是，湖南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湖南保路运动中上万名群众举行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众多的铁路工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商人号召罢市，学生响应罢课。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一场预演，它的发生发展直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成熟。也正是湖南保路运动的直接推动与影响才带动了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极大地冲击了腐朽的清王朝。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随即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四川的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同时湖南的保路运动也是功不可没的。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指出的：“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的辛亥革命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的。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揭开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序幕，从而开启了旧中国民主革命新的历史征程。
（二）萍浏醴起义
同盟会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各地革命团体与革命义士也都枕戈待发。在这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率先爆发，在湖南打响了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枪，这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起义。
“劳苦百姓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在同盟会领导下，起义规模迅速壮大。遍及醴陵、萍乡、浏阳、衡山、宜春、万载、湘潭、修水、平江等10多个县。此次起义与清兵鏖战匝日，给清政府及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清政府调了集湘、赣、苏、鄂四省之多的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连当时的《捷报》记者哈迪佐惠都心有余悸地承认：“这次暴动比一般无关重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这次起义，在战场上牺牲和在“清乡”运动中被害的无辜群众“逾万人”，绝大部分是湖南人。青年革命活动家刘道一、浏阳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安源矿工中的会党首领萧克昌等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道一是留日学生中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员中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是失败了，但是，它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积累了经验，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是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此次起义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并首次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纲领以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来具体落实，开启了武装斗争的新帷幕，同时也展现了湖南人民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然而，在现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是曾轰动全国并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也不曾较多地知晓萍浏醴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本着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历史事实尊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一段复杂而又传奇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湖南人民才是整个保路运动的先驱，正是因为有了湖南人民的英勇反抗才带动了四川甚至于整个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准备了基础；同时，打响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枪的萍浏醴起义也开创了中华同盟会武装反抗的先河，为今后的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等武装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与经验教训。纵观中华之历史，刘邦、项羽灭秦之功固然是流芳后世，但陈胜、吴广首举之劳亦永载入史册。也许没了湖南也还有后来人，但历史与事实不容我们去假设与否认。保路运动与萍浏醴起义早已远去，辛亥革命也已成历史，巨大的光环曾照耀了富饶的蜀汉大地，我们也应该对曾经作出过巨大历史贡献的湖南予以正名与缅怀。因此，纪念辛亥，我们就应该将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与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一如既往地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将湖南人民敢为人先的革命斗争精神彪炳史册，传承后世。
二、湖南人民的“首应”
辛亥革命之初，革命者们就制定出了“湖北首义、湖南首应”的战略方针，湖南省自然就成为伟大辛亥革命的首应之省。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或者仅是革命者之间的一种主观产物。湖南省之所以会成为“首应者”，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的。
首先，在根本上还是列强的掠夺、清政府的盘剥以及自然灾害的肆虐使得广大的湖南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革命反抗精神强烈；其次，两湖革命联系极为紧密，在革命的酝酿阶段，两湖地区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革命联系，是辛亥革命湖南“首应”的重要原因。武昌起义前，两省就已有约定，如湖北省先起义，则湖南立即响应；若湖南先起义，湖北则即日跟上。因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燮槐就来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通报了起义的消息，并请湖南立即响应。
湖南“首应”还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湖南人天性直率、胸襟坦荡，更有一股敢拼、不怕死的蛮劲，这一特点决定了湖南“首应”之举的历史合理性。回顾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都不乏卓立敢死的湖南人的身影，并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湖南人才群。早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代表人物如陶澍、魏源、贺长龄等都是湖南人；第二拨湖南人出现于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第三拨出现在维新运动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
身逢乱世，湖南人敢死敢拼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勇于出头。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为武装反清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是舆论界的骄子，还是战场上的英雄。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武昌首义前后，湖南人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因而，武昌起义后，湖南人首先响应也就不足为怪。总之，湖南成为“首应”之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性格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某种偶然巧合，诸多力量交织，最终推动湖南立下“首应”之功。
武昌首义成功后，同盟会湖南分会由焦达峰、陈作新领导新军于22日发动了起义，湖南率先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成立了参议院、军政府。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了。在当时全国还处于枕戈待发但仍有很多省市持观望态度的时局下，湖南省的积极响应不但声援了湖北的起义，还进一步的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两湖地区在地缘上就很是靠近，湖北的率先起义以及湖南的积极响应让当时先进的革命起义不再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两个省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参与革命的信心与决心。并且湖南还出兵援鄂，当日，起义军将抚署改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又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布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当晚，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齐聚咨议局，选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28日，湖南新军出发支援湖北，巩固武昌首义地区的胜利。
作为首义之省的湖北理当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与革命的圣地，但是，作为首应之省的湖南也是不容忽略的，湖南人民为辛亥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也应该得到历史的认可，湖南之于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民主与改革之路的功劳亦不可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三、湖南与辛亥革命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发生在四川，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又诞生于湖北。历史的机遇总是与劳苦功高的湖南擦肩而过，历史与人民对于那一刻知道的只有最终成就辉煌的四川人民与湖北同胞。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回顾已过的那段历史，深刻剖析其内在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湖南始终走在历史发展的最前沿。湖南人民创造的保路运动与萍浏醴起义之“首动”与辛亥革命之“首应”两者之间是有着非常紧密与必然的关系。
“铁路国有”政策一出，湖南人民奋起反抗，从而带动了全国保路运动的大发展，但是，历史的选择不会让湖南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湖南、湖北本为邻省，这就使得湖南不能像四川一样造成武汉地区清军守备的长时间空虚，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准备充足的客观条件。因此，历史选择了四川，湖南仅仅只是“首动”这一历史的配角而已。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省，尽管近代工业有所发展但远不及临近的湖北省发达。新的经济因素繁衍的是新的阶级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湖北的日益壮大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与物质基础；清政府新军在湖北的建立也为湖北日后的起义准备了潜在的革命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思想宣传也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因此，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汉“首义”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湖南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但湖南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长沙甲辰起义、鄂宁起义、萍浏醴起义、抢米风潮、保路运动，黄兴还多次领导了东南沿海起义等都是湖南人民斗争的有力表现，同时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多位重要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都是湖南籍的仁人志士。
“首动”与“首应”，湖南之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湖南人民的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其主要表现在：（1）长沙是辛亥革命首应城市——即首先响应武昌首义的城市；（2）湖南人是同盟会与革命党的中坚力量，如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
（3）在武昌首义前后的整个过程中，湖南人为数众多，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4）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出任各地一把手都督的湖南人最多，应是7位，约占全部都督数的三分之一。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焕发了革命的激情与热血，一直走在了革命的前列，历史的前沿。积极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华兴会、举行浏醴萍起义、掀起保路运动，湖南一直是革命党人进行反清宣传、从事反清斗争最富朝气的地方。湖南人为了革命理想不怕死、敢流血的性格也早在那时就显露锋芒。从最早发起保路运动与打响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枪到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湖南儿女始终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正视历史，在湖北与四川处在盛大的历史光环下去找到属于湖南与湖南英雄儿女那光辉的历史篇章。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时，谨以此文来深刻展现湖南人民之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与贡献，来纪念长眠于地下的湖南英雄儿女与广大奉献给中国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
简析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