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各种民主革命组织。日本华侨协助孙中山在日本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仅分布在横滨一处的，就有从1895年开始陆续创立的横滨兴中会分会、横滨俱乐部、横滨文经商店、横滨华侨学校、中和堂、横滨支那亡国纪念会等九处之多。1905年8月日本华侨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定为宗旨。1911年11月在神户华侨支持下，又成立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推举王敬祥为会长，以各种方式支援革命。这些民主革命组织作为联系日本华侨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纽带，发动在日华侨对革命进行宣传，为革命的开展筹集资金，成立华侨学校教育华侨子弟，利用协会商讨革命事宜等，在辛亥革命期间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是创办各种侨报大造舆论，从舆论上声援革命。当时创办的革命侨报较多，达十四家。其中以国内省名为报刊名称的，大多是由留日学生和同乡会所创办的报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以及以江苏、云南、四川、河南、江西等省为名称的报刊。由秦力山、沈翔云于1901年创办的《国民报》，大倡革命反清之说，措词激昂，为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报刊之先驱。《夏声》的言论尤为激进，曾载文指出：“中国是中国人民共有的，中国不是独夫民贼的中国。”其他还有《复报》、《醒狮》、《晋乘》、《大江报》和《日华新报》等。这些在日的革命侨报在启发民智、鼓吹革命方面，都起过一定的影响。同时，参加革命的日本华侨还注意向国内同胞宣传，1903年冯自由等在日本募资合印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共十万册，分寄海内外同胞。
最重要的是对革命提供的经济支持。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1896年他从横滨赴檀香山的旅费就得利于日本华侨冯镜如兄弟的助款。从支援革命的经费来看，在惠州起义中，日本华侨的捐款数额为5000元；1907~1908年的5次起义捐款为14000元；武昌起义时捐款为30000元，总数为49000元。而据孙中山自称，在反袁期间，中华革命党人曾得华侨捐助共1744318元。可见，日本华侨支援革命经费不过数万，所占比例甚小。之所以造成这一情况，一方面相比美国、加拿大、印尼、缅甸等地区的华侨人数，日本华侨人数较少，绵力薄弱；另一方面也是由日本华侨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各自的革命觉悟所决定的，他们中大多数为工农劳动者、店员、小商贩，资力不足丰厚。虽然捐款数额不多，但他们能在如此人数少、资金少、环境恶劣等限制下，坚持支持革命，表现了他们对革命斗争的坚贞和勇敢，这种精神是绝非简单的数字和比例所能衡量的。
可以说，日本华侨在辛亥革命期间从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支援了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孙中山所说，“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揭开了华侨爱国史上崭新的一页，形成了华侨支援中国革命的第一次爱国高潮。
日本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并非偶然，它是长期以来蕴藏在日本华侨心中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爱乡之情的迸发，也是他们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祖国的愿望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日本华侨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侨一样，有着相同的特点：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大多数是因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压榨和政治迫害，自发的、无组织的以谋生为目的移往海外，由于与本国政府没有政治和经济联系，封建政府反而视他们为罪人，而在侨居地虽然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发建设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大，但并无政治上的权力，常受外人欺负剥削，地位低下。因此他们渴望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祖国来提高他们在外国应有的地位、保障他们生存的权力和正当利益。正是这种强烈的革命救国的爱国主义，推动了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革命。
另一方面，日本华侨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日本华侨是继檀香山华侨之后第二个积极响应革命的，可见日本华侨对革命响应速度之快，他们不仅是革命斗争的最早支持者，而且往往是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的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同保皇派作斗争，抵制、批判保皇思想；组织联合经办军资义捐各事，解决革命军需燃眉之急；创办各种侨报为革命造舆论之势，积极带头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日本华侨之所以能反应迅速，奋起支援革命，除了因为与中国地理相近、消息易通外，还因为日本华侨在日本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比起国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敏锐，政治嗅觉灵敏，有强烈的民族感，容易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斗争比较坚决。
同时，日本华侨的活动与留日学生紧密相连。从1896年开始，中国留日学生开始赴日学习。他们来到日本以后“每览异邦之风物，念宗国之颠沛，未尝不引领而望”，“痛外患之日亟而内部腐败之情形又不堪设想”。此景此情，使得他们与日本华侨一样萌生出革命意识，他们成立同乡组织，这与日本华侨中的同乡组织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天然的乡谊之情，通过日本华侨中的知识分子的媒介，1900年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开始建立联系，革命活动开始有了新的开拓，与留日学生力量的汇合，也为华侨社会添注了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
综上所述，日本华侨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是一个重要的依靠力量。从1895年开始，日本华侨为支援革命而展开的系列活动，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所作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这些贡献遍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成为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虽然面临各种局限和困境，但由于日本华侨的革命意识和觉悟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提升，他们为支持革命竭尽全能。在此过程中，日本华侨又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华侨相别的独有的特点，使得日本华侨社会能继续朝前发展，不断壮大。虽然辛亥革命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日本华侨爱国救亡的梦想破灭，期望祖国强大来改变自身处境、维系自身正当利益的夙愿成为泡影。但为辛亥革命作过贡献的日本华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在当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刻，缅怀这些日本华侨的可贵贡献，对继续发扬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也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同时，辛亥革命也在日本华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打动了千百年来长期寂寞沉闷的侨心，这就为以后华侨支援革命，特别是大规模支援祖国抗战起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西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胡力文
【摘要】大力推进工业化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追求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重要主张与政策手段。辛亥革命在民主宪政建设的基础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辛亥革命在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程度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工业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综观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常常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联系，试图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后，探究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在查阅和研究相关文献基础上，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在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的民主宪政建设铺设了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推进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随后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在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工业化运动走了一条改良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希冀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从而走出一条与旧制度体系不发生冲突、双轨并行的工业化道路。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亚洲第一个带有民主共和性质的革命政权，即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一方面组织军事力量，抵抗清军南下的进攻，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宪政建设。1911年，湖北军政府拟定、颁布而且施行了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即《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提出了共和制、主权在民的思想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建设等基本方略，是在中国第一次公布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的一个基本政纲，而且成为以后民国政纲的一个蓝本，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孙中山仿效欧美各国的议会和“三权分立”组织原则，设立参议院为立法机关，监督政府，批准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辛亥革命确立的政治制度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创新。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在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在对外关系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客观上讲，政治制度是由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通常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现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定社会经济生活的政治表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起到能动作用。一个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就必须在其基本框架之内想方设法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加速发展。由于临时政府制定了保护人权、产权的法律和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法令，于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
1918年，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孙中山在上海回顾了民国以来革命多次失败和挫折的经历，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为民国建设有业无成、国事日形纷乱、人民日增痛苦而倍感痛心。他认为民国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众觉悟不可，要使国民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并共匡国难，就要以学识唤醒社会，以主义普及国民。1919年，孙中山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本书合编成一册，题为《建国方略》，主要论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发展经济的主张、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治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
20世纪初期，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进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与本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制度体系与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对立，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都会被当时的社会制度体系所扼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强力打破中国工业化的瓶颈。辛亥革命及其宪政建设真正确立了近代中国工业化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来加以实现的道路选择。
二、辛亥革命绘制了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新发展蓝图
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化的兴起并不是人类生产方式正常、自然演进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刺激下，由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被动推进的。
从世界政治与经济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较早地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正如列宁指出的，“垄断”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从中国内部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严重阻碍了它们的发展，要使中国工业化获得成功必须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由此，决定了近代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前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的，因此，辛亥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蓝图集中体现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和《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中。孙中山的经济现代化思想贯穿着实现工业化主线。工业化思想是孙中山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符合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极大地适应了当时的国情。孙中山正确地认识到，各国的物质文明进步源于讲求机器之用，而中国之所以落伍，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仍处于手工劳动时代，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所以，发展中国工业乃是无论如何必须进行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