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开始探索国家出路的地主阶级代表，其思想仍然充满了保守气质。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处理“夷务”过程中，其政策和思想仍然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天朝大国的幻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虽然提倡向西方学习，但他认为在总体上，融儒佛道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的近代文化。传统体制的惯性和强大的影响力阻碍了内在革新动力的形成。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只是从“器物上感觉到不足”，主张“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富国强兵，对西方的学习也仅限于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其指导思想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顽固维护封建制度，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既要学习资本主义，又在相当程度上排斥资本主义的双重态度。维新派对中国的发展虽然已从“制度上感到不足”，然而，其指导思想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中。由于不能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社会民众参与度低，加上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及盲目移植，维新运动不能不归于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辛亥革命又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革命的领导者欣赏并倡导的是“中西混合”，孙中山经常在演说中称颂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辛亥革命后，帝制虽然取消，但是混乱的形势促使人们再次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旧的权威消失了，势必有新的权威取代之。革命派不能左右局面，只能与强人袁世凯妥协，军人政治取代了民主政治，军阀割据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一种专制被另一种专制取代，共和国最终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专制王权体制延绵了数千年，传统文化价值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即使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看重的也只是西洋人的长技，提倡学习的也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主导方面则是以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在中国，“封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它在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比资产阶级思想要广泛得多，牢固得多。”对于落后的封闭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文化的转换和认同甚至可能是最关键的。因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拿旧意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由于缺乏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一时战胜不了强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路还难以在短时间内取代封建主义道路。正在中国人彷徨之时，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正是这两件大事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新选择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中西文明差异决定中国人最终放弃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特质：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追求群体关爱与互助，讲求人文关怀。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群体意识，突出个人内在修养。中国历代仁人都将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为之奋斗。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极其不同。中国文化里宗法道德观念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不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人之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讲求博爱与互助，不像西方文化讲求分别于对抗。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不像西方文化乐于追求冒险与刺激。
总之，封建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以儒家仁义道德为价值信仰、以成仁取义为价值理想的思想传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中，蕴含着的最为重要的特性就是服从、博爱、互助、利群，由此在中国社会走向的选择中发挥着巨大的牵引作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中西文明差异决定中国人最终放弃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
（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安排使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彻底失望
早在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自从英国1825年第一次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暴发一次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物价飞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转嫁危机，争夺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断进行战争，1914年终于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后欧洲社会极度混乱，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这一些，使中国人民明白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制度。而战后安排国际事务的巴黎和会更是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强权与专制，以及侵略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本性，使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对西方民主大失所望，进而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积极寻找新的救国良方。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之间却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是中国人接受并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心理背景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合乎规律的结果，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个人将得到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无疑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相吻合。西汉时期的儒学精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就正式提出了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在其著作《原道醒世训》中主张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康有为更是大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写了20万言的《大同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发展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仅对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平均平等思想极为赞赏，而且还认为其中“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他还将共产主义等同于他们平时所设想与追求的“大同主义”、“大同之世”。孙中山如此说道：“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当然，历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希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幸福，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最后，苏维埃俄国成功的政治实践给近代中国人树立了实现自身社会理想的现实榜样，并因之找到传统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规定：没收地主土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一切财产成为全民财产。苏俄的这一对内政策极大地引起了中国人的共鸣，西方的平等原则、人本主义在这里得到真正的实现，并获得现实的超越，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由此也看到了社会由不公平向公平的转化的现实蓝本。苏俄的对外政策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强权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平法令》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缔结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919年7月，苏俄发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这一和平对外政策契合了中国人的博爱主义价值取向。
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受西方的人文主义影响极大，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又深深地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他们将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结合起来，从个性解放、个性发展和个人的幸福追求中引出普遍幸福的理想。它既继承了传统的兼爱观，又超越了传统的否定个人价值实现的道德观；既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又淡化了个人功利主义、个人利益至上原则；既抨击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强权政策，又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将利群、互助、献身与博爱紧紧相连，将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紧紧相连，使西方的博爱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这里得到扩展和升华，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对利益因素和生命价值的肯定被淡化，个体利益变得渺小，代之以群体利益乃至人类的利益。苏维埃俄国成功的政治实践给近代中国人树立了实现自身社会理想的现实榜样，并因之找到传统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利他主义、博爱主义、互助道德的提倡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运动与追求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方向选择。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四川抗战运动的推动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李昌国
【摘要】四川是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川人民积极投入抗战既是四川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必然表现，也在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并直接针对四川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力推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四川抗战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川地方实力派；推动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全民族抗战的巨大力量，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和中国地大、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客观有利条件，也与四川人民的巨大贡献是离不开的。四川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蒋介石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川人民积极投入抗战既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各种力量在全国抗日怒潮高涨情况下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必然表现，也在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并直接针对四川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力推动。
一、四川对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
四川虽偏处大西南腹地，但其丰富的人财物资源和易守难攻的地缘优势，使其不但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亦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坚持抗日“苦撑待变”的战略大后方，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四川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早在1921年，“蒋介石致书陈炯明，论四川地位之重要。认为四川乃西北与西南之重心，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在抗日战争转为相持阶段，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四川成为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为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保证了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抗战八年，四川不仅是全国其他各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避难的大后方，而且更是源源不断的兵员供应地、军粮大粮仓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巨大税收来源地……四川人民挺身而出，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担负起全国抗战‘总后勤’的重任，每一个被‘抽丁’的四川家庭、每一个四川纳税人为抗战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据统计，四川先后提供兵源350多万人，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滇西战役等28个大型会战，64万多人伤亡，28万人牺牲，涌现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几十个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四川为抢修川滇、川陕、川黔、川湘四大出川公路，修建防空洞、整治川江航道等交通工程征集民工250万人以上；修建中美联合空军基地33处，征集民工90万人，从成都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两项合计四川贡献服工役的总数在340万人以上。八年抗战，四川人民贡献粮食达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分之一；总支出法币（当时的法定货币）1.46万亿元，其中四川负担了4400亿元，接近三分之一；抗战所需食盐、食糖也主要由四川供给；四川人民还多次开展群众性的献金和捐献寒衣、飞机等活动，以支援抗日前线，对稳定抗日队伍，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四川成为抗日复兴基地的政治、军事、金融、工业、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