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开展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据张秀熟回忆，当时他负责对邓锡侯的统战工作，“几乎每月要分别和他们谈一次话……田颂尧方面，我们也有朋友”，并感慨“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搞得很扎实，除了注重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外，其他中上层统战工作，都是根据各个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至于各派、各界，更各有专人，难以列举”。罗世文到四川后一方面同刘湘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杨伯恺一道做邓锡侯的工作，向邓锡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他们主动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后，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到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先后会见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让他们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同刘文辉、潘家华第二次会晤，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述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坚定了潘家华抗战胜利的信念。1942年2月，周恩来同刘文辉会晤，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1942年，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联系并设有秘密电台，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胜利消息告诉刘文辉，刘文辉则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1943年，刘文辉派代表同王若飞有过会晤，1945年党又派张友渔帮助刘文辉学习政治理论，1946年，周恩来在离开重庆前还派人传话给刘文辉把工作做好一点，取得人民的支持。
三是通过各种渠道激励川军抗日热情，在抗日战场屡立战功。为促使川军出川抗日，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抗日请愿运动、在川军将士中宣传抗日主张、号召民众支持、团结地方实力派等活动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激励了川军的抗日热情。川军在抗日前线也不断受到中共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得到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巨大帮助和支持，创造了川军抗战史上的光辉业绩，谱写了川军抗战历史上的新篇章，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
总之，正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直接针对四川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才有力地推动了四川抗战运动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不仅推动了川军积极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而且有力地改变了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为以后解放战争四川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采取不合作态度纷纷通电起义顺利解放大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探析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王啸飞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精准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观点，主要包括理论学习、群众路线、整风等五个方面。这些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后加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执政能力；建设；探析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党还是个革命党，正处在逐步向执政党转型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就已经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深刻思考，并且提出了很多有建树的观点并予以实施。这些观点和措施对促进我党的发展壮大意义深远，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更是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对指导现阶段我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是我党执政的根本所在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写道：“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篇文章的发表距离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个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正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贫乏，从这篇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刻地学习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成为党的思想指南，也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中国红军才能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我们之所以要广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于党组织的基础部分大部分的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从整体水平看来素质偏低、基础较差，他们缺乏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做指导，我党今后的发展就要受到制约，甚至是沉重的打击。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成为了一门必需的功课。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面貌也和过去大不相同，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它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党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写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充分说明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活学活用，将其和我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是最终目的。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为我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
纵观我党发展的历史，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真正的灵活运用以此来指导我党工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认识到我党加强学习和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不断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所在，不能不说是他的先见之明。这个思想路线对于今天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群众路线贯穿始终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源泉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因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我们的革命要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贯穿我们革命始终的。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当时党内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党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说明我党所依靠的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我党所要走的路线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更准确地说就是依靠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路线。可以说，依靠广大农民，完善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支柱，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根据群众路线的方针，毛泽东热忱的关注农民的实际需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为了动员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乡级以下贫农团和农会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分地运动，针对农民普遍素质较低，思想认识不够的状况，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政治动员，让农民在思想上武装起来。这些措施促使农民全面的参与到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中来，使领导人和人民之间连接了一条坚实而又紧密的纽带，也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
总的来说，毛泽东所实行的群众路线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概括起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这条经验对以后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和以后我们所提倡的我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这正是对群众路线的提炼和升华。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根本路线，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这条路线都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群众路线更要发挥它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动力和支持。
三、整风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又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这些著作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那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些著作也被看做是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所以要整风，是因为当时在党内广泛存在着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这些思想作风严重腐蚀了我们的干部，对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害处极大，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这场整风运动主要解决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目的是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通过整风运动的目的可以看出，整风所蕴含的内容就是以整风这种运动形式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整风运动中，全党的政治觉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党员思想认识空前统一，党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也随之明显改善，因此，整风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随后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正是建立在整风运动基础之上，可以说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整风运动思想的延续。我们党即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时更应该注意我们的作风，更应该严格要求，这两个务必是我们党走向胜利必须保持的精神和作风。时代在发展，党所面临的形式和任务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但是，保持良好的作风始终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前提和保障，因此，整风对今天我党的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有着重要意义。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延安时期，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毛泽东发起了精简军队和政府机关、推行互助合作等运动，这几场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革命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促使在延安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通过生产自给运动，延安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甚至还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力，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到延安实地考察。此时的延安，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
生产自给的思想，可以说是我们后来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雏形。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它是延安时期生产自给方针的哲学根据。正是我党坚持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不依赖外国力量，才能在延安发展壮大，为以后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