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仁宗朝宰相。字希文。祖先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到江苏吴县（今属江苏）定居。范仲淹一生刚毅清白，不畏权贵，并以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北宋改革弊政、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诗文忧国忧民，多为咏物言志的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追求。
不计得失以国为重
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出生在徐州，父亲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便开始衰落，以至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从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自小就勤奋好学，颇有抱负。21岁时求学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身，条件非常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23岁时，得知现任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生父，原来是母亲当年为生活所迫改嫁到了朱家，所以，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当时最着名的书院之一，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学们都争着出去看皇帝，而范仲淹不为所动，仍然全神贯注地闭门读书。在书院读书时，由于范仲淹的生活特别艰苦，所以只能以粥度日，他的一位同学深表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他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就怕以后吃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经过5年的寒窗苦读，范仲淹已经是饱读诗书、精通六经、善诗能文，有志于匡正天下的的报国栋梁。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27岁，他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从此范仲淹开始走上仕途。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做官之后，范仲淹将老母亲由朱家接出自己来赡养，同时又改回了自己的姓，取名范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这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事务，听说范仲淹学识广博，便请他主持应天府堂学院。范仲淹在这里讲授艺文，很受欢迎，再加上他作风勤劳恭谨，在当时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学之士纷纷而至。天圣六年（1028），晏殊又推荐他为秘阁校理，荣任馆职。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仁宗即位，因年幼不能处理朝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已经20岁了，完全具备了亲政的能力，但刘太后却依然没有还政的意思，并且还准备在这一年的61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对此，范仲淹专门给仁宗上疏，表达他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他说：皇帝在宫中事亲，行家人礼可以；但在朝廷上，皇帝率领百官朝拜太后，不仅有损君主的威严，而且还有害于国君的体面，确实是不妥当。范仲淹坚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刘太后唯我至尊，独揽大权。因此他又上书奏请皇太后撤帘还政于仁宗。
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当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结朋党、排异己的做法就深为不满，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便利用郭皇后失宠于仁宗的机会，积极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并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此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殿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第二日又和吕夷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
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吕夷简知道范仲淹这次还朝，必定还要对朝政进行谏议，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京城开封府是最难治理的地方，这样可使他事务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只要他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但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用了个把月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当宰相，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自己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而混乱。范仲淹对此深怀不满。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图中指明京官晋升情况，哪些朝官是按规定正当晋升的，哪些是不合规定以私人关系提升的，认为此情不可不察！范仲淹还提出：对于皇帝身边的近臣，无论是提拔还是斥退，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宜全部委托宰相。并说，恐怕今日朝中有坏陛下家法的人，不可不早办。范仲淹的揭露这样无情，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虽然据理力辩，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然而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却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纷纷挺身而出，为其鸣不平。亲朋好友这次在郊外为他饯行时祝贺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回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越州。
明道二年（1033），江南路、淮南路和东京路的许多地区发生了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要求给各地派使臣去视察灾情，以便解决随时发生的问题。但朝廷许久没有答复。范仲淹对朝廷这种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极为愤慨，他质问道：“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会作何感想？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便派范仲淹到灾区去治理灾情。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使那些因灾荒而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百姓得以生存，并开始有信心战胜这场自然灾害。同时，为了使民生快速地恢复，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一部分赋税。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守备边疆巩固边防
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了西夏党项族与大宋之间臣属关系的完全破裂，夏、宋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宋朝大多数人认为对于元昊的突然称帝应给予征讨，亦有许多人认为此时不宜出兵，出兵取胜的希望也很小。但仁宗还是比较倾向于出兵的主张。宝元二年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招募，允诺对能擒斩元昊的人将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战事一触即发。
康定元年（1040）五月，仁宗任命韩琦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专门负责对夏作战事务。在战略思想上，范仲淹主张采取守势，使西夏军无可乘之机，在经济上不断削弱、在政治上逐渐瓦解，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征讨。然而韩琦的策略却与范仲淹的截然相反。他认为长期坚守，极有可能丧失士气；长期防守也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因此认为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朝廷经过多方商量，均支持主动出击。并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下令韩、范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前来说服范仲淹的尹洙感叹说：“你这一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过：‘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说：“大军一动，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