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左，他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但爱憎要实事求是，不能偏爱、偏恶。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被其他学说所吸引，或兼容并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严刑峻法；另外，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终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讲德治，对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责为异端，对那些以法为名、实为害民的胡亥、赵高等爱之、用之，使其以谗言陷害扶苏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至二世而亡。所以，识人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爱憎轻易断言。
当今的社会中，有些企业管理者总是以感情上的偏好、偏恶来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喜欢的、志趣相投的，就备加称赞，即使本事平平，企业上的大事也要把其召来商议；不喜欢的，往往刁难、非议，即使有才干，也看不到，更谈不上重用，最终使真正有才能的人离开企业。企业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换来的，人心散了，企业岂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以自己偏爱、偏恶的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总经理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总经理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唯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从近处来讲，许多与他志趣不投的有才之士，他视而不见，感情上有抵触情绪，其结果是企业的人才流失。从长远看，以个人的好恶识别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原则性，在管理上，就会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管理制度本身就会失去约束性和原则性，在总经理周围就会出现一群投其所好的无能之辈，左右企业，长此下去，势必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总经理识别人才时，必须把个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抛开自己的爱好与志趣，以整体利益为重。企业合理使用人才，就要善用人才的长处。俗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用人就要用其长。能用其长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君子不以言举人
古人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不因其能言善辩而举用他，也不因其不善言辞或说话有过错而废弃他。在对人的认识和考察中，这句话是极其正确而又有其深刻意义的。
首先，言实不符是许多人的一大缺点。
孟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孟子把言行关系总结出四种情况，至少说明人之言行不尽相符。当然，应该承认，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的能力的重要方面。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世上言实不符者也大有人在。有的人志大才疏，谈论志向，夸夸其谈，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超然之风，但一经付诸实践，却“眼高手低”，毫无建树，甚至连一般的工作都搞不好。这类人正如宋朝刘义庆所说：“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还有的人“口蜜腹剑”。唐朝天宝年间的宰相李林甫，此人极善当面捧场，说尽好话，而背后又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世人称之为“口有蜜、腹有剑”，并因其“口蜜腹剑”而遗臭万年。可是，虽其遗臭万年，现今不少人却并不引以为戒，“口蜜腹剑”者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假装伪善，博取名望，不以多干实事、艰苦立业为本，专以沽名钓誉为业，“三斤重鸭子，两斤半嘴”。听其宏论，令人五体投地，虽说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也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如果认真考其学问，促之以行，其“满腹经纶”便立刻变为满腹糟粕了。当然，也有不少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就描述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这个人叫宁俞，号称宁武子的卫国大夫。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显示出聪明才智；当国家政治黑暗时，他就装愚装傻。他的那些聪明表现，别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些愚傻，是别人做不到的。宋朝时，宋太宗要任用吕端为相，有人劝阻说：“吕端为人很糊涂，不适合做宰相。”太宗说：“朕以为，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并颁诏：“自今以后，凡中书有所奏闻，必先经吕端斟酌后上奏。”吕端为相后，多有建树。
由此可见，言实不符是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既有言过其实者，也有实过其言者。所以，古人说：“讷讷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朴忤逆者未必悖，承顺惬可者未必忠。田中菟丝，如何可络！道边燕麦，何尝可获！……皆谓有名无实也。”不仅言实不符比较普遍，而且就“言”之本身，也各有不同。有实言，有谎言，还有前后相悖之言。实言者，说话实事求是，不务虚名，不夸其同，是可信之谈；谎言者，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歪曲事实，或掩盖无能，或诽谤正义，或恶意欺骗，或夸大其词，使人误听其言而信其实；前后相悖之言者，完全据其个人需要，信口雌黄，今日黑为白，明日白为黑，莫衷一是，前后相悖。
正因为言各有别，且言实不符，中国历代以来，许多人听言十分谨慎，不轻易“以能言巧辩授官”。汉时，汉文帝游上林苑，张释之从行。文帝询问上林苑禽兽簿的情况，上林尉及其属官皆不能对，而管理虎圈的啬夫却对答甚详。为此，文帝因上林尉的不称职而想拜啬夫为上林令。这时，张释之提醒文帝，在任用人时，要注意其实际才能与道德的优劣，不能单凭能言善辩授官。文帝以为释之说得很对，接受了他的建议。
所以，总经理识人要倍加谨慎，切不可轻言举人而要根据言行综合评估。
切忌以“财”判人
人在生活中所处的情势是不同的。具有上等才能的人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富贵时能够保持谦虚谨慎，在穷困时又能显示出高尚的气节。具有中等才能的人，他们生活的好坏却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如果他们凭借富贵而得了势，就会储存许多珠宝财物，并施予恩惠别人，凡事做到周全。而受到他救济的人就会寻找他值得称赞的方面极力赞美他。得到他援助的人就会将他的小小德行加以发挥夸大。这种人虽然没有杰出的才能，却仍然能够功成名就。而如果是身处贫贱之中的人，想施舍别人却没有资财，想帮助别人却又没有权势，不能体恤亲戚，又不能帮助朋友，没有办法去行道义之举，原先恩爱的人也渐渐离开他，而责备怨恨他的人一拥而上，归咎非难他的人也日渐增多。这种人虽然没有大的过错，却仍然无故被埋没掉了。
因此，世道有好坏之分，人的名声也随之或进或退，或隐或显，如果天下的人都富足了，那么清贫的人即使生活清苦也不会有穷困潦倒的忧虑，而且他还可以通过拒绝别人的馈赠来显示自己的高洁，以此来获得很好的声誉。如果天下的人都穷困，那么清贫的人就算想借贷也求告无门，从而会产生穷困匮乏的忧患，并且会因为过于计较得失而与别人发生争执。所以两个才能相同的人，在仕途中如果一个受到了提拔，他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最终获得成功。如果另一个被上级的私心偏见所压抑，就会黯然失色，因而一事无成。
有的总经理在考察人才时，不去推究根本的原因，只是注意个人的不同现状。这就是由于情势的升降得失所造成的不同使人产生了困惑。
汉时的朱买臣早年家里很穷，靠砍柴卖柴来维持生活。他曾经背着柴读书，一面走一面背书。后来严助向皇帝推荐朱买臣。朱买臣被召见，谈论《春秋》、《楚辞》，汉武帝十分高兴，提拔他当了中大夫，同严助一起担任侍中。后来又提拔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晋代的王猛年少时家里贫困，以卖畚箕为生。有一次他在洛阳卖畚箕，有一个人出高价买他的畚箕，对他讲：“我家离这儿不远，你跟我去取钱吧。”王猛因为他出的价钱很高就跟着他去了，走着也不觉得很远；不知怎么忽然到了深山里，看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靠矮凳坐着，并给了他十倍的价钱，然后派人送他走了。他出山后，环顾四周，发现原来是嵩山。王猛相貌堂堂，不屑于理会小事，人们都轻视他，王猛仍悠然自得。王猛隐居华阴，听说桓温进了关，就穿着破衣服去拜见桓温，一边捉着身上的虱子一边谈当时的大事，好像旁若无人的样子，桓温认为他不同寻常，十分高兴，封他为祭酒，他却推辞不就。升平元年，前奏尚书吕婆楼向秦王苻坚引荐他。苻坚与他一见如故，与他谈论当时大事。苻坚十分高兴，说自己是刘备遇上孔明。于是王猛当了中书侍郎，后来又做了尚书左丞。人不可能总是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尤其是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能够忍受一时的地位低下，日后也能获得高位。
但中等以下的人才却不具备那么良好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出身贫贱而又富进取心的人才会因穷而志短，在权贵富人面前有压抑感，往往表现得底气不足，因而影响到能力心志的发挥。失败太多的人，接二连三受到失败的打击，自信心一点一点地被击溃，又长期处于潦倒之中，会慢慢沉沦下去，才能一点一点干枯，终无所成。人的才能和热情就像火，它需要不断地添加干柴，否则会渐渐熄灭。历史上诸多怀才不遇的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对于总经理而言，在察人时就应充分考虑这几种外界因素对人才造成的压力。中等之才，得到赏识和提拔，也许会知恩图报，超常工作，成为难得的上等之才。下等之才，可成长为中等之才。因为人的才能一方面有天资，另一方面又是不断磨炼的结果。
